游客不可能体验到这些东西
今年8月是黄佳鑫第二次去尼泊尔，作为一名Gapper国际义工旅行团队领队，她带领一支
二十余人的志愿者团队，在旅行之余服务于一家妇女支援中心，陪伴当地的残障妇女，帮助她们制作手工艺品。一周后，她又辗转尼泊尔中部的博卡拉，在那里的一
所孤儿院，她与志愿者的服务内容是照料刚满学龄的孤儿，这些孩子来自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交界处，一个叫不上名字的小村庄。“那里的教育和医疗都很落后，孤儿院负责人就把孩子们带到大一点的城市，给他们提供居住和教育的机会”。从孤儿院到学校的路途很长，孩子们需要在志愿者带领下穿过田野、穿行于各种小路才得以到达学校。
这样的行程对黄佳鑫而言已经是多年来的日常。“这家妇女支援中心的创始人是位当地女性，小时候住在一个极度贫穷的小村庄里，无法及时就诊导致右臂残疾，装了假肢。”谈及这段刚结束的义工旅行经历，她如数家珍。
如今这家组织专门收留有类似经历的残障妇女， “在当地，残障妇女很难找到工作，在社会和家庭中得不到认可。当地人的信仰还认为，今生的遭遇是因为上辈子做了坏事。这位女性想改变人们的传统认知，于是创立了这个组织，给这些妇女提供居住，教授谋生技能，让她们获得社会成就感，也增加一些收入。”
从四年前第一次参加义工旅行至今，肯尼亚、柬埔寨、斯里兰卡、摩洛哥、巴厘岛、马来西亚……这些游客眼中的热门目的地，她却选择了另一种体验方式。“第一次是在大二的时候，自己一个人报名去了肯尼亚，当时可能处于比较迷茫的阶段吧，纯粹想着是去奉献自己、寻找自己的。”但当真正踏上肯尼亚的土地，她才前所未有地感受到迎面而来的冲击。“就像你亲眼看到美剧里的贫民窟镜头出现在面前，学校是建立在臭水沟上的，那里的孩子可能每天喝一点米粥都是奢侈的。”那一次，她在肯尼亚一待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感受也从最初单向的震惊转为更多元、深入的认识。她感动于这里的孩子，会从书桌里撕下面包的一角塞到她的嘴里，只因为她说有点饿，“他们其实自己都吃不饱。在越是贫穷的地方，看到孩子们乐意分享的瞬间，就越是让人感动。”
自那之后，义工旅行就成了黄佳鑫最热衷的旅行方式。“因为我不是作为游客去的，游客可能把贫民窟当做一个景点参观，但我们作为志愿者，会深入到贫民窟里，给孩子们教书，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我们会住在当地NGO负责人的家里，通过与他们交流，了解当地背后的故事。”她并不认为将旅行的时间花在义工项目上，会降低旅行本身的体验。在博卡拉的孤儿院，她惊叹于孩子们的上学路所置身的美景：“周围有田野，有山，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直接看到雪山，像世外桃源一样，而普通游客是根本不会去到这些地方的。”
她喜欢旅途中的随机性，而即便义工行程是规划好的，充满最大随机性的“旅途中遇到的人”却大大丰富了。在西撒哈拉，她偶遇了一名同为三毛书迷的牧师，他来自刚果，在这个名为阿尤恩的小城定居——这里至今仍被联合国定义为主权存在争议的地区，仿佛随时会跌入战火，而他却在这里成为一名牧师，并整理了大量中文、英文、法文的三毛的资料，他告诉黄佳鑫：“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安全。”
义工旅行所到之处，总是一再让她更加坚定地认可多元——各种意义上的。每个人可以对“安全”的定义不同，也可以对“生活”的定义不同。在非洲，当地人永远“Everything is ok”。尼泊尔也同样佛系，这让担任领队、起初总是催着当地人协调事务的她也变得轻松、宽容了许多。“你要去尊重异己的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的价值观。”她反复提及这一点。
而即便义工项目的受助者、志愿者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她还是从大家身上看到了一种“遥远的相似性”。8月再次来到尼泊尔，她最感动的时刻是看到志愿者之家的留言本。“有的志愿者是单独出去的，我只在前期跟他们有过线上的交流，只通过朋友圈看到过他们分享当地情况。”但当她读到留言本中每个志愿者的文字、照片，这分心情又是不一样的。“大家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但能以同样的原因聚到这里，至少说明在某个方面是志同道合的，这就是遥远的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