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走出去”：从输出到引领

“2003年之前，我国出版业版权的引进输出比是15∶1，贸易逆差严重，这反映了我国出版业国际化程度不高。经过十多年的文化改革发展，版权引进与输出的差距在逐步缩小，一直缩小到2:1。”政协委员聂震宁说。今年“两会”，期间 本刊记者就出版“走出去”的相关问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黄友义（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聂震宁（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原总裁）和黄书元（人民出版社社长），希望从他们的解读中找到一些可贵的开端。

“我们还没有在国际上处于引领地位”

对外传播：自2003年中国新闻出版“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我们的出版业在走向国际图书市场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版权输出总量逐年攀升。您怎么看近几年版权输出大幅增长？其原因何在？

黄友义：“出版 走出去”是一个大的话题，中国在文化“走出去”，方面 步子比较坚实，早期取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出版上。“出版 走出去”既包括图书出口，也包括版权转让。以前我们是以版权引进为主，购买国外的版权多，输出版权较少，最早是外文局做一些版权输出，后来其他出版社也做，但量都不大。去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下简称：图博会）达成的各类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协议三千多项，引进不到两千项，输出和引进达到了1.6:1。国博会的版权交易数字很能说明问题。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原因有二，一是国外对中国非常关注，二是我们出版界在出版“走出去”方面也做出了很大努力。

聂震宁：对于版权输出总量的增加，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它反映出我国出版业原创能力越来越强，原创图书不仅在国内有了较好的市场，国外读者也开始关注国内的图书，这才有了中国版权“走出去”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说明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故事更感兴趣了。再一方面就是出版业加大了“走出去”的力度，在这项工作上有了比较大的投入。

黄书元：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出版社在出版“走出去”方面始终呈上升趋势。从最初的版权合作发展到了图书、实体全方位的“走出去”。人民出版社一直以“向世界介绍当代中国”为宗旨，介绍当代中国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环境等。主题出版图书版权输出的占比在65%以上。近两年来，我们有一大批图书（ 2015年和2016年的输出项目数分别是66和63）的版权输出到欧美、、北非 韩日和俄罗斯等国家。《如 中国开放30年》《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论新常态》《人民币区研究》等一大批深入正面介绍和剖析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政治走向、经济动态等内容的图书及时准确地回应了国际社会的关切。由于符合海外读者的需求，许多图书都取得了极大的影响。

对外传播：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出版物已经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强的影响力？

黄友义：，当然 我们在版权输出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还要加强对西方主流国家的版权输出，不能局限于东南亚。其中的难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物质产品相比，人们对图书这类精神产品的需求不那么刚性；二是中西方之间的版权交易比各西方国家之间的版权交易难度大。西方各国使用的语言属于同一个语系，都是拉丁语系，交流起来比较容易，而且其思想来源、文明产生的背景都相近，易于实现文化内容的转换。而中国的语言、传统和文化以及中华文明的产生跟西方文化的特质截然不同，对于西方读者过于生疏，这对我们的版权输出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在版权输出方面，我们容易产生一种急躁情绪，总认为，我们引进了那么多国外的图书，而自己的版权输出进程却不够快。这其实跟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有关。过去我们在经济上比较落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间不长，而文化软实力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有五千年文明，而具有西方基督教文明背景的外国读者不一定能领悟到中华文明的高深和美妙之处，其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