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传播：从单向传播到多向传播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籍此机会简要回顾中国对外传播一路走来的历程，是非常有意义的。对外传播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我国著名翻译家、资深对外传播专家沈苏儒先生认为，对外传播从实质上讲，是一种跨文化传播，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氛围中，因此对外传播的内容及方式必须与之适应，方能取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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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效果。

早期的中国对外传播更多的是单向传播

既然是一种跨文化传播，就有一个先决条件：跨文化成为一种需要。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对中国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敌对政策。我们的对外传播任重而又道远。时任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陈龙同志在为中国特稿社成立30周年撰写的纪念文章《三十而立》中写道：“……新中国刚刚成立。与我为敌的

帝国主义势力，千方百计妄图封锁与孤立中国，我对外宣传所面临的国际局势是相当严峻的。对外部向国外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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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很少为国外报刊所刊用。”

应运而生的中国特稿社，成立于1950年，有“外宣轻骑兵”之美誉，所采写的稿件体裁多样，文风活泼，通俗易懂，在这个时期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从北京邮寄出去的特稿，被外国报刊采用后，循着它们的发行网传播开，与众多海外读者见面，以最低的成本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在我们还没有多少建交国、我们的人员和书报刊还无法进入这些国家的时候，装有中国特稿社特稿的航空信却能冲破层层障碍。更有趣的是，从事特稿报道的前辈们注意到，西方报刊对白送的稿件警惕性很高，认为是“宣传品”，但对需要付费刊发的稿件反而没那么多顾虑。就这样，他们不但刊发送上门来的付费稿件，还转而向中国特稿社约稿。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特稿社平均每年的美元稿费就达两万多，为国家塑造良好形象的 同时，还积极为国家创汇，可谓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对外通稿没有意义了，在那个特殊年代，西方媒体对社会主义中国发出的报道疑虑重重，不可能直接采用新华社通稿，成见当道、断章取义的情况很常见。相较之下，淡化宣传味儿的特稿更有机会以本来面貌与西方读者见面，最大限度保证了中国故事不走样儿、中国声音不走调儿。

改革开放初期，从“介绍中国”到“说明中国”

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中国的对外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迫切希望得到国际社会关注。重新打开国门的中国，对世界而言也好似一个“新大陆”，海外很多人对中国知之甚少，同时也希望增加对中国的了解。《中国建设》（现为《今日中国》）杂志社曾梳理了1982年收到的各国读者来信，从他们感兴趣和要求报道的约150个问题中可以看出，当时海外读者关心的中国话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体育、军事、国际交往、民族、宗教、社会生活、医疗健康等诸多方面，例如，摩洛哥读者提出“请介绍中国人的习惯”“请把中国有名的格言介绍给我们”，法国读者问“中国各级政府机关的财政支出费用是怎样获得的”，澳大利亚读者说“我想知道在你们社会里妇女是如何赢得她们的平等地位的”，肯尼亚读者提出“请介绍中国人民的假日活动”“请介绍中国政府选举情况”，美国读者提出“请报道儿童是如何受到关怀的”“中国丰富的植物资源的报道是不够的”，联邦德国读者提出“能不能报道青岛啤酒”“中国佛教协会能否每半年发表一篇有关中国佛教现状的文章”，巴西读者说“我非常希望读到关于中国唱片生产的报道，以及这种生产活动对全国各种音乐活动产生的影响”，贝宁读者“希望读到有关体育冠军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