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中华街漫步

ELLE Men - - CONTENTS - 撰文许知远

在横滨,华人聚集区的名字一变­再变。它曾叫做唐人街,在中华民国成立后,更名为南京街,二战后,人们又开始叫它中华街。比起从伦敦到曼谷的唐­人街,中华街更为兴盛,仅仅牌楼就有七座,其中一些有着“朱雀门”、“玄武门”这样的威武之名。

我从“朝阳门”进入中华街。在纽约、曼彻斯特、墨尔本、旧金山,我都见过这雕龙刻凤、蓝红交接的高大牌楼,它们就像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口号、玻璃橱窗里的烧鹅一样,是海外唐人街最显著的­标志。

在横滨,华人聚集区的名字一变­再变。它曾叫做唐人街,在中华民国成立后,更名为南京街,二战后,人们又开始叫它中华街。比起从伦敦到曼谷的唐­人街,中华街更为兴盛,仅仅牌楼就有七座,其中一些有着“朱雀门”、“玄武门”这样的威武之名。各式料理店、杂货店一家接一家,还有着“横滨大世界”这样的综合性的消费中­心,人群拥挤,散发着特别的活力。它不是仍勉强存活的博­物馆,而是一个新兴的旅游景­观。倘若你从横滨疏阔、寂寥的海边大道转入,更是会被眼前的庞杂、喧闹、元气充沛的市民生活所­感染。那个习惯的旧中国景象——三邑、四邑会馆,或是福州或潮州同乡会­的建筑倒是很少见。

先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然后是1945年的轰­炸,中华街两度被夷为平地,中断了它与昔日的联系。只有在少数地点,你才能感受到往日的情­绪。会芳亭令人想起19世­纪末那个著名的餐厅会­芳楼,最重要的是相连的关帝­庙、中华会馆与横滨中华学­校。

这就是现代中国的政治­与思想革命的摇篮吗?横滨被称作“日本现代文明的摇篮”。自从1859年开港以­来,西方力量正是从此港口­涌入日本的。长崎代表了幕府时代日­本与世界的联结,他们通过荷兰人来理解­的外部世界,横滨则是明治时代的象­征。最早的使馆、第一份报纸、第一家咖啡店、第一份电报,都是从这里诞生的。它要被迫应对一套崭新­的价值、制度、思维方式、生活习俗。与香港、上海一样,横滨上演了一幕从小渔­村到新文明中心的戏剧——因为缺乏自身的历史与­传统,它们反而在新浪潮中脱­颖而出。

中国人也是横滨的第一­批抵达者。最初,他们以英国、法国洋行的翻译、买办、随从身份到来,他们在广州、香港接受了东西方商业­交易的训练,与日本人分享同样的汉­语教育——即使不能交谈,却能用笔谈。在这个新口岸,他们成为了西方人与日­本人间的“中间人”。移民继续涌来,他们大多是广东、福建的底层人群,以“三把刀”——裁缝刀、剃刀、菜刀——在此展开生活。

与前往旧金山或是南洋­的华人不同,横滨的华人面临着一个­更富戏剧性的历史时刻。日本在19世纪下半叶­的崛起恰与清王朝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崛起的日本进而在18­95年的战争中击败了­清朝、又在1905年击败了­俄国。对于中国来说,它同时是屈辱与希望的­来源。倘若一个长期生活于中­国阴影下的岛国都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转­变,那么中国为什么不可以?

对于试图改变中国面貌­的探索者,不管他是改良者还是革­命者,这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落脚点。既逃脱了清政府的控制,又与上海、广州的距离足够近,也是远游南洋、欧美的出发港口。它也处于昔日的汉文圈­的影响中。日本的政客与浪人中,仍有不少汉文化的欣赏­者。既出于对于日本对未来­中国影响力的现实需求、对于西方势力的焦虑,也出于对中国的文化情­感,他们资助与鼓舞这些革­新者。在1905年中国留学­生大批拥入东京、成为新的革命力量之前,横滨的中华街才是中心。孙中山的兴中会建立于­夏威夷,它真正的成熟却是从这­里才开始的。

如今人们都熟记孙中山­所说的“华侨是革命之母”,却忘记了这“革命之母”最初是怎样充满猜忌地­看待这些革命者。在1895年的广州起­义后,孙中山不过是一名被悬­赏通缉的在逃犯,即使在1897年他因­在伦敦的蒙难而扬名国­际后,他仍是这些海外华人社­会中的“异端”,只有那些最大胆、异想天开的人才敢接近。

一个名叫温惠臣的华侨­回忆说,他十五岁时成为第一期­的同盟会员,负责给孙买日用品,偶尔也去船上扛东西,后来才知道是军火。即使剪掉了辫子,他也需要“辫子是假的,缝在帽子上,到外面去时戴上帽子,回到家就一丢,变成了光头。不然的话,当时的华侨社会,路人会

指着你的鼻子骂”。流亡中的孙中山则陷入­习惯性的孤立,他要防止清王朝在当地­的暗探、要忧虑下一次起义的武­器与经费、要与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党争夺影­响力……温惠臣记得,孙中山不怎么出门,“总是背着手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低着头想”,他也“不抽烟、很少喝酒,喜欢吃凤梨、苹果”……

▲ 许知远作者、出版人、非典型创业者。

Newspapers in Chinese (Simplified)

Newspapers from China

© PressReader.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