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对外传播人才培养的继承与创新

面向未来、回顾改革开放40年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和创新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也是很难驾驭的话题，还未动笔，就已心生敬畏。当年那些活跃在对外传播一线的同志大都退休了。依靠翻阅历史文献以及与前辈交流，我对这段流金岁月也只是有了些许片段的认知。但即使是这些片段的认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对外传播任务的艰巨。回首40年，我想，在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上，传承是一种使命，创新是一份责任。

1981年中国外文局专家爱泼斯坦接受了《对外传播参考》的专访。爱泼斯坦在访谈时说：“现在世界上普遍关心中国向何处去？有些人认为中国正走向资本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给予回答。”

他还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内宣传与对外宣传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就对内而言，宣传起的是指导作用，即针对某一特定时期的主要任务集中进行宣传。总之，宣传是为了指导和推动政策的贯彻。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民，对这种形势很了解。但外国读者并不像中国人那样了解中国的环境和情况，因此，对外宣传就不能采取集中火力打歼灭战的办法，而是应该以报道成绩为主，既报成绩，也报问题，经常保持报道上的平衡。

相信每个在新闻战线上从事对外新闻传播的人，都会被他的这两段阐述所触动。数十年过去了，“中国向何处去”依然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中国的经济运行依然牵动世界的神经，而处理好对内报道与对外报道的关系依然是我们今天在探索的课题。

世界地图前的观察者

根据爱泼斯坦的观察，40年前，外国外刊对中国问题的评论是“不太友好的”，“绝大多数评论是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友好，有些人尽管不像过去那样拼命咒骂中国了，但是，当他们发现了中国存在的问题时，就通通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

今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不仅中国的媒体在纪念这段历史进程，海外媒体也纷纷对此给予关注，热衷解析中国的发展战略与雄心，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倡议、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此时的海外舆论不仅关心中国自身的发展，还高度关心中国将如何改变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特别是给老牌发达国家带来怎样的影响。回首40年，应该说，从事中国新闻对外传播的新闻人始终都需要站在世界地图前面，用政治家和外交家的眼光来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这种格局和担当始终未变。

上世纪80年代，新华社原副社长李普同志在同国内分社对外记者交流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做经济报道不是要以经济学家的姿态出现，而是以政论家、新闻记者的姿态出现。要从政治的高度来谈问题，不是从经济本身来谈问题。既要避免讲行话，又要避免讲外行话。”他还指出：“我们对外报道的任务就是要回答、解答、澄清许多疑问，要告诉人们我们正在进行的根本的转变，战略的转变，也就是宣传我们的总形势。这种回答，必须要很有技巧，讲求宣传艺术。”

40年前，改革开放的壮举让中国走上了摆脱贫困落后的道路，中国社会由此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从国际事务的参与者成长为国际秩序的建设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再次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既有不断深化的融通交流，也有更加频繁的利益摩擦和价值碰撞。和过去一样，中国新闻的对外传播依然要面对来自西方世界的大量误读、挑衅与质疑，“中国音量”和“中国体量”依然还不相称。要做到融通中外，快速有效提高国际传播力，队伍建设依然是重中之重，也是关键中的关键。

但从具体实践来说，新闻机构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必须围绕新闻人来做文章，要做好战略布局，为一线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