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减贫事业的国际舆论分析与传播策略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凭借自身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对改善民生的持续追求，中国在消除贫困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按我国现行标准衡量，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已减少7亿多人，按国家统计局测算，截至2019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551万人，贫困发生率已降至0.6%，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超过9000万人。 中国取得的成就为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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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测算，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脱贫人数占同期世界减贫人口总数的70%以上，中国是最早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

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并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设定的目标提供了方案。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减贫成就及其世界意义无疑是广泛认可的，而中国的经验、路径也被重点关注和研究，在贫困治理实践中成为他国参考借鉴的对象。在此背景下，从对外传播的角度而言，我国分享减贫历程与经验能够获得国际受众的普遍尊重与认同。但在主流之外，仍然要看到目前国际社会，尤其是一些外国媒体在谈论中国减贫时存在少数质疑乃至负面声音。本文将聚焦这部分观点，进行分析讨论并提出传播策略。

一、中国减贫事业的国际舆论分析

（一）肯定中国减贫成就总体而言，中国减贫事业的国际舆论呈现出这样的特征：以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为代表的官方或准官方机构，对中国减贫成就予以广泛关注与赞誉，包括对中国减贫经验模式进行提炼总结，积极评价精准扶贫战略的目标指向等；而诸多国际媒体则将中国减贫成就作为既成事实来叙述的同时，以新闻视角集中关注中国当下的

精准扶贫实践，并普遍认可执政党在减贫事业上所展现出的雄心。肯定中国减贫成就基本是任何严肃的相关讨论的展开前提，但是在此之下，少数外媒对我国扶贫工作中的具体政策、措施执行过程及效果仍有中性加负面的报道，且有共性的叙述逻辑。

（二）将中国减贫成就等同于高速经济增长的产物，

忽略国家主导下减贫政策的意义

一般意义上，我国减贫实践轨迹大致可分为1949年至1978年的广义扶贫实践、1978年至2012年的发展性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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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以及党的十八大之后精准脱贫攻坚三个阶段。 对减贫成就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改革开放之后，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减贫成就是40多年来高速经济增长的结果。经济高速增长与减少贫困的关联是无可争议的，1978年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农村改革及工业化、城镇化成为贫困人口大规模减少的基本动力，经济增长中的涓滴效应显著。但经济增长并非是中国减贫不断推进的唯一条件，事实上从1986年以后，随着农业增长对农民收入贡献的降低以及不平等的扩大，中国减贫事业开始转入由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制度化、计划性、目标性区域开发式扶贫模式，以国家级农村扶贫机构成立，诸如《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等一系列纲领文件为代表，直至进入第三阶段政府强力投入的精准扶贫攻坚。

因此，尽管学界对具体减贫政策与相关资源投入所产生的减贫效应程度仍有不同的讨论，但从多个角度而言，政府主导、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减贫战略计划，以及具体政策试点和创新经验推广都是中国取得减贫成就的制度性原因，是中国经验的核心内容，这一点也被广泛总结。但在一些外媒的话语表述上，中国减贫成就时常是与经济发展成就捆绑在一起，给予中国政府的赞誉集中于推动

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改革实践，进而取得了减贫成果，但较少提及有针对性的减贫战略与制度经验。这无形中减弱了国家扶贫政策设计和政策执行在减贫实践中所发挥的效用，进而造成了一种这样的理解框架：即对前述中国第二阶段减贫实践予以抽象性认可，而将目前政府主导的扶贫战略分离出来，一定程度上忽略精准扶贫攻坚对以往政府贫困治理经验的延续。

（三）对目前精准扶贫攻坚战持较为保守的态度，并对具体政策及执行效果有所质疑

外媒这种将中国减贫成就与经济成就关联起来的叙述表达，无疑给予中国40多年的减贫实践以极高的认可度，并且客观陈述了中国共产党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就与意义。但其中政府的贫困治理实践被相对分离的叙述框架，也给部分外媒留下了讨论空间，以至它们对待目前这场由政府主导的精准贫困治理实践，持质疑或保守立场。事实上，一些外媒进行相关述评时，往往受到惯有对中国政府批判态度的影响，如借助精准扶贫对各类资源强力动员的事实不断强化所谓政府的“专断”形象等。

