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家人为什么选择留在武汉

我和妻子窝在我们武汉的公寓里，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去圣诞岛（澳大利亚撤侨后的隔离所）吗？我们得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的第一个麻烦是，我们需要从武汉的家到出发点，这需要我们和一些我们一无所知的人接近。而到目前为止，我和家人一直保持着和别人合理的隔离距离。在这一点上我不想妥协。

此外，我不确定我在中国或者澳大利亚的隔离所，哪里能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圣诞岛毫无疑问没有武汉这样全面和现代的医疗服务。尽管澳大利亚政府试图纠正这一问题，但我对武汉这里的医疗服务水平没有任何担忧。

武汉的医院我使用过几次，最近一次是被诊断为突发性耳聋综合症。如果一个贝斯手无法听到乐器最后两根弦的声音就不得不去寻找新的爱好了，然而我获得了和澳大利亚相同的专业医疗服务。三个星期之后，我的听力恢复了。

你可能听说了中国在武汉只用了一周时间就建起了一座医院，它就在我工作的高校旁边。你可能看到了网上一些神奇的慢镜头视频，记录了进度。如果你也能看到类似的关于皇家阿德莱德医院建设的视频，会很有意思，那个医院建了十年。在武汉的一天等于阿德莱德的一年，这就是为什么我既爱我的故乡，也觉得中国如此令人陶醉。在武汉的新医院里，他们不是通过按摩和传统中医的方法治疗病人。他们将使用最先进的设备，那些都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如同世界上许多医院的设备一样。虽然我希望回到皇家阿德莱德医院，但我很满意我们能在这里得到良好的医疗护理。

另一个复杂的因素则是我的妻子孙睿（音）和将近七岁的女儿伊莫金根本无法一起离开武汉。我的武汉出生的妻子丢下父母不管在文化上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我们选择留下来。

澳大利亚政府为他们使用圣诞岛辩护，称不可能把澳大利亚医院的病人从整个大楼中搬出去，以容纳撤离人员。奇怪的是，比如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处理此问题，撤离人员不会被放到斯凯岛、科西嘉岛或者关塔那摩湾，或者其他和圣诞岛类似的地方。

情绪可能会导致妄想症。我几天前醒来时头疼、背痛，我想知道这是否可能会是被病毒感染的最初症状。我很快意识到，原因更可能是我终日坐在电视前，拿着澳大利亚葡萄酒瓶。这里的超市有各种各样的澳大利亚红酒。

人们对病毒的警惕性正在提高。武汉大部分人住在高层住宅楼，而这些高层住宅的入口处总是有警卫。在过去，这些警卫只是象征性地站岗，而现在他们肩负着额外的测量体温并确保人们戴着口罩的责任。我带女儿去当地的大学里面跑步，一周以前进入时还没有任何问题，其他人也可以随意进出，但是现在当警卫看到我要进去时，就会拉过来障碍物，把我挡在一边。

试图毫无情感地准确记录和讲述一个特殊的情况是很有趣的。有人称我为共产党的代言人，也有读者要求我公开批评中国处理疫情的方式。这样做是没用的，别忘了他们为14亿人建立和维护卫生系统，他们做得非常合理到位。英国广播公司问我：“习近平主席说这正在加速（防控更加严格），这是非同寻常的，您怎么看？”我坐在我的公寓里，试图弄清情况。我回答：“我不知道，也许习主席会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我的意思是，他有更多获取信息的渠道，而显然我没有。没有人半夜来敲我的门，我也不期待这样。我不知道城市何时能够解封。学校周一该开学了，但是没有交通运营系统这是不可能的。我的女儿已经开始和她妈妈一起在家学习。在中国，父母要承担繁重的教育工作。我在知道可能无法给学生修改论文后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我提供了非常具体的指导，他必须继续努力。

他回答说：“我理解你所说的，但是实在抱歉我回不去了。武汉的道路已经关闭了，地铁也不通了。”我回答说：“我是说在家里工作。我也无法去学校，但是你在家里一样可以做研究。”

世界各地的学生其实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