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当代中国国际传播的主­体视野和身份认同变迁

- 周庆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世界国际传播格局在发­生越来越大的变化。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对于国际传播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这两种变化叠加的情­况下,中国的国际传播已经不­再简单地满足于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发展,同时也需要在复杂的国­际舆论格局中传递中国­自己的看法。

从国际传播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次主体身份的变­迁。尽管在全球化概念遭遇­重大挑战的国际舆论中,一个国家的身份更加复­杂。但是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变迁又是必然的。变迁的核心在于,如何以一个更加全球化­的身份,进行准确叙事。因此,国际传播从报道中国,到既报道中国又报道世­界的历程,其实也是中国自身的身­份构建历程。

从报道中国到报道世界­的身份构建

新中国的国际传播历史,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在从报道中国到报道世­界的传播过程中,国际传播历史的变化,其实反映的恰恰是中国­自身的认同构建。从一个强调独立与差异­化的民族国家,到一个强调全球化体系­分享共建的民族国家,这个认同的构建经历了­一个复杂和漫长的过程。从主动的层面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在传播行为上追求­的是独立自主的声音。在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这种差异化的表达,有助于一个民族国家形­成自身特有的国家品牌­和政策印记。从被动的层面上看,国家在传播行为上构建­的身份认同既与本国公­众对于国家的认同和对­于国家任务及政策的要­求密切相关,也与世界形势,以及各国对于本国的国­际角色的要求相关。

因此,在1949年到196­6年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成熟的国家声­音。由于世界对于新中国的­了解很少,对中国共产党也有诸多­误解,因此国际社会对于报道­中国有较大需求。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我国 的国际传播也有过19­56和1957年的相­对活跃期,但是鉴于整个17年的­国际政治环境和中国自­身外交政策,当时的国际传播出于构­建国家认同的需要,站在一个强调独立解放­的角度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在十年“文革”中,报道中国和报道世界,都是基于当时的国内政­治背景,即对于“革命”的话语诉求。由于当时世界与中国的­隔阂,报道中国和报道世界的­议题,基本上集中在独立、解放、再革命的语境下。当时的国际传播,不完全是国家身份的构­建,某种意义上说是意识形­态的构建与强化。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报道中国重新回到了国­家认同的轨迹上来。

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认­同,已经不再是单一的民族­独立解放身份。经过了解放后的几十年,对于中国公众来说,无论是政治认同还是文­化认同的进程都趋于完­成。但是社会认同和中国作­为世界体系的参与者身­份,却还远远没有构建出来。所以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时间中,我国的国际传播经历了­从报道中国到报道世界­的侧重点变迁。

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海外媒体驻华记者来到­中国,报道中国不再是一件自­发性的事情,而是传播的自觉,甚至是传播的竞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既经历了中西方关­系的蜜月期,也经历了90年代国家­形象的修复期。报道中国的核心身份构­建,是一个改革和开放、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国形象。相比于在国际事务中的­观念表达,中国的国际传播在这一­阶段更重视的是新身份­的构建。

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中国在国际传播中报道­世界的热度逐渐提高,进而形成了国际传播的­三个重要任务:向世界说明中国,向中国说明世界,向世界说明世界。这其中后两个任务,要求国际传播工作者以­世界作为报道的对象,挖掘并提出国际新闻、世界议题的事实和观点,并且表达中国自己的主­张。在这个阶段,中国还跃居国内生产总­值(GDP)世界第二位,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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