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称视角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外传播中的独特作用

编者按：本期就亲历式报道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外传播中的独特作用，选取中外相关报道，探讨如何运用以第一人称为视角的亲历式报道，引发海外受众的情感共鸣和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内和西方媒体都播发了一些亲历式报道，这些报道透过第一人称视角，呈现疾病以及防控措施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与传统报道相比，这类报道读起来更加真实，更具亲和力，也更契合新媒体时代的传播需要。对于一贯用有色眼镜来观察中国的西方媒体来讲，这类报道讲述的中国故事更为客观，文章中传递出的一些正面信息也更容易被接受。在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对外传播中，这类报道就像是一支轻骑兵，能够把目标受众迅速带入新闻现场，将不同国家社会文化、生活习俗上的差别乃至观念上的差异，通过生活化的描述和丰富的个人体验展现出来，更容易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和思考。

不同角度展示抗疫全景

自2020年2月12日开始，《新华每日电讯》播发了系列报道“我的战疫”，涉及文章百余篇。其中很大一部分对外编发成了英文报道，口述者涉及各行各业，包括武汉疫情暴发的亲历者、医务人员、高速检查站的交警、被隔离的民众、乘坐专机返岗的工人、海外疫情严重地区的华人等，内容广泛，涵盖了很多外媒关注的热点。这个系列如果结集成册，读者一定能从更丰富的角度看见疫情暴发后的社会百态。

比如第一期的口述者是来自湖北武穴的35岁作家邓安庆，标题是《母亲曾笑我，乡下人戴口罩还不笑死人》。

“1月19日，我离开北京时，北京西站候车厅黑压压的人群，戴口罩的很少。上车也没看到有人戴口罩。我也心存侥幸，觉得离武汉那么远，直到火车进了湖北境内，才把口罩戴上。”

文章一开头的这段描述，对西方读者来说，是颇为吸引人的。西方人并没有戴口罩的习惯，根据医疗专家在澳大利亚媒体上刊登的防护建议，除非医务人员，或者本人是感染者，否则人们是不需要戴口罩的。这篇文章其实让西方读者认识到，戴口罩在中国一些地方也是需要一个被接受的过程，从一定程度来说，这种不习惯是共通的。

邓安庆回家后，他就跟父母亲讲了疫情的事，但他们好像没有理会，不管他怎么说，父母眼里仍然是一个安静的乡村，没有什么异样。大家从全国各地回来团聚，不光要准备各种年货，还得忙过年的各种事情。

于是，作者成了千千万万中国年轻人的代表，苦口婆心地劝父母，而作者的父母也是千千万万尚未意识到疫情严重的民众的代表。他们一边烧火一边有点儿烦躁地说： “你一天到晚都说这个！”

这篇文章其实在不经意间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乡村，没有强制，没有所谓的“不民主”的做法，而是在这样的抵触和坚持中，民众才慢慢地改变了观念。

再比如38岁温州警察吴杰的口述。他正月初一下午接到这个任务：查找一名戴姓女士，她是银泰百货确诊病人的密切接触者，需要集中隔离观察。文章详细讲述了吴杰如何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把一名最初抵触、撒谎甚至撒泼的民众劝去隔离。读者会看到，这期间并没有发生冲突，也没有所谓的“违反人权”。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还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人们此前可能忽视了的角度：警察的安全。“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病毒已离我如此之近。”他说。

在这些第一人称的报道中，西方读者能够看到鲜活、充满压力和挑战的故事。例如，上海青浦36岁的交警许思颖在浙江和上海省界高速公路卡口的检查站里，一天要

检查和劝阻8454名跨省旅客。湖北恩施26岁的徐小岳讲述了她的隔离生活——每天测两次体温、提出要求后每个房间被提供了火锅以及如何发现自己成了新妈妈。居住在意大利米兰的32岁的互联网创业者胡允键则讲述了自己作为海外华人如何经历两次疫情，在米兰广场免费发放口罩又是怎样不被理解和被拒绝的。

