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语”交际中的语境敏感性问题
我国对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研究起步较晚,此次“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建设为推进此项工作提供了契机和平台。“一带一路”中提出了实现“”五通 的重要观点,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 五通”的实现,最基础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语言相通。只有语言相通,才能更好地开展各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形成文化之间的借鉴与认同,它是其他一切经贸合作的先决条件。在这种多民族、多国家、多语言的复杂语境下,什么语言才能使我们彼此相通,使我们可以深入地理解和交流呢?英语作为世界第一大通用语,无疑是最佳的首选语言,,然而 我们的“一带一路”在传承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化底蕴上,更需要的是推广中国的语言、传播中国的声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
一、“大华语”的战略背景及其指称的分化与融合
历史上,中国的语言随着朝代的更迭经历了无数的变化。在近代,依然经历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到普通话的转变。,国内 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语言,从而形成了具有各地特色的方言;,国外 由于华人在不同地域的影响,也形成了不同的华语文化圈。在这样纷繁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建立一种规范的语言,这种语言不仅用于规范各地华人的交流,同时也把这种语言作为国家对外宣传与推广的标准语言。
因此,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李宇明提出了一个被学界普遍接受并形成共识的“大华语”概念:“以普通话/国语为
①
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 在这个定义基础上,他明确地界定了“大华语”这个概念的指称意义是:除了地区方言之外的海内外汉语。,由此 我们可以明晰地指出这一共同语广义上的语境适用范围,即全球范围内(这一范围也是概念中“”大 所指的范围),除了使用地区方言之 外的,所有以书面或口头等形式使用海内外汉语的地方和群体。这个概念名称是“大华语”,这个名称中包含了“华语”的概念,它的定义中又涉及到了普通话和国语,它的指称意义又涉及到“汉语”,那么“普通话”“国语”“华语”“和 汉语”这些概念之间又有什么异同呢?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中指出,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汉民族的共同语已初步形成,并且这一共同语成为了国家通用语,这个语言就是“普通话”。《指示》中明确规定:普通话指的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的大力推广消除了历史上遗留的语言分歧和语法混乱的问题,使得各地的人们可以用同一种语言进行无障碍的、规范化的交流。
“国语”的发展是从内地推进至港澳及海外的华人社区,“在 普通话”圈形成之前,最终形成了以台湾国语为中心的国语圈,通常称为“老国语”。圈 李宇明指出: “1926年元旦,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国语研究会十周年纪念会,同时举行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全国各都市及日本、南洋各埠华侨都有参与,并同唱那首著名的纪念
②
歌。”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周清海指出:“香港出版物所用的语言,就是1949年以前中国所用的‘国语’‘国文’,到东南亚定居的知识分子也是用‘国语’‘国文’办
③
教育、写作和办报纸的。” 1949年之后,由于民国政府迁至台湾,通过上至政府,下至国民的努力,国语得到了很好地推行并进行了许多规范工作。从1949至中国改革开放,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台湾的国语在海外得到了较好的推广和较高的认同,“此时 国语”在全球华语中影响最大。
北京华文学院教授郭熙指出,唐代刘知己的《史通》一书中最早记录了“华语”一词的使用,这种用法一直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