在此背景下，外媒对精准扶贫攻坚中一些具体政策及执行效果的质疑体现在：对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目标如期实现持怀疑态度，尤其考虑到现有贫困人口中相当部分需要政策兜底，怀疑经济下行压力下相关资金的投入能持续有效；扶贫工作中腐败现象引起的问题，例如导致一些贫困人群没有被建档立卡（即漏评、错退等），或者影响了低保户评定，将扶贫资金挪用甚至贪污等；贫困线划定过低，以至忽略了城镇贫困人口；怀疑一些政策措施的可持续性及具体实施效用，如易地搬迁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强迫搬迁、搬迁后就业保障等配套不足、“乡愁”情节、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生态遭到破坏等问题；强制性的消费扶贫给普通人带来了负担等等。

二、相关报道的叙事层次与话语分析

在传播理论中，“叙事”（ narrative）形塑了人们理解周围世界的方式，国际关系场域中的策略性叙事（strategic narrative）是主体阐释并扩散观念、赋予行为意义，从而获得权力资源的重要手段，一般而言分为三种层次：一是国际体系叙事，描述世界如何构成，参与者为谁且如何运转；二是国家叙事，即展现一国家或民族自身定位与使命、追求的价值和目标等；三是议题叙事，解释具体政策的动因、意义及其实现方式。不同层次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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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互关联、影响的。 中国的减贫事业在不同层面上对不同主体来说都是重要的叙事题材。对中国而言，对外讲述减贫事业是国家叙事的重要内容，能够展现我国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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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的宗旨与社会发展成就与目标。 而在上述外媒报道中，有关中国扶贫工作的描述至少被构建成了两种层面的叙事，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话语分析。

（一）作为国际体系叙事的减贫成就

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减贫成就的认可融于经济增长中，进而能与整体意义上的中国发展模式相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对减贫成就的认可与中国崛起系列表述带来的话语意涵是紧密联系的，因而事实上阐释了世界格局的新变化，而在无形中融入了一种国际体系叙事中。在这种叙事里，中国减贫成就实际成为了整体意义上中国模式的一部分。因此，在对减贫成就的描述过程中，这种叙事将会把政治体制形态、经济发展路径等中国模式中其他元素展现出来，并放置于世界范围内与其他发展模式相比较。

例如英国剑桥大学学者大卫·朗西曼（ D a v i d Runciman）提及中国减贫成就时，正是在将中国政治社会发展模式与传统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对比下进行的：

“在此期间（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民主国家印度相

比，非民主的中国在减贫与提升人均寿命上取得了更加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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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瞩目的进步。” 也就是说，中国的减贫成就是中国模式获得成功的佐证，但中国模式本身被放入既有的比较框架下进行探讨，比如这里所谓民主政治体制结构的对比，从而减贫成就本身的意义就被减弱了。

（二）作为国家叙事中的精准扶贫

在这种国际体系叙事之下，精准扶贫事实上很容易被纳入西方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叙事框架之中，即将中国政府描述为威权、不惜任何资源投入达到政治目的的形象，因而是一种外媒对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国家叙事。这种叙事受到上一层次国际体系叙事的影响，被进一步具体化和强化。在这种对精准扶贫的叙事中，展现出清晰的二元框架结构：一方面是庞大的官僚体制、强力的国家机器，另一方面是普通民众个体，两方之间存在着矛盾与碰撞。精准扶贫本身是直达贫困个体的扶贫战略，让国家资源以各种形式直达个体是精准扶贫的内核，但从国家到个体的逻辑恰为这种二元国家叙事提供了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