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国”的苦难
——《华尔街日报》对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媒体呈现研究
2020年初至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
受到各国媒体关注。虽然目前最早的确诊病例在中国，但随着疫情在世界范围蔓延，其他国家现存确诊病例早已超过中国。国际媒体的报道重心也由中国转向世界。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是世界
上最具影响力的财经媒体之一，也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保守派媒体之一。自疫情萌发初始，该媒体就对中国疫情持续发表了多篇报道。其中一篇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的评论文章，
明显反映出西方意识形态影响下，美国媒体人的傲慢与偏见，引发了中国网民的愤慨，更受到中国政府与外交部的强烈谴责。《华尔街日报》刊登的部分文章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许多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疫情的报道倾向。本研究收集了《华尔街日报》自2020年1月9日至3月17日关于中国新
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报道，利用语料库方法，结合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理论，观察该媒体自疫情在中国萌发、到在美国全面暴发的时间段中对中国疫情的媒体构建。
一、研究设计
根据批评话语分析理论，语言从来不是透明的窗户，而是一个折射和建构的媒介——任何关于这个世界的言
①
说或文字都是基于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 围绕疫情的话语不仅反映人们有关该流行病的认识，也会影响人们对待疫情的态度与行为。正因如此，研究不同国家、语言、体裁和语域中的疫情话语显得至关重要。
新闻报道是反映和影响民众态度的重要推手。媒体通过对客观现实的选择性传达和传播方式影响受众认识客
②
观现实的过程，甚至形成操控力。 从新闻语言出发，可以考察媒介话语所反映和试图构建的社会现实，为认识世界提供有效路径。媒体报道的内容重点直接反映于文中频繁使用的词汇，语料库方法为采用量化方式呈现大批量文本的语言使用模式带来了便利。语料库语言学和批评话语
③分析的结合，为研究媒体话语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鉴于此，本研究收集了2020年1月9日至3月17日《华尔街日报》刊登的、围绕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127篇报道，共计形符数98910词。采用自下而上的分析方法，从语料的高频词及其语义特征出发，考察该媒体的报道重点。
二、研究发现
本研究主要关注高频词中能代表文本主题特征的实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等。这类词汇往往与文本重复出现的话题相关，有助于揭示新闻的报道热点。
图1是基于本研究自建语料库所得《华尔街日报》疫情相关报道的词云，能直观呈现热点议题。词语字号越大，说明使用频率越高。这些词汇具体使用频次和频率见表1。
下文将这些高频实词根据词义分为5类（见表2），并结合其索引行和具体出现的报道全文展开分析。（1）病毒与伤亡人数
在尚未完全弄清新型冠状病毒的相关原理之时，在报道中国疫情时《华尔街日报》对该病毒进行了一系列尝
试性描述，重点介绍了中国的确诊和死亡病例数目及疫情对中国民众的影响。例如，1月18日题为《美国计划筛查游客》（U.S. to Screen Travelers）的报道中使用了“新型疑似肺炎病毒”“神秘的疾病”“新型冠状病毒毒株”和“神秘的病毒性肺炎”等短语，紧扣新型冠状病毒及其引
发肺炎的“神秘”（mysterious）特质。1月24日题为《中国经济与病毒》（China’s Economy vs. Virus）的报道
则将新冠病毒与非典型肺炎（SARS）对比后认为，“随着交通运输的便利，此次疫情对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远超过2003年的SARS”。同时，“对中国的消费和以此为基础的股票市场来说将会是异常艰难的一个春天”（It could be a very rough spring for Chinese spending and the stocks that depend on it）。观察这一类词汇的
索引行可见，自1月份疫情在中国暴发至3月17日，美国媒体的报道重点在于确诊和死亡病例数量，未曾表现出对美国本土疫情防控的示警。这些新闻中所涉及的美国政府的举措，主要是对中国公民旅行限制和撤侨等。（2）疫情暴发的时空性
第二类高频词主要涉及疫情暴发、防控的时间和地域，疾病潜伏周期，疫情对全球人口流动的影响等。其中，与武汉相关的索引行多因为它是中国疫情暴发的“中心”（epicenter）。在早期报道中，还常出现诸如“武汉病毒”和“武汉肺炎”等已废弃的不规范表述。武汉市政府在疫情初期不妥的处理方式也是《华尔街日报》抨击的对象。3月7日的《中国早期失误助长疫情》（China’s Early Missteps Fed Epidemic）称，武汉政府从应对第一个确
诊病例开始就犯了一系列错误，耽误了公开疫情严重性的时机，造成疫情在中国大范围扩散。然而，截至该报道发布时，中国本土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新增本土病例44
例，其中武汉新增41例。美国新增确诊数量则达到了112例，累积确诊345例。《华尔街日报》本应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总结中国抗疫成功经验上，却将精力集中于抨击武汉在疫情初期不当的处理方式上，有转嫁责任之嫌。
此外，观察语料中“北京”一词的索引行发现，除部分采用转喻的修辞手法来指代中国政府外，剩余索引行多分别以北京和上海为政治和商业中心代表，介绍疫情对中国的影响。例如，3月4日的《北京筑墙抗疫》（In Beijing, a Wall Rises to Fight Outbreak）称，继武汉封城后，为预
