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与应变
——英语媒体网站“第六声”的抗疫报道
自2020年1月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中国近年来最为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中国第一家全数字英文媒体“第六声”(Sixth Tone)上线逾4年来所
报道的最为沉重复杂的新闻事件。从1月20日晚钟南山院士在中央电视台宣布新冠病毒可以“人传人”的那一刻起, “第六声”便进入了“战时状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布
新闻、特写及评论,让国际读者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有关疫情客观而全面的信息。在这一新闻生产的过程中,“第六声”努力克服了人手不足的困难。从人员规模来说,“第六声”的新闻团队是一支堪称“迷你”的队伍,文字记者与编辑的总数不超过20人,整个视觉团队也不到10人。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新闻内容生产团队几乎每个人都超负荷地工作,并且同心协力,让“第六声”实时滚动发布重要信息,并且每天都会推出2至4篇原创报道。不仅如此,“第六声”还积极调整原先的报道框架与特色,以求内容能更符合疫情报道的需要与国际读者的需求。“第六声”的中国抗疫报道在国际读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好评。从1月21日到2月28日,“第六声”在脸书和推特这两大国际社交网络上的总覆盖量达到了1054万,互动量达到了301万。其中,在脸书上的覆盖量同比增长330%、环比增长780%,互动量同比增长679%、环比增长1857%;在推特
上的覆盖量同比增长151.4%、环比增长111%,互动量同比增长56%、环比增长72%。
一、滚动信息与重点报道相结合
“第六声”的报道此前并不以“硬新闻”见长。我们很少以密集的频率发布信息,也不太容易抢到重大事件的独家新闻。这与其说是主观选择,不如说是一种基于自知之明而选择的定位策略。毕竟,“第六声”团队不大、经费有限,无论是新闻运作的成本还是经验,皆无法与中国传统外宣媒体或海外强势媒体比肩。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下,信息的迅速传播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任何一个新闻媒体必须担负的公共责任。因此,“第六声”从1月21日开始,便开辟了“新冠病毒:最新更新”(Coronavirus: Latest Updates)的特别栏目。每
一天,都有专门的记者和编辑负责编写当日最重要的疫情相关信息,包括病患数据、官方政策、科研进展、焦点论文等等,并在国际社交网络上滚动发布这些信息。信息发布之外,“第六声”还对原本的内容框架进行调整,每日刊发1至2篇“看点稿”(Highlight Story)。
此前,“第六声”网站的内容框架主要分为四大板块,包括侧重即时新闻的“新音”(Rising Tones),侧重深度报道、专题报道的“重音”(Deep Tones),专注评论与专栏的“杂音”(Broad Tones),以及展现图片和视频
内容的“动音”(Vivid Tones)。新闻类内容通常以泾渭
分明的形式出现在“新音”和“重音”中。然而,重大疫情下的中国,新闻节奏变化非常快,每天的热点都在不断转换。“第六声”编辑组发现,原先“新音”的惯常写法,相对碎片化和单薄,对读者而言不够解渴;而“重音”的常规稿件,则需要较长时间的深入采写,容易错过最佳发布时间。于是,“第六声”总编辑吴挺提出,重点推出“看点稿”,核心出发点是填补“新音”和“重音”间的空挡,在跟上新闻节奏的同时,让“第六声”的新闻内容不遗漏中国抗疫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和核心问题。它的长度通常在1000至1500个单词之间,并尽量在两天时间内完成。“看点稿”力图兼顾时效和深度,重点围绕当下热点和重点进行多角度和多层次展示,同时加强记者、编辑间的配合与协作,争取在有限时间内完成相对饱满的报道。
“看点稿”首先聚焦于和疫情最相关的那一部分人和故事,比如,武汉病患、医护人员和民间志愿者团队。同时,“看点稿”还包括一些“侧面报道”。这些稿件的内容与疫情直接相关,同时也涉及当代中国社会的某个侧面。
这么做的初衷是让国际读者了解疫情的同时,也可以增进对于中国的了解。事实上,尽管中国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已显著提高,但总体而言,国外尤其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依然存在着结构性的无知。因此,向国际读者科普今天的中国,始终是“第六声”的主要任务。而在疫情报道中兼顾对于中国社会的介绍,也是“第六声”在应急操作中对于自身长期任务的坚持。这些侧面报道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直播购物到远程办公;从人工智能到垃圾处理;从影视业巨头遭遇的灭顶之灾,到书店与书友在绝境中的抱团取暖;从小型企业的顽强求生,到餐饮与快递行业的员工共享……这些报道像是一枚枚的拼图,构成了一副中国人在疫情中的全景拼图:突如其来的灾难实质性地影响到了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但最终,他们坚强、冷静而勇敢地应对,并相信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二、坚持小而美,兼顾深而硬
