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中国形象传播方式急需改革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际舆论高度关注中国，中国多年来构建的负责任大国形象被骤然聚焦。目前，国内疫情虽有好转，但是不排除有二次暴发的风险。在抓好疫情防控、有序恢复生产的同时，也不能低估海外舆论以及国际上一批“反华仇华”势力的故意抹黑。若处理不好，可能面临国家形象受损的风险。对此，我们需要从软实力战略的高度，对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形象的传播方式进行一些调整。
一、西方舆论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三方面诋毁中国国家形象
监测显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主要官员、媒体以及一定数量的自媒体活跃账号开始在国际舆论场有组织、有节奏地“趁乱”抹黑中国，试图颠覆过去几年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塑造的国际形象，阻挡中国软实力提升的步伐，进而干扰中国大国崛起的进程。概括起来，中国国家形象正面临三方面挑战：
一是中国政府举措虽然受到普遍肯定，但西方舆论借批判地方政府失责，抹黑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过去几年，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持续增强，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多参与全球事务，体现负责任的大国政治担当。疫情暴发后，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密集部署，并配合相关国家做好人员撤离工作，得到世界认可。
然而，与此同时，诸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西方媒体，对中国地方政府特别是湖北以及武汉政府最初应对举措进行了大肆批判，认为低估疫情严重程度、信息不够公开透明等，导致了“武汉疫情悲剧”的发生。“中国脆弱论”“治理危机论”，甚至把中国视为小说《1984》中用技术控制个人行为的“新型1984论”开始在西方媒体中滋生。特别是李文亮医生去世当晚，海外各大舆论场将矛头对准了地方政府，有的还上升到对中国人权状况和政治体制的攻击。这种态势从对地方政府的批判很容易上升到对国家治理以及中央政府的批评，进而损害中国政治形象甚至政治尊严。
二是虽然中国的世界经济枢纽地位依然突显，但中国经济是否能持续增长、是否仍是投资上佳之地的国家经济形象受到质疑。
中国多个地方已经开工，但是全面复工还为时尚早。从世界经济看，很多行业因中国“断档”而无法开工，从而引发对全球经济的担忧。事实和数据证明，这次疫情突显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枢纽地位。作为全球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供应链优势明显，特别是像家居用品、高科技零部件、纺织服装等行业的全球产业链，都高度依赖中国。
然而，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开始下调中国经济增长，甚至有外媒将中国一季度经济增长预测为0甚至负值，“经济骤降论”“产业衰退论”“企业逃华论”正在盛行。特别是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的日本和韩国疫情不断加剧，更是强化了国际社会的恐慌。作为国际石油交易基准的布伦特原油价格，从2020年1月初的每桶70美元跌至2月10日的55美元左右，部分原因是中国需求疲弱。虽然我们推出疫情防疫与复工复产两手抓、两手硬措施，但社会恐惧依然没有被消除。这也导致了一些外企在认真考虑“撤出中国”。总之，此次疫情对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增长、是否能维护好投资上佳之地的经济形象是一
次重大考验。
三是中国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壮举震撼世人，但“新型黄祸论”沉渣泛起，正在损害国家文化形象。
中国正在以文明大国的身份重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疫情暴发以后，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全国上下，万众一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多有敬佩。十天建成医院、军民融合共同抗疫体现出的中国人民吃苦耐劳、家国情怀的优秀品质得到国际社会称赞。
然而，另一方面，“新型黄祸论”“亚洲病夫论”骤起，西方媒体大力渲染排华、恐华情绪。以“逢中必骂”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为主要力量，以《华尔街日报》不堪入耳的“亚洲病夫论”为代表，西方社会出现了大量种族主义言论。美国政府借此关闭多家孔子学院、调查美国大学内的中国资金、诋毁汉办和孔院为“外国政府代理人”、打压驻美的中国媒体，以此压缩中国软实力在美国的空间。日、韩两国疫情恶化后，这种诋毁更是扩大为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黄种人在国际社会都承受着压力，留学生被打、华人被骚扰现象时有发生。
鉴于“中国脆弱论”“治理危机论”“经济骤降论”“产业衰退论”“企业逃华论”“新型黄祸论”“亚洲病夫论”“新型1984论”的泛滥，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难度将有所增加。
二、中外关系、西方社会与媒体生态发生变化，恐慌中国情绪借疫情在全球蔓延
疫情期的中国形象受到冲击的深层原因是，当前中外关系、西方社会结构、媒介环境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第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导致西方看待中国影响力的心态变得敏感脆弱。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西方社会重新认识中国进行了一次战略总动员。西方当前对中国空前警觉与焦虑，这包括对孔子学院的文化防范、对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技术的抵制、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恐惧。在这种背景下，西方舆论对疫情的反应，实际上折射出西方从历史上的“支配者心态”下降到当下的“被动者心态”的境况，即内心深处时刻受到中国影响。而疫情的负面冲击，使其内心的恐慌出现了暴增。中国在疫情应对中的局部细节不足被迅速放大，甚至中国一个小地方的纰漏也可能迅速成为全球舆论热点。这是西方政客继常规性的对华攻讦之后，又一次操纵议题的结果。
第二，西方各国社会结构的巨变，导致“西方优越论”的崩塌和对中国的恐慌空前上升。
