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外交视野下中兴事件的报道框架分析

——以《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为例

一、引言

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对中兴的禁售令，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受禁令影响，中兴的正常经营活动无法继续。5月13日，特朗普在推特中表示“致力于让中兴恢复营业”，引起部分议员的不满。7月12日，在中兴通讯缴交14亿美元罚款及保证金后，美国商务部正式解除对该公司的出口禁令，中兴可以重新向美国公司购买零件，恢复正常生产。

美国制裁中兴事件本是关于中国企业的商业事件，但在中美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存在相当冲突的国际环境中，中兴事件的讨论被“政治化”，成为国家利益的表达，在科技、政治等方面也产生了连环效应。基于这一特点，本文尝试使用媒体外交(media diplomacy)作为理论视角，

结合框架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

媒体外交讨论的是公众、媒体、国家政府和外交决策四者间的关系，特别是媒体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在秘密外交时代，外交实践主要依靠职业外交人员的沟通和谈判实现。一战后，大众媒体成为公众获取政府信息、进而通过意见表达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途径。伴随着外交方式的变化，大众媒体开始介入并参与外交，逐渐扮演起了调停人（mediator)的角色：一旦争端发生，各方通过本国或其他国际性媒体向国际公共领域投射声音，一方面影响国际公众对争端问题的态度，营造有利于己方的国际舆论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媒体报道来测试其他诸方的反应，探测底线，据此进行策略调整，影响争端问题的发展

①

走向与解决。

在中兴事件中，中美双方通过大众媒体释放信号，向全世界表达自身立场。而媒介作为沟通和表达的工具，在外交中帮助协调各方利益、促进国际沟通。本文基于媒体 外交的视角，通过比较中美主流媒体的对外报道，来探究差异化报道框架的形成机制以及两国媒体在国际争议性事件中发挥的作用。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框架分析的操作策略，对中兴事件的媒体报道进行话语分析。《中国日报》是中国国家级英文日报，其主要任务是对外传播，以及宣传国内外方针政策，本文将其作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样本；《纽约时报》则是美国严肃报纸的代表，在国际社会有着良好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本文将其作为美国对外传播的样本。在《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官网上，于2018年4月16日（禁令发出）至7月22日（禁令解除后10天，报道逐渐平息）的时间范围内，以关键词“ZTE China”搜索相关报道，研究者获得《中国日报》报道77篇（包含亚洲版、美国版等所有版本）、《纽约时报》报道143篇。人工筛选、剔除重复样本和不相关样本后，获得《中国日报》有效样本59篇，

《纽约时报》有效样本58篇。

基于上述文本进行主题编码，本文提炼出的四个报道框架分别是：“中兴企业描述”“中兴出口禁令”“中美协商”和“核心技术”。研究者从这四个角度出发，归纳

《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对于中兴事件的报道框架特

点，结合报道的数量分布，分析二者间的框架互动。

三、研究发现

（一）《中国日报》关于中兴事件的报道框架

1. 中兴企业描述

《中国日报》对中兴通讯的介绍主要出现在前期报道中。这类报道多次重复中兴通讯在全球通信市场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