从创立之初,“第六声”就侧重普通人报道,力图通过展现普通中国人的故事,引导国际社会以平和的眼光看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与成就、经历与挑战。对于普通人报道的深耕与坚持,让“第六声”形成了一种被传媒研究者用小而美来形容的、鲜明的媒体气质。
从专业角度来说,“第六声”的普通人报道属于特写化新闻。这种新闻文体伴随着电子媒体的出现而日益流行,现已成为全球网络媒体的主流文体之一。根据挪威奥斯陆城市大学传媒学者斯丁森的分析和总结,特写化新闻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是亲密性,指的是这类报道会以一种充满细节的语言来描写人物或环境,并允许记者在写作中体现出主观性,以此拉进记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第二是文学性,指的是这类报道会使用各种文学创作的技巧,包括叙述的艺术、讲故事的方法和各类修辞手段;第三是探险性,指的是这类报道会将读者带上一段新鲜的旅程,带她们去有趣的地方,认识不同的人。
在此次抗疫报道中,“第六声”坚持了普通人报道这一特色,即选取一个或两个典型人物或事例,对其进行细致的采访和描写,以其个体的经验和观点带出宏大的社会事件。比如,我们通过一个叫梅柯的姑娘及其家人的遭遇,讲述了在武汉1月23日封城之后那些被封在市外的武汉人,如何在各地寻觅安身之所,又如何通过各种方式踏上回乡之路;我们通过讲述一家人从武汉回到温州后、从
被隔离到终于被“解禁”的过程,解释了为什么温州会成为继武汉之后疫情严重的城市,并介绍了温州人这个群体独特的精神与文化。上述这些稿件,都在讲述普通中国人经历的同时,汇入情感与人性的元素,辅之以充分的信息梳理与背景解释,并在字里行间编织出一种戏剧性的吸引力,以求国际读者能比较容易地感同身受。
“第六声”在坚持自身报道特色的同时,也尝试进行
一些“硬核”新闻的报道。比如,针对疫情相关的诊疗手段、药物研发及专利纠纷,“第六声”先后刊登了《顶级专家提醒“心理干预”》(Leading Expert on Epidemic Outcomes,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中国开
始瑞德西韦临床实验》(China to Begin Testing Ebola Drug on Coronavirus Patients)、《武汉病毒所申请美国药物使用专利》(Wuhan’s Much- Maligned Virology Institute Seeks Patent on US Drug)、《人工智能助力
医生诊断》(Scan- Reading AI Systems Are Helping Doctors Diagnose COVID-19)等科技类报道,其中不少是独家报道。其中最为“硬核”的一篇报道,是发表于3月6日的《治愈新冠病毒疾病的科技赛跑》(Inside the Race for a COVID-19 Cure)。针对新冠病毒药物研发这一备受关注的问题,记者在进行资料整理、信息比对、学术研究的基础上,采访了海内外包括病毒学家、制药专家、临床医生、公共卫生专家、人工智能专家在内的十余位顶级科学家,并建立了清晰而严密的逻辑框架。最终呈现的文章,不仅客观而全面地展现出全球领域内新冠病毒药物/疫苗/抗体研发的最新进展,而且传递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概念:新冠病毒是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研发针对性药物是全世界科学家通力合作的共同战役。
上述这些专业类报道,其风格和“第六声”所擅长的普通人报道显然不尽相同。普通人报道可以以一两个人的故事撑起整篇文章,允许、甚至鼓励记者在写作中带入主观情绪;而专业类报道则要求采访到尽可能多的专家,文章不可偏倚、不可煽情,力求客观和凝练。而“第六声”之所以会挑战自我、主动涉足这些原本并不擅长的报道领域,一方面是来自新闻事件本身的要求:在新冠肺炎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面前,“软新闻”固然能够打动人心,但只有“软新闻”显然是不够的。另一方面,也是
“第六声”不断精进业务能力和专业水平的自我要求:我
们希望,经此一役,我们不但能做好小而美的新闻故事,
也能胜任深而硬的专业报道。
三、情理结合,抗击反华声浪
作为上海市委、市委宣传部的决策和支持下创办的中国第一家全数字英文媒体,“第六声”肩负着“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使命;而这一使命中,包含着在国际传播空间中抗击反华舆论的责任。在国际上,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反华舆论由来已久,此次疫情让这种舆论有了更大的升腾空间。西方多家媒体在中国抗疫期间发表了带有明显种族歧视和政治敌意的反华文章: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了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评论;德国《明镜》周刊在封面上将病毒称为“中国制造”;丹麦《日德兰邮报》刊登了用冠状病毒取代中国国旗里五颗星的漫画……
