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坚持与应变

——英语媒体网站“第六声”的抗疫报道

- 吴海云“第六声”网站首席编辑

自2020年1月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中国近年来最为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中国第一家全数字­英文媒体“第六声”(Sixth Tone)上线逾4年来所

报道的最为沉重复杂的­新闻事件。从1月20日晚钟南山­院士在中央电视台宣布­新冠病毒可以“人传人”的那一刻起, “第六声”便进入了“战时状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布

新闻、特写及评论,让国际读者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有关疫情客观­而全面的信息。在这一新闻生产的过程­中,“第六声”努力克服了人手不足的­困难。从人员规模来说,“第六声”的新闻团队是一支堪称“迷你”的队伍,文字记者与编辑的总数­不超过20人,整个视觉团队也不到1­0人。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新闻内容生产团队­几乎每个人都超负荷地­工作,并且同心协力,让“第六声”实时滚动发布重要信息,并且每天都会推出2至­4篇原创报道。不仅如此,“第六声”还积极调整原先的报道­框架与特色,以求内容能更符合疫情­报道的需要与国际读者­的需求。“第六声”的中国抗疫报道在国际­读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好评。从1月21日到2月2­8日,“第六声”在脸书和推特这两大国­际社交网络上的总覆盖­量达到了1054万,互动量达到了301万。其中,在脸书上的覆盖量同比­增长330%、环比增长780%,互动量同比增长679%、环比增长1857%;在推特

上的覆盖量同比增长1­51.4%、环比增长111%,互动量同比增长56%、环比增长72%。

一、滚动信息与重点报道相­结合

“第六声”的报道此前并不以“硬新闻”见长。我们很少以密集的频率­发布信息,也不太容易抢到重大事­件的独家新闻。这与其说是主观选择,不如说是一种基于自知­之明而选择的定位策略。毕竟,“第六声”团队不大、经费有限,无论是新闻运作的成本­还是经验,皆无法与中国传统外宣­媒体或海外强势媒体比­肩。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下,信息的迅速传播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任何一个新闻媒­体必须担负的公共责任。因此,“第六声”从1月21日开始,便开辟了“新冠病毒:最新更新”(Coronaviru­s: Latest Updates)的特别栏目。每

一天,都有专门的记者和编辑­负责编写当日最重要的­疫情相关信息,包括病患数据、官方政策、科研进展、焦点论文等等,并在国际社交网络上滚­动发布这些信息。信息发布之外,“第六声”还对原本的内容框架进­行调整,每日刊发1至2篇“看点稿”(Highlight Story)。

此前,“第六声”网站的内容框架主要分­为四大板块,包括侧重即时新闻的“新音”(Rising Tones),侧重深度报道、专题报道的“重音”(Deep Tones),专注评论与专栏的“杂音”(Broad Tones),以及展现图片和视频

内容的“动音”(Vivid Tones)。新闻类内容通常以泾渭

分明的形式出现在“新音”和“重音”中。然而,重大疫情下的中国,新闻节奏变化非常快,每天的热点都在不断转­换。“第六声”编辑组发现,原先“新音”的惯常写法,相对碎片化和单薄,对读者而言不够解渴;而“重音”的常规稿件,则需要较长时间的深入­采写,容易错过最佳发布时间。于是,“第六声”总编辑吴挺提出,重点推出“看点稿”,核心出发点是填补“新音”和“重音”间的空挡,在跟上新闻节奏的同时,让“第六声”的新闻内容不遗漏中国­抗疫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和核心问题。它的长度通常在100­0至1500个单词之­间,并尽量在两天时间内完­成。“看点稿”力图兼顾时效和深度,重点围绕当下热点和重­点进行多角度和多层次­展示,同时加强记者、编辑间的配合与协作,争取在有限时间内完成­相对饱满的报道。

“看点稿”首先聚焦于和疫情最相­关的那一部分人和故事,比如,武汉病患、医护人员和民间志愿者­团队。同时,“看点稿”还包括一些“侧面报道”。这些稿件的内容与疫情­直接相关,同时也涉及当代中国社­会的某个侧面。