近年来，西方民粹主义社会风潮发展到新阶段。以美国为例，2018年以来，300多家美国上市公司主要负责人陷入“性骚扰（Me Too）”困境、美国两党党争加剧，民粹主义进一步高涨，社会矛盾白热化，相互拆台已成为社会常态。“拆台政治”对外需要一个发泄口，而不断上升的外来移民及其后代、新兴国家的经济强势等成为政客提升个人影响力的工具。蓬佩奥不断拿中国说事，攻击中国，使其近年来在整个西方社会的影响力大增，就是典型案例。疫情之下，西方社会进一步抱怨中国，释放自己的恐慌，就是这一现象的内在逻辑。
第三，媒介技术环境的变化，导致社会个体对中国力量增长的焦虑感产生共振。
当今世界，占国际信息发布量80%以上的英文世界的传播载体正在发生巨变。四大社交媒体平台的格局已形成，脸书、照片墙、推特和Snapchat的用户覆盖率极高。据统计，90%以上的美国人有脸书账号。2016年总统大选中，特朗普个人推特言论影响力被认为超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所有传统媒体的总和。而研究显示，社交媒体用户很容易被别有用心者利用，用户看到的信息全是操作者想让用户看到的。四大社交媒体加上视频分享网站优兔，几乎可以代表境外涉华舆论环境的全部。而这几大媒体无一占据中国市场，自然对中国缺乏好感。在这种媒体舆论环境中，中国焦虑感经常产生现象级的共振。
三、从软实力战略角度，改革国家形象传播方式
国家形象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并主动塑造新时代的中国大国形象。在疫情冲击下，需要从更高的软实力战略层面来看待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不可否认，21世纪以来，中国软实力建设呈现出不少亮点，从在全球兴起的姚旋风到中文热，再到近年来电子支付、高铁、“基建狂魔”的称号以及近几个月来的“李子柒现象”，中国软实力发展是可圈可点的。但是，软实力对于中国发展而言，仍是“点”上的表现，“面”上的效应尚待进一步形成。因此，作为一个长期战略，需要从价值理念、政策高度以及民间活力等多个角度出发，系统性地构
建国家软实力工程。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继续加强高规格学习，做好国家软实力战略规划，发挥我国制度优势。
一方面建议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引领全社会对软实力的关注和软实力教育热潮。在思想上应认识到软实力的提升是一场持久战，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在心态上应去浮躁化，保持软实力构建的战略定力，既反对冒进，也反对保守退缩；在行动上要去形式化，认真做好调研，对比国内外的正反面经验，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有计划、有步骤地探索政策的有效性，反对形式主义造成的浪费，走好国家软实力构建的长征路。
另一方面要做好国家软实力构建的战略规划。适时推出类似“加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指导意见”或“构建中国软实力的白皮书”，激发全国上下投入到软实力建设中。还可以制定国家软实力构建的“三步走”战略、“国家软实力构建百年规划”等系统性的战略。我国政治局势较为稳定，在政策的连贯性方面比其他国家更具优势。从某种程度上看，每一代人都应是中国国家软实力的构建者。
同时还要充分利用好政府的制度杠杆，为民间软实力构建营造良好的制度空间。建议制定相关制度鼓励一些比较成功的典型做法和典型人物。
第二，进一步完善激励和考核机制，让人人为国家形象与软实力提升贡献力量。
各级政府、国企要将做好自身对外软实力构建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在当前的国家软实力构建领域，民主、法治、廉政是重要的评价因子，政府要坚持深化改革，继续推动公务员财产公开、电子化办公、政务公开等措施，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
建议相关部门牵头评选年度“十大国家形象代表人物”，激励一批真正有想法、有能力、懂传播、具有国际视野和国家情怀、擅长讲好中国故事的人，让这批人成为中国媒体建设的中坚力量，并鼓励中国的媒体人走向世界，积极去国际知名媒体任职。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要改革当前的学术考核机制和奖励机制。比如，将外出参加国际会议、在国内举办重大国际会议、在海外媒体发表有利于中国软实力构建的文章、接受媒体采访、在海外宣讲中国政策等纳入学术评价体系和学者考核机制，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投身于国家软实力建设。第三，利用国际社交网络平台讲述中国故事。继续支持公众运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讲好中国故事。目前，优兔、脸书、推特等社交网站成为讲好国家故事、宣传国家形象、了解世界想法的重要平台，并且具有非常大的海外影响力，中国要利用好这些社交媒体，也需要思考如何有节奏地做好适当的网络开放。同时，中国的微信、微博、QQ等也要走向国际化。
第四，发挥智库等民间组织的作用，通过课题设置、财务改革等方式支持“名嘴”“名学者”在国际上发声。
一是要继续放开国内精英尤其是智库学者、退休官员走向国际社会，提高他们参与知名国际论坛的频次，积极引导国内力量参与国际秩序改革与民主化进程，做到凡是重大国际场合，必有中国人在场发声。通过重要领导人到本国智库发表重要讲话等方式，扶植一些中国智库，将其打造为国家软实力构建的中坚力量，树立其对外的权威形象。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报告和成果要给予重大专项奖励。目前智库学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尤其是那些从事国际舆情应对、提升国家软实力工作的学者，其受到政府奖励的力度与自然科学学者相去甚远，自然科学研究动辄数百万的奖励、上亿的研究经费，研究资源应该适当覆盖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和智库机构。
二是鼓励中国在海外的跨国公司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公益活动。例如设立奖学金、援建医院、图书馆等公共设施，并在国内通过免税等手段予以激励，或者通过设置中国企业海外形象构建基金，奖励在海外的中国企业的公益活动。激励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对企业的重大技术创新予以奖励，或者采取减税、免税、设立相应技术创新基金的方式。但是，最好建立健全评价机制，避免企业骗取国家财产。
三是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NGO）、慈善组织的作用。美国利用大量NGO（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在全球展开布局。中国也应该充分发挥NGO和慈善组织的作用。当然，NGO、慈善组织需要做好对外公关，避免中国的对外援助被外媒解读为金钱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