防返工热潮带来的影响，中国政府决定继续封锁北京市内景点、商场，禁用出租车、顺风车等公共交通，加强居民区管理。报道还引用医学史专家的观点，称因疫情而封闭政治和商业中心的作法“非常罕见”。报道仅强调封城给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带来的不便，却避而不谈该措施对迅速控制疫情起到的积极作用。而值得一提的是，3月31日，美
国确诊病例超过5000人之时，其首都华盛顿终于宣布封城，并关闭所有非必要商业场所，停止公共交通。
（3）政治主体
有关政治主体“当局”“政府”“国家”和“官员”等词汇的高频使用，展现出《华尔街日报》对中国政府作为疫
情防控主体的关注。这四个词汇最常与“说”“命令”“宣布”“告诉”“透露”“关闭”“相信”和“帮助”等动词搭配，且多数在引用中国政府官方消息、就此发表评论时出现。进一步观察索引行可见，该媒体在描述中国举措时往往带有明显的批判之意。例如，1月27日的《中国审查制度助长病毒传播》（China’s Censorship Helps Spread the Virus）一文中，将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肯定中国政府透明、合作的疫情应对方式一语带过，转而大篇幅批判中国政府其他行为提高了疫情风险（But in other respects Beijing's behavior has heightened the risk）。
相比之下，在“当局”一词指向美国政府时，却一改批判态度而为政府辩护，尤其是在美国疫情尚未暴发之时。例如，2月5日题为《美国在中国政府批判中准备撤侨》（U. S. Prepares Evacuation Amid Chinese Criticism）一文称，尽管有近30家国际航空公司暂停了中国往返航班，却只有美国政府的旅行禁令被中国外交部点名批评为“不负责任”以及“带有敌意”的举动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meantime, has singled out the U.S. government for criticism on a near- daily basis, characterizing its moves as irresponsible and antagonistic），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仍持续为中国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该报道试图以此将中国政府刻画成“恩将仇报”的形象。
（4）世界与经济影响
作为美国极具代表性的财经媒体，《华尔街日报》围绕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必然谈及此次大流行病对美国和世界的影响，尤其是在经济层面。例如，“全球的”一词在2月13日《世界卫生组织因疫情回应遭批评》（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riticized for Virus Response）
一文中使用频率最高，共出现了17次。文中提到世界卫生组织（WHO）于1月31日宣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全球”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组织当时还称赞了中国在抗击疫情中作出的杰出贡献，并劝告其他国家无需对中国公民采取旅行限制。几乎所有关于中国抗疫举措的肯定之语在此文中均遭到驳斥，世卫组织也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信息来源。该文明显对这种赞扬中国之举持反对和讽刺态度，认为世卫组织卑躬屈膝是为了谋求中国政府未来对抗全球大流行的配合态度，因为中国是“许多病原体的来源”
（source of many emerging pathogens）。
《华尔街日报》还重点报道了此次疫情对中外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制造业和中小型企业收益、供应链和工作模式等的影响。例如，3月10日题为《中国麻烦压缩公司利润》（China Woes Pressure Companies’ Profits）一文称，疫情发生以前，美国公司在华利润已创历史新低，而这种低迷的发展态势将受疫情影响持续恶化。该报道指出，此次疫情会重创中国经济，许多美国在华企业还没有为平安度过此次经济“溃败”（rout）做好准备。这种叙事框架将中国的疫情发展置于造成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趋势放缓的源头，刻意强化了中国与美国、中国与世界的二元对立，无益于世界经济的共同恢复和发展。
（5）信息引述
报道动词“说”的高频出现，说明媒体在报道中引述了许多消息来源。观察与该词共现的名词可见，“说”指向的言说主体主要包括“他/她”“官员”“中国”“当局”“中
国人”“负责人”“政府”“主席”和“武汉”等，多数与中国官方有关。以“他/她”指代普通民众的情况主要出现在
围绕疫情影响的采访中。通过分析这一类索引行可以看出，与前文提及的对中国政府话语和举措的鲜明批判态度相比，《华尔街日报》对中国普通民众的话语则表现出更多的同情态度。例如，3月5日，一篇题为《抗疫一线的医生生活》（A Doctor’s Life on Virus’s Front Lines）的
报道，引用了4位医护人员及其家属的言论，围绕一线工作人员的艰辛展开叙述，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受访者的“怜悯之情”。同时，该文还突出强调了中国医疗资源短缺问题，认为随着中国本土以外疫情的日益严重，医护人员的安全将成为“其他国家越来越需要担心的问题”（a problem other countries will increasingly face）。
三、结果讨论
通过上文数据分析显示，《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时，主要关注病毒本身的性质、疫情发生的时间和地域，重点批判了中国政府采取的疫情防控举措，
