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音声人概念与寺属音声人群体消解的动因

Huang zhong - - 中土音声人理念的存在与消解项 阳 -

很有意思的是,唐典明确在数百年间国家用乐以及寺院中都使用的音声人概念,宋代却不再延续,这种变化值得辨析。

从东汉到隋唐,佛教在中土经历了初阶到繁盛的过程。然而,其间却有多次不堪的“灾变”,这就是出于多种因素在国家意义上的灭佛行为,这一点学界多有论述。我们应把握这种灭佛行为对佛教戒律实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或称佛教戒律是否在中土发展过程中一直得到严格意义上的固守。

笔者在《北周灭佛后遗症》 一文中借助王仲荦先生的研究 探讨了北周到隋代寺院及其依附人口因灭佛所产生的巨大反差,亦把握唐代会昌灭佛的状况。所谓“适者生存”,如此会使得佛教进行自身调整,促成音声供养与音声法事的合一。这特别反映在佛教面向社会需求所行法事的层面,诸如放焰口、水陆等。当世俗的乐器在佛事中以“法器”(有声)相称;当仪式中为用的音调以“法曲”相称,更重要的是这些都由僧尼、而非由音声人承载之时,则会逐渐改变既有的理

8念。笔者认为,成书于 世纪上半叶的《唐六典》出于对佛教戒律整体认知,由此形成以僧司为管理模式的寺属音声人规范。但随着佛教越来越本土化,加之数次灭佛,使佛教产生某些适应性举措。由僧尼直接参与面向社会的音声佛事,这成为佛教生存的有效手段,久而久之模糊了伎乐供养和音声佛事的界限。加之寺庄净人的消解(笔者以为,敦煌在五代时期依旧有寺庄存在,一是由于制度层面在此地的延续,二是距政教合一的西域诸国较近,故既有政策相对稳定),寺院已经不如此。那么,世俗社会也会淡化这种观念。这大概是宋代以降从国家意义上不再将太常乐人以音声人相称、寺院也不再有寺属音声人存在的重要动因。

佛教也好,中国礼乐制度也罢,音声以功能 性为用是客观存在,关键在于学界以怎样的理念认知与把握。笔者以为,隋唐时期以音声人来认知太常寺属下两个乐署所辖官属乐人(从敦煌破历看,太常音声的概念不仅限于宫廷,地方上的官属乐人亦以太常音声人认知),主要还是在中土既有音声理念下受到来自佛教音声僧尼与世俗两分的影响。即由戒律约束僧尼音声为用和世俗人等到寺院供养菩萨的伎乐供养音声。僧尼所用音声以工具论,是为了佛事和传播的需要,而佛教法事有音声存在是与仪式相须为用者。这种用乐理念也许与中土乐文化中之礼乐与俗乐观念相合,如此才会出现隋唐时代运用音声人来定位太常用乐的现象。

宋代有了改变。佛教用音声这种两分的前提被消解,寺院依附人口的专业音声人现象由于僧尼参与面向世俗社会服务的仪式奏乐而不存。换言之,佛教规定修行所用音声的情状没有改变,依旧僧侣做法事,有早晚课,但面向社会服务的仪式用乐则由僧尼自身承载。这改变了既有非由寺属音声人群体不能为用的状况,淡化或称模糊了音声与乐的层次区隔。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其时佛教界是为了生存有意为之。当音声与乐在佛教自身模糊了差异,则会对佛教自身和世俗社会都产生实质性影响。经历了唐代这种音声供养与音声法事的合一,僧尼均可担当,那种各自独立性已不成泾渭,再由寺院专养依附生存的音声人群体已无必要,音声人概念退出历史舞台实属必然。依在下看来,由于佛教戒律,这个阶段虽然已经由僧尼将两种音声供养合一,却是“有实无名”。只能做不能说,否则为犯戒之举,这便是明明寺院已经有僧尼奏乐的事实,却不能够出现所谓“乐僧”和“艺僧”称谓的道理。又经历了数百年之涵化,当明代永乐皇帝将世俗由官属乐人承载的三百多个南北曲曲牌赐予寺院为用,冠以《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用“名经”形式颁发全国。这是国家为寺院使用世俗之乐发放“通行证”的意义,导致佛教所用音声理念的重大变化。我们看到,五台山佛光寺中唐代经幢上奏乐的形象为俗人,这是“供养塔”的伎乐人 2007 10 72-83

项阳:《北周灭佛后遗症:再论音声供养与音声法事的合一》,《文艺研究》 年第 期,第 页。1980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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