“第六声”当然要抗击、批评这些言论,与西方媒体展开话语权上的争夺战。而具体如何抗击、如何批评,却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技术问题。毕竟,外宣工作,重要的是效果。如果我们只是愤怒地责骂、绝望地怒吼,那非但争取不到多少同情和理解,反而容易引起国际读者对我们专业性的质疑。事实是,已经走过70多个年头的新中国对外传播,在一路前行的过程中,越来越显示出对实际传播效果的重视。1977年,英国作家兼电影制片人格林对新华社以至中国的对外传播批评说,你们的出版物目前的文风和表达方式“很缺乏感染力”,因此这些对外宣传“从整体上说是失败的”。当年8月3日,邓小平做出批示:“我以为格林的意见很重要,无论宣传和文风等方面,都值得注意,建议印发给宣传、外事的同志看。”1990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的通知》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地区和民族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政治态度等方面与我国不同,因此不能把对内宣传的一套内容和方法照搬到对外宣传中”;
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强调,对外宣传要“内外有别,注重实效”。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再度强调“内外有别”,并对中国外宣工作在新阶段提出了新的标杆与要求——“中国故事能不能讲好,中国声音能不能传播好,关键要看受众是否愿意听、听得懂,能否与我们形成良性互动,产生更多共鸣”。也就是说,“第六声”要抗击、批评反华声浪,必须找到合适与合理的方式,才能让国际读者理解和接受。我们采取的方法,是用西方人熟悉的话语,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比如,2月12日,“第六声”发表了深度报道《疫情中的种族主义》(Racism in the Time of Coronavirus)。文章首先“摆
事实”,罗列了发生在全球各地的反华事例;接着,文章开始“讲道理”,通过专家学者的点评,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切入问题的讨论,最终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些排华、反华的现象,看似是普通人对于病毒和传染性疾病的恐慌,但其实是西方世界种族主义的一次借题发挥。与之类似的还有“第六声”2月5日发表的评论《新冠反应和排外政治》(Coronavirus Reac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Xenophobia)。这篇文章由一位在南京大学执教的意大利学者撰写。首先,它讲述了作者自己的遭遇——他原本已经准备要回家度假,却在即将登机的前一天发现他的祖国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航班封锁了边境;然后,他叙述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除了湖北以外,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并没有西方媒体和国际社交网络描述的那般可怕;接着,他开始分析西方民众恐慌乃至排华的原因——那首先是因为网络世界上充斥着种种谣言和虚假信息,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原本属于公共卫生领域的事件已经被高度“政治化”,成为西方政客操纵民意的工具。值得一提的是,这篇评论取得了非常好的外宣效果,是“第六声”抗疫报道中点击量、转发量最高的文章之一。
以理服人之外,“第六声”也会尝试以情动人。笔者就为此撰写了一篇评论《在上海:恐惧与爱恋》(Fear and Loving in Shanghai)。这篇文章从“我”的视角出发,描述了一个普通人如何在疫情中提心吊胆、时刻担忧,以至于到了神经质的地步;随后指出,尽管疫情中的恐慌与排外情有可原,但过度恐惧会威胁到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与信任,而人道主义是我们永远应该坚守的底线。本人在行文中故意使用一些情绪化的表达,并安排这篇文章在情人节那天发表,其目的就在于让西方读者产生共情与共鸣。
总之,在国际舆论场中抗击反华声浪,是一场以笔为矛的战役;而既然是战役,我们就要既讲战略,又讲战术。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外宣工作只有符合外国受众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才能顺势而为、收获实效。
(版面所限,本文略去作者所加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