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阴影下重构资本主义

最近一个朋友问我，我们是否会“恢复正常”。这是一个我们都在问自己的问题。突然之间，我们曾经认为完全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热闹的餐厅进餐、能够给朋友一个拥抱——似乎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以我为例。我希望很快就能够做这两件事情。然而从其他方面而言，我又希望我们永远不要回到过去。六个月前，1%最富有的人拥有美国40%的财富是“正常”的——而且5%最富有的人将全部收入的1/3拿回了家，而 40%的美国人需要借钱、变卖东西或者无力支付400 美元的费用。六个月前，近 1/4的美国文职人员无法请一天带薪病假、我们对系统性压迫和排斥美国黑人的事感到怡然自得是“正常”的。六个月前，我们在致力于世界经济碳减排方面行动太过迟缓，使自己暴露在潜在的灾难性气候面前，这一事实或多或少是可以接受的。我不希望回到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政治体制里金钱泛滥、70%的人认为这个体制只为局内人服务，利益集团控制着政策议程。

相反，我希望重新构想资本主义，或者至少构想一下我们当前版本的资本主义——一个执迷于短期眼光、不相信企业需要关心我们社会或制度健康的资本主义。这样做才是确保我们的企业和社会在未来十年繁荣昌盛的最佳途径。

疫情的挑战——以及机会

资本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繁荣、机遇和创新无与伦比的源泉。没有它，我们无法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欲解决不平等问题，我们需要好的工作——大量的好工作。欲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我们（除了别的之外）需要改变世界的能源、交通和农业系统。只有自由市场的无情压力才能大规模推动这类变革式的创新。

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次疫情既是巨大的挑战，又是机遇。说它是挑战，因为已经有超过 50万的人死亡，全球经济遭到巨大破坏，数以千万计的人失去工作。说它是挑战，因为经济地位严重低下——比如，5月初，近 61%讲西班牙语的美国人和 44%的黑人家庭因新型冠状病毒而尝到了失业或失去工资的滋味，相比之下，白人只有 38%——加上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阿莫·阿伯里 (Ahmaud Arbery)、布伦娜·泰勒 (Breona Taylor)及无数其他人被杀让我们的街道充满了愤怒和要求正义的呼声。2021年的世界几乎肯定会比 2019年更加贫穷、更加分裂、更加可怕。

说它是机遇，因为它也已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什么是错的。不平等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这样的现实，即：许多“骨干”员工即使生病也必须出勤，因为他们没有存款和带薪假期。种族主义不是民权运动已经解决了的问题。随着天空放晴以及早期研究所表明的，化石燃料污

染的减少正在拯救生命，继续依赖不洁能源的代价就变得更加明显。眼见着各州竞相抬价争夺重要医疗设备，而联邦政府却对病毒反应迟缓，这让我们破碎的政治现实清晰可见。

此次疫情提醒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休戚与共，我们中最穷之人的福利与每一个人的福利密不可分。疫情向我们表明，规划未来至关重要，在关键时刻，不可或缺的是一个有能力、反应积极的政府，而不是粗话。我们已经认识到，当我们必须做点什么的时候，我们能够做到：根本性的改变似乎不再遥不可及。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已经拥有了构建更公平、更可持续的资本主义所需的资源和知识。可是要实现这一目标，企业必须改变对自己在世界（尤其是在美国）的角色的理解——以及对政府的看法。

一条新的前进道路

虽说自由市场是繁荣和自由无与伦比的源泉，但是只有在碳污染等外部因素代价合理时、只有存在真正的机会自由时、只有在游戏规则是竞争必须自由公平时，自由市场才能带领我们到需要的地方去。市场不会自我监管；他们必须通过透明、有能力、对民主负责的政府来进行平衡。

今天——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股东至上的兴起、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以及对身为必要或有效机构的政府进行的系统性攻击——这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因此，获得盈利能力的最快捷径通常是游说政客制定对你有利的规则。比如，企业可以随意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同时花费数以亿计的资金进行反对碳监管的游说。我们甚至在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行为中看到了这种态势：越来越明显的一点是，最近的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收益中，很大一部分流向了非常大的企业和非常富有的个人。

我并不是在建议企业忽视他们对股东的责任。如果企业想在如今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蓬勃发展，关注盈利能力至关重要。可是利润最大化向来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证明这一点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即，当市场真正自由和公平的时候，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们会带来繁荣和自由。

然而，当市场不再受控于能够监管游戏规则、适当控制外部因素或提供公共必需品来支持真正机会的政府时，它们就会变得太过强大，这样对其有利。我们今天在应对疫情时经历的混乱和无序直接源于30年来对待政府的态度，认为政府是应该“淹死在浴缸里”的东西。

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相信，对于维持我们社会强大、维持我们的资本主义真正自由与真正公平的机构，企业不仅有道德义务为其健康做出贡献，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还会有经济利益。我们需要重建我们的民主，加强我们的公共对话，使其牢固地建立在事实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倾我们拥有的一切致力于为每一个人建立一个包容的社会。是的，要找到办法去重新发现对民主负责、有能力、反应迅速的政府的重要性。