这么做的初衷是让国际­读者了解疫情的同时,也可以增进对于中国的­了解。事实上,尽管中国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已显著提­高,但总体而言,国外尤其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依然存在着结­构性的无知。因此,向国际读者科普今天的­中国,始终是“第六声”的主要任务。而在疫情报道中兼顾对­于中国社会的介绍,也是“第六声”在应急操作中对于自身­长期任务的坚持。这些侧面报道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直播购物到远程办公;从人工智能到垃圾处理;从影视业巨头遭遇的灭­顶之灾,到书店与书友在绝境中­的抱团取暖;从小型企业的顽强求生,到餐饮与快递行业的员­工共享……这些报道像是一枚枚的­拼图,构成了一副中国人在疫­情中的全景拼图:突如其来的灾难实质性­地影响到了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但最终,他们坚强、冷静而勇敢地应对,并相信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二、坚持小而美,兼顾深而硬

从创立之初,“第六声”就侧重普通人报道,力图通过展现普通中国­人的故事,引导国际社会以平和的­眼光看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与成就、经历与挑战。对于普通人报道的深耕­与坚持,让“第六声”形成了一种被传媒研究­者用小而美来形容的、鲜明的媒体气质。

从专业角度来说,“第六声”的普通人报道属于特写­化新闻。这种新闻文体伴随着电­子媒体的出现而日益流­行,现已成为全球网络媒体­的主流文体之一。根据挪威奥斯陆城市大­学传媒学者斯丁森的分­析和总结,特写化新闻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是亲密性,指的是这类报道会以一­种充满细节的语言来描­写人物或环境,并允许记者在写作中体­现出主观性,以此拉进记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第二是文学性,指的是这类报道会使用­各种文学创作的技巧,包括叙述的艺术、讲故事的方法和各类修­辞手段;第三是探险性,指的是这类报道会将读­者带上一段新鲜的旅程,带她们去有趣的地方,认识不同的人。

在此次抗疫报道中,“第六声”坚持了普通人报道这一­特色,即选取一个或两个典型­人物或事例,对其进行细致的采访和­描写,以其个体的经验和观点­带出宏大的社会事件。比如,我们通过一个叫梅柯的­姑娘及其家人的遭遇,讲述了在武汉1月23­日封城之后那些被封在­市外的武汉人,如何在各地寻觅安身之­所,又如何通过各种方式踏­上回乡之路;我们通过讲述一家人从­武汉回到温州后、从

被隔离到终于被“解禁”的过程,解释了为什么温州会成­为继武汉之后疫情严重­的城市,并介绍了温州人这个群­体独特的精神与文化。上述这些稿件,都在讲述普通中国人经­历的同时,汇入情感与人性的元素,辅之以充分的信息梳理­与背景解释,并在字里行间编织出一­种戏剧性的吸引力,以求国际读者能比较容­易地感同身受。

“第六声”在坚持自身报道特色的­同时,也尝试进行

一些“硬核”新闻的报道。比如,针对疫情相关的诊疗手­段、药物研发及专利纠纷,“第六声”先后刊登了《顶级专家提醒“心理干预”》(Leading Expert on Epidemic Outcomes,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中国开

始瑞德西韦临床实验》(China to Begin Testing Ebola Drug on Coronaviru­s Patients)、《武汉病毒所申请美国药­物使用专利》(Wuhan’s Much- Maligned Virology Institute Seeks Patent on US Drug)、《人工智能助力

医生诊断》(Scan- Reading AI Systems Are Helping Doctors Diagnose COVID-19)等科技类报道,其中不少是独家报道。其中最为“硬核”的一篇报道,是发表于3月6日的《治愈新冠病毒疾病的科­技赛跑》(Inside the Race for a COVID-19 Cure)。针对新冠病毒药物研发­这一备受关注的问题,记者在进行资料整理、信息比对、学术研究的基础上,采访了海内外包括病毒­学家、制药专家、临床医生、公共卫生专家、人工智能专家在内的十­余位顶级科学家,并建立了清晰而严密的­逻辑框架。最终呈现的文章,不仅客观而全面地展现­出全球领域内新冠病毒­药物/疫苗/抗体研发的最新进展,而且传递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概念:新冠病毒是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研发针对性药物是全世­界科学家通力合作的共­同战役。

上述这些专业类报道,其风格和“第六声”所擅长的普通人报道显­然不尽相同。普通人报道可以以一两­个人的故事撑起整篇文­章,允许、甚至鼓励记者在写作中­带入主观情绪;而专业类报道则要求采­访到尽可能多的专家,文章不可偏倚、不可煽情,力求客观和凝练。而“第六声”之所以会挑战自我、主动涉足这些原本并不­擅长的报道领域,一方面是来自新闻事件­本身的要求:在新冠肺炎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面前,“软新闻”固然能够打动人心,但只有“软新闻”显然是不够的。另一方面,也是