这一系列文章语言平实，故事性强，对一些敏感的话题也并未回避。

借嘴说话纠正西方误解

“我的战疫”这个系列报道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深入现场，具有独家报道的分量。相比之下，外媒一些口述式报道尽管没有太多涉及医院、隔离区这类核心场所，但是每一篇都融入了讲述者自己的思考，如同一个“一镜到底”的长镜头拍摄，在客观上达到了西方人自己用事实纠正西方偏见的效果，非常难能可贵。

3月16日的《华盛顿邮报》曾经有篇题为《在北京管控期间我见证了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这篇文被《澳大利亚金融观察报》全文刊登。文章开头部分就用了大量细节，以白描手法勾勒出北京在疫情渐渐缓解、逐步恢复正常的场景。

“杂货店里到处都是购物者和农产品。在拐角处，一家商铺外排起了队，店里在销售枕头一样的白馒头。”“就在几周前，这个古老的帝都里，灰色砖墙的胡同中还空空荡荡，而现在却又被新手司机停满超大型奥迪车。于是我意识到，北京正在慢慢地恢复到从前的样子。”

这样的细节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是很难想象的，这远比平铺直叙地说“北京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正在逐渐恢复”要好得多。由于作者是外国人，文章更能切中要害地回应一些西方的关切。比如，虽然有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封城是“专制”的做法，作者却在文章中指出：“这一成功控制疫情的做法在新加坡、韩国等地也在应用，那些国家也正在迅速恢复中。”

作者还说：“大规模的基层动员和协调……正是共产党的长处所在。”

作者对检查站志愿者的描述也很打动人。“志愿者们被安排了不同的班次，他们穿着政府发的大衣，在寒冷的天气里，在街上检查人们的旅行许可证件，并给他们测体温。”这是非常正面的形象，也间接地驳斥了对中国政府防控疫情过程中所谓“暴力”和“强制”的污名化。

最后，作者还不忘调侃一下西方抢购厕纸的行为。他写道，中国的网上购物非常方便，他自己甚至从网上订购了电脑配件和下水道的阀门。“跨国订购一般是72小时内订的货物就能出现在我的门前，而大部分订单从下单到收到只需要一天——是的，厕纸也是如此。”

《澳大利亚人报》则联系了一位家住武汉的澳大利亚人西蒙·卡特，他在不同时期提供了多篇第一人称的文章。其中，2月5日疫情发生之初，他写的一篇讲述自己为什么不愿意撤回澳大利亚的文章《我和家人为什么选择留在武汉》，有力反驳了西方对中国医疗制度以及防疫措施的攻击。

“我不确定我在中国或者澳大利亚的隔离所，哪里能

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作者说：“圣诞岛（澳大利亚撤侨后的隔离所），毫无疑问没有武汉这样全面和现代的医疗服务……我对武汉医疗服务的水平没有任何担忧。”

接下来，作者用自己在武汉看病的经历来证明了这一点。

“你可能听说了中国在武汉只用了一周时间就建起了

一座医院，它就在我工作的高校旁边。你可能看到了网上一些神奇的慢镜头视频，记录了进度。如果你也能看到类似的关于皇家阿德莱德医院建设的视频，会很有意思，那个医院建了十年。在武汉的一天等于阿德莱德的一年，这就是为什么我爱我的故乡，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中国如此令人陶醉。”

难得的是，对于西方的抨击，作者直接给以回击。“有人称我为共产党的代言人，也有读者要求我公开批评中国处理疫情的方式，这样做是没用的，别忘了他们为14亿人建立和维护卫生系统，他们做得非常合理到位。”

针对西方的质疑，我们其实播发了不少文章来回应，体裁多样，从评论、消息到特写，口述式报道占的比重却并不多，这次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拓宽了编辑部的报道视野。在新媒体时代，其实，可以将第一人称的报道模式从突发公共事件对外传播拓展到日常报道和重要报道，带给海外读者更多鲜活、生动、具有思想性的新闻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