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汉语的长城

——从明清来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谈起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 - 理论平台 - 李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与世界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

1540年到1773年的两个多世纪,欧洲经历了巨大的转变,由培根、笛卡尔提倡科学方法论始,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进步和成就一日千里。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宗教传播以及文艺复兴,为欧洲广泛地认识不同于中世纪惟一的“语法语言”——拉丁语之外的其他各种语言类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人们发现了很多新语言,需要对这些丰富的语言材料进行概括、归纳和验证;欧洲大陆也逐步形成民族文学书面语言,在印刷术的推动下,、、教育 文化 科学得到了进步和发展。当时欧洲的语文学家和哲学家已有一定条件入手研究语言问题,对语法、、语音 词汇等现象加以调查分析,对大量的语言材料分类整理,试图解决语言起源和发展的问题,并着手编写“普遍”“唯理”的语法及各民族语言的规范语法和词典。

欧洲的对外扩张有强烈的宗教意义,西班牙、葡萄牙君主对基督教的海外传教提供了支持,包括经济支持和旅行便利。在这一时期,耶稣会起着主导作用,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紧随其后。这些修会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传教基地。16世纪初,葡萄牙占领马来半岛,进而占据澳门,由此打开了进入东方的大门。从欧洲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正是在古典拉丁语法传统和普遍唯理语法的共同背景下,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东亚,从而开启了西方人正式学习和研究汉语的历史。

在中欧互识与了解的时代,中国语言与西方语言也开始了接触与交流。晚明来华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后,为完成传教使命,将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文化视为首要任务。为学习便利,传教士尝试用本国语言的字母为汉字注音、拼读和撰写;同时借用拉丁语法的概念、、范畴 框架来描写、归纳汉语的语法规则,草拟出框架性的语法体系,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欧洲语言与中国语言的正面相遇,相互产生了渗透和影响,开启了中国语言文字西传的重要阶段。

一、明清之际西人初识汉语

西方对汉语汉字的最早记载,可见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西文文献,包括在远东地区活动的商人、、使节 传教士、旅行家所著的游记、、、书信 日记 报告等。这些记载中有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只言片语,但不能算作是真正经过语言接触后对一种全新语言的了解与认知。

葡萄牙传教士圣方济各 沙勿略( St. Francois Xavier)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最早进入日本传教,通过学日语进而对日语和汉语的关联性有了一定认识,1552年他写给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 Ignacio de Loyola)的信中说:“中国的汉字有许多种类,每一个文字意为一个事物。……虽然是同一个文字,日本人读此字时用日本语,中国人就用中国语来读。因此虽然说话时不能互通,但在书写的时候仅凭文字就能相互理解。他们的口头语言不同,

但文字意义相通,双方都能理解。” 他认为掌握当地语言是东方传教的有力工具,萌生了归化中华的宏愿。由于晚明严厉的海禁政策,沙勿略最终倒在了离澳门只有一步之遥的上川岛。

语言障碍成为耶稣会入华的第一个拦路虎。16世纪后半叶,由于无法和当地政府交流,沙勿略及其后继者试图进入广州的努力均宣告失败。1579年,耶稣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 Alessandro Valignano)到达澳门,他认识到只有精通中国的语言,学习中国的礼仪和文化,才能说服明政府同意让外国人居留内地,进而有机会传播天主教。于是确定了在华传教的策略,“委派几个人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并作好准备利用可能出现的时机把福音传入

这个新的世界”。 自此,来华耶稣会士正式将学习汉语列为了重要功课。

在范礼安的安排之下,罗明坚( Michele Ruggieri)、利玛窦( Matteo Ricci)遵循指示开始学习汉语。罗明坚逐渐能以汉语与中国人交往,甚至能写作汉诗,取得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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