详细描述了疫情给中、美和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等，同时引用了中国政府官方和普通民众为来源的消息。
在全世界对这种新流行病毒尚未完全了解之时，该媒体试图通过强调疫情暴发的时空属性，将其构建成发生在“遥远”中国土地上的“神秘”疾病；对中国政府抗疫举措一味采取否定态度，却鲜少报道中国成功经验；虽然其在多数情况下质疑中国官方消息源，但在引述医疗工作者和普通民众时展现出较强的同情意味，试图将中国与世界人民刻画成此次大流行病与中国政府失误决策的受害者，甚至将中国视为美国近期经济衰退的“替罪羊”。这种强调疫情他者属性的新闻话语模式，在实际效果上引发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二元对立关系，不仅无法为中国疫情控制争取更多国际援助，还难以激起美国民众对中国疫情的共情之心，更无益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采取及时的疫情防控措施，与中国联合抗疫。西方媒体的这种报道模式，与当初围绕非典疫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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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框架如出一辙。 他们的报道意在借疫情重申对中国体制的批判。同时，表达疫情对世界及其本国经济影响的担忧，却并没有对防止大流行病在全世界蔓延有过多示警。中国疫情在西方话语中被建构成了“遥远的威胁” （distant threat）。 当疫情在世界范围暴发后，媒体又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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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将其他国家的损失直接归咎在中国政府和人民身上。这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无法理解和信任中国在疫情控制上取得的成果。直至4月初，美国普通民众仍旧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原理和自我防护措施不甚了解，这与西方媒体的新闻报道框架和话语特征不无关联。
四、研究启示
一直以来，西方媒体对中国相关新闻的报道总是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与价值观差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部分外国政府与媒体持续对中国疫情进行污名化，个别外国领导人甚至针对中国展开“造谣攻击” （disinformation campaign）。在这种国际局势下，如何
提升中国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舆论的能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结合本研究的分析结果，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和媒体在对外报道本国疫情时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 突显公共卫生事件属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2015年发布的“新型人类传染病命名最佳实践”中，世卫组织特别强调应在疾病名称中避免包括地理方位的术语。2020年4月7日，《自然》杂志为曾将病毒与武汉关联道歉，因为“病毒将影响所有人类。一旦疫情暴发，任何人都有危险，无论身处何处”。正如其他影响人类发展轨迹的疾病一样，新冠肺炎的流行病属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局限在特定地域。为削弱西方媒体对中国疫情时空性的刻意强调，中国更应主动发声，强调疫情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属性，提醒疫情在其他国家蔓延的可能性，呼吁全世界联合抗疫，消解外国媒体对疫情的他者化建构。
2. 重视群众话语，建立情感关联。为减少时空位置、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对外国受众理解中国疫情造成的疏离感，中国在对外宣传时应该注重与外国普通民众建立情感连接，唤起同理心。更多从大众的视角，借助普通人发声，尤其可以通过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故事来介绍中国疫情防控情况，达到与目标受众共情的效果。
3. 主动设置议题，宣传中国抗疫经验。中国应借助本土新闻资源，主动将国内疫情防控一线的真实情况和有效措施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弥补西方媒体有意忽略的那部分信息。针对外媒报道中偏颇与捏造之处，应多援引一手资料和前线报道进行纠正，提升对外报道的可信度。
截至撰稿之时，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已暂时得到了有效控制，美国政府却因错过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受到本国媒体的不断谴责。然而，仍然有不少媒体借机宣扬“中国威胁论”，称中国援助其他国家的善意之举是觊觎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充分结合政府和民间媒体话语资源、讲好中国抗疫故事显得空前重要和急迫。疫情暴发不仅是人类与自然的磨合过程，更对建立世界范围的公共卫生事件联合防控阵线带来重大挑战。通过深入讨论新冠肺炎疫情的媒体话语建构，或许可以为提升国家舆情应对能力、推动疫情期间的对外宣传工作带来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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