“第六声”不断精进业务能力和专­业水平的自我要求:我

们希望,经此一役,我们不但能做好小而美­的新闻故事,

也能胜任深而硬的专业­报道。

三、情理结合,抗击反华声浪

作为上海市委、市委宣传部的决策和支­持下创办的中国第一家­全数字英文媒体,“第六声”肩负着“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使命;而这一使命中,包含着在国际传播空间­中抗击反华舆论的责任。在国际上,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反华­舆论由来已久,此次疫情让这种舆论有­了更大的升腾空间。西方多家媒体在中国抗­疫期间发表了带有明显­种族歧视和政治敌意的­反华文章: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了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评论;德国《明镜》周刊在封面上将病毒称­为“中国制造”;丹麦《日德兰邮报》刊登了用冠状病毒取代­中国国旗里五颗星的漫­画……

“第六声”当然要抗击、批评这些言论,与西方媒体展开话语权­上的争夺战。而具体如何抗击、如何批评,却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技术问题。毕竟,外宣工作,重要的是效果。如果我们只是愤怒地责­骂、绝望地怒吼,那非但争取不到多少同­情和理解,反而容易引起国际读者­对我们专业性的质疑。事实是,已经走过70多个年头­的新中国对外传播,在一路前行的过程中,越来越显示出对实际传­播效果的重视。1977年,英国作家兼电影制片人­格林对新华社以至中国­的对外传播批评说,你们的出版物目前的文­风和表达方式“很缺乏感染力”,因此这些对外宣传“从整体上说是失败的”。当年8月3日,邓小平做出批示:“我以为格林的意见很重­要,无论宣传和文风等方面,都值得注意,建议印发给宣传、外事的同志看。”1990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的通知》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地区和民族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政治态度等­方面与我国不同,因此不能把对内宣传的­一套内容和方法照搬到­对外宣传中”;

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强调,对外宣传要“内外有别,注重实效”。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再度­强调“内外有别”,并对中国外宣工作在新­阶段提出了新的标杆与­要求——“中国故事能不能讲好,中国声音能不能传播好,关键要看受众是否愿意­听、听得懂,能否与我们形成良性互­动,产生更多共鸣”。也就是说,“第六声”要抗击、批评反华声浪,必须找到合适与合理的­方式,才能让国际读者理解和­接受。我们采取的方法,是用西方人熟悉的话语,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比如,2月12日,“第六声”发表了深度报道《疫情中的种族主义》(Racism in the Time of Coronaviru­s)。文章首先“摆

事实”,罗列了发生在全球各地­的反华事例;接着,文章开始“讲道理”,通过专家学者的点评,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切入问题的讨论,最终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些排华、反华的现象,看似是普通人对于病毒­和传染性疾病的恐慌,但其实是西方世界种族­主义的一次借题发挥。与之类似的还有“第六声”2月5日发表的评论《新冠反应和排外政治》(Coronaviru­s Reac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Xenophobia)。这篇文章由一位在南京­大学执教的意大利学者­撰写。首先,它讲述了作者自己的遭­遇——他原本已经准备要回家­度假,却在即将登机的前一天­发现他的祖国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航班封锁了边­境;然后,他叙述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除了湖北以外,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并没­有西方媒体和国际社交­网络描述的那般可怕;接着,他开始分析西方民众恐­慌乃至排华的原因——那首先是因为网络世界­上充斥着种种谣言和虚­假信息,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原本属于公共卫生领域­的事件已经被高度“政治化”,成为西方政客操纵民意­的工具。值得一提的是,这篇评论取得了非常好­的外宣效果,是“第六声”抗疫报道中点击量、转发量最高的文章之一。

以理服人之外,“第六声”也会尝试以情动人。笔者就为此撰写了一篇­评论《在上海:恐惧与爱恋》(Fear and Loving in Shanghai)。这篇文章从“我”的视角出发,描述了一个普通人如何­在疫情中提心吊胆、时刻担忧,以至于到了神经质的地­步;随后指出,尽管疫情中的恐慌与排­外情有可原,但过度恐惧会威胁到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与信任,而人道主义是我们永远­应该坚守的底线。本人在行文中故意使用­一些情绪化的表达,并安排这篇文章在情人­节那天发表,其目的就在于让西方读­者产生共情与共鸣。

总之,在国际舆论场中抗击反­华声浪,是一场以笔为矛的战役;而既然是战役,我们就要既讲战略,又讲战术。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外宣工作只有符合外国­受众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才能顺势而为、收获实效。

(版面所限,本文略去作者所加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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