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阳：庚子忧郁的形成机制
的界限，总觉得城市像海市蜃楼，太阳是水里那个太阳。我点了三根香，对着空旷的黄昏的庭院拜了四方神祇，我煞有介事地许了个重愿，虔诚地喃喃，中国的苍生是无辜的。
雾色有一种世纪末的意味，从朝到暮，天色没有变化，这座城市在年关时露出这样的颓唐是极罕见的。正如上世纪傅雷说： “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
那时我已经预感到一种惘惘的威胁，虽然那几天的消息总是把它跟非典那会儿比较着，社交媒体的存在就是一个释放焦虑和恐惧的魔盒，无形的网络仿佛细密地罗织着紧张的情绪，情绪的病毒和真实的病毒已不分你我。
真正在我精神的上空拉响第一次警报的是1月23日清晨，我在沙发上坐了一上午，
等时钟划过10点，那心情比等待黄浦江边的新年烟花复杂得多。你不能责怪决定封城的人，更不能责怪彼时拼命往外挤的人，这是一部超验的启示录，这座城市若集体驶上“卡桑德拉大桥”，只能让上帝撰写接下来的剧本。现在想起来，24日的夜晚就如同漫长无
趣的岁月里一座风驰电掣、熠熠生光的民意的巨塔——如果它还够不上是一座丰碑。我的每条神经都接入了进去，感受到地里喷薄而出的岩浆似的东西，被点燃，如火箭般飙升到高空。我只记得，一半是晚会的现场，一个在平地上永远不变的符码；一半是鼎沸的人声，梦一般地垒起，高耸入夜，预示着新的天启。
那是一个奇幻的夜晚，社交媒体时代的超现实裂痕在手机屏幕上隔断了海水和火焰，我相信那一个劲在春晚的歌舞里发出团圆照拜年的人，若他们收到一个类似“今天我不拜年”这样的答复，会由衷委屈的。
而把我深深拽入忧郁深渊的是在年初三，密友W突然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跟我报告
了一个疑似案例，患者是她父亲的员工，“这个人肯定熬不过今晚了”，她说得很急。事情是这样的，此人当时在杨浦区某三甲医院以不明肺炎患者在抢救，是她民办学校校长父亲的员工，蹊跷点是这位患者没去过湖北。医生建议家属送去金山CDC确诊，但患
者的恶化情况已不容许转院，各方都做好了当晚善终的准备。她的校长父亲一筹莫展，怎么跟校方和家长解释？基于对“不传谣”的敬畏，肯定不能说是新冠。于是他只能通知门卫，无论如何不能放任何人进校区，没有理由，就是不能进。
逝者如斯，生者在这个世界的心灵暗夜愈加绵长。这位标准的中产朋友在电话里跟我叹了十几个气，“你看着，她今晚肯定不行。”她的父亲、她的女儿、她的一切，留在这个未知之雾蔓延着的城市，都使她恍然不安。我听得出朋友急促的语气里那种仿佛是被掀掉一块被子的褫夺感——对于本国的中产来说，生活在不断叠加的羽翼里，哪怕被掀掉一层也足以心惊肉跳。
正义凛然的我这样劝道：如果此人今晚去世，你必告知我，我联系媒体来核实。朋友依然长叹，忧惧地答应。之后我混沌几日，再联系，才知“那个人当晚就没了”。彼此不再提联系媒体事宜，就当过眼云烟，但她的紧张日甚一日，仿佛空气里弥散的病毒都让她惮于呼吸。我俩都需要心理干预，若我某天下楼买菜发了圈，她会如慈母般嗔怪， “你怎么又出去？”殊不知我和她的发泄出口不同罢了。2月6日，我从一个短暂的三亚之旅回来，
飞机一落地，就刷到李文亮医生的病逝消息。我知道又一个情绪爬坡之夜要来临。果然，那民意的巨塔在一两个小时内升华、扩大成了座丰碑，吐纳着惊蛰般的吼，像是这回不会再倒下去了。如果真记住这个英雄也好，至少不会是“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英雄故事在我记忆里有一箩筐，小时候的《草原英雄小姐妹》，上学后得知焦裕禄、董存瑞，成年后又读了杨子荣、白毛女的故事，英雄总是横眉冷目、愿以身殉的那种调性。然而玉石俱焚也拯救不了什么，如果不能反诸每个主体的自我镜鉴，也是枉然，否则哪里需要江山代有英雄出。
那个凌晨，我跟海外同侪私信说， “好像都醒了”，对方立即怼我，“3-day memory”。我苦笑一声，回了个“呵呵”，随
即又辗转反侧起来。这个失眠的老毛病是间歇性造访的，自从1月23日以来，朋友圈不
睡，我也不睡。每到深夜，只要没有一颗石子扔进来，就是良夜。
后来再过了几天，那句“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残酷的。”成为了网络名句，来自哲学家阿多诺的名篇。只是这话在现时现景散发着股异味，有人开始解释写诗的残酷性，有人提出奥斯威辛是否适合此处……但奥斯威辛，倒真是让沉默又一次爆发了，我看到诸多不谙世事、不知今夕何夕的人，也突兀得情绪失控了点。
我那一夜的失眠是静谧的，像是在自我最深处涤荡着什么原罪，有我向来的沉默、习惯了的滑腻，和一度认为黠脱的朋友圈“反话”。常识里的聪明都让我索然无味，我曾经发过的“不传谣、不信谣”，以及我跟W
之间互相吹大的恐惧，和对之前那个热血承诺的回避，都狰狞地回头獠笑我。
而我只是无数无辜雪花中的一片，有多少雪花就有多少秘密，它们永远被各自按在精致的笼子里，不大可能轻易穿帮，但雪花太轻，总会承受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