为什么？如果政府不监管化石燃料排放，不提供积极的激励措施来接纳低碳解决方案，我们就无法实现世界能源供应的碳减排。是的，单个企业固然可以提供更好的工作——除其他必要的措施外，向员工支付体面的工资，并提供继续培训——但是我们只有通过结构性改革才能大规模地成功解决不平等和种族主义问题，条件是我们能够做到以下事情：向每一个人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医疗保健，不管他们的父母收入如何；提高最低工资；在员工与日益强大的公司谈判时，想办法给予他们更多的权力。最根本的是，我们只有让金钱脱离政治、不再容忍企业对政府的攻击，才能够重建对政治制度的信任，由此重建对一个真正响应普通民众诉求的政府的信任。对政府的这些攻击通常以捍卫自由市场为托辞，但往往只是企图阻止我们为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社会而需要采取的行动。

集体行动——企业联盟的持续努力——在帮助推动这种制度性变革方面可以发挥巨大作用。企业已经开始合作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全世界三分之一的投资资本已承诺要坚决要求他们投资组合中的企业做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计划。

世界各地的企业日渐意识到，一个对民主负责、自由选举产生、有能力的政府对长期的经济健康至关重要——并且愿意公开这么表示。不过，他们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全世界的“柯达时刻”

在我写作此文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你的怀疑。企业是否真的能改变——并帮助政府随之而改变？它是否能接受一种着眼于长期及公益的资本主义？它是否能够帮助重建恰好需要对它进行控制的机构的权力？

我相信它能够。我们已经知道，解决全球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是有可能赚钱的。沃尔玛通过提高其运输车队的效率节省了10亿美元。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对汽车业进行了革命，建立起的公司价值超过了通用和福特的总和。过去 20 年里，首次公开募股 (IPO) 规模超过2亿美元的企业中，最成功的是一家承诺用主要由大豆制成的汉堡取代牛肉的公司。在联合利华 (Unilever)，随着消费者越来越多地用他们的钱包投票，所谓“使命驱动”品牌的增长速度比投资组合中的其他品牌快69%。

更大范围的变革会困难得多，但并非不可能。请把这看成是全世界的“柯达时刻”。我职业生涯的前20年是在麻省理工学院 (MIT)担任创新和战略学教授。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我简直就是伊士曼柯达公司 (Eastman Kodak) 的管理学教授。我的头衔是一个巧合——不过是一个极具讽刺性的巧合，因为我花了大部分时间来试图弄明白为何像柯达这样成功的企业在周围的世界发生变化时如此难以有效应对。

到目前为止，柯达公司的故事人人皆知：柯达曾经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之一。该公司发明了基于胶片的经典商业摄影，并利用它打造了世界上最具标志性的品牌。正如柯达研究部门一位高级副总裁兼主管在 1985年《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我们正变成一家以信息为导向的公司……[但是 ]很难找到像彩色摄影这样 [有利润空间]的合法产品。”然而，柯达 2012年破产了，因为未能把握好向数码摄影的转型。

企业界现在面临类似的转型。正如去年商业圆桌会议 (Business Roundtable)做出的“引导他们的企业为所有利害关系人谋福利”的历史性决定所暗示的，全球绝大多数领先企业都明白，我们必须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我们必须找到办法确保人人都有机会分享世界的财富，我们务必不能让民主输给寡头政治或专制制度。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改变，可是人们通常忍不住要效仿柯达，声称变革会到来——但不是现在。坚称固守旧法更有利可图，如果真的很重要，我们会抽时间做些新的东西——稍后。改变很难。难怪我们现在要费尽心思采用新的方式来思考世界以及企业在其中的角色。

不过，我满怀希望。从确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意义上讲，我不乐观——我根本不能确定这一点。但我充满希望。作为一种物种，我们有解决问题的天赋。柯达未能成功实现数码转型，可是尼康、佳能和富士依然是身价数十亿美元的公司。数以千计的企业和数以百万计的人甚至现在就在探寻解决我们共同问题的途径——比如，企业间正相互合作，企业也在与政府合作，旨在寻找疫苗，让人们安全地复工。这种合作在疫情之后必须继续下去。正如最近的数据所显示的，疫情期间，人们对企业的信任下降了，可是对政府的信任却大幅上升。在帮助让社会为每一个人服务——而不仅仅为少数幸运儿服务方面，现在是企业将政府视为合作伙伴而非对手的最佳时机。

我们可以从疫情的恐怖中吸取教训。必须吸取教训。我们不必恢复“正常”——相反，我们需要重新构想资本主义。我们需要找到办法在自由市场的能量与有能力、反应迅速的政府的力量之间达成平衡。两者可以共同帮助我们建设一个更加公正、更可持续的世界。

丽贝卡· 亨德森是哈佛大学的 John and Natty Mcarthur大学教授，任职于哈佛商学院，也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