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时代美国涉华舆情的恶化：根源与对策
舆情的塑造与引导，是大国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不仅是要为强烈的对抗和竞争政策扩大国内与国际的支持，更是“妖魔化”对手的基本招数。随着近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对华认知发生了显著变化，美国的中国政策话语体系更是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特朗普执政初期，
2017年的两次“习特会”稳定了两国关系，建立四大高级别对话机制以加强双方高层的沟通与协商。然而，特朗普于2018年3月22日签署备忘录，根据301条款对中国加征关税，拉开了中美贸易战的序幕。尽管两国在2020年1月
15日达成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
使中美两国关系再度经历紧张关系急剧升级的恶化状态。特朗普政府在应对疫情不力的批评中，坚持“中国责任”论、插手香港及台湾事务、在南海保持“自由航行”活动，使得中美两国关系急转直下。妄图掌控美国对外关系中的
“中国话语”，不惜通过持续污名化中国制造“反中”“嫌
中”“抗中”舆论，这已成为特朗普政府打压中国的基本手段，也给中美关系的稳定和改善带来了难题。
一、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温和与顺畅的中美交流
中美贸易战使得中美之间部分对话机制停摆，不过尽管此前美国公布的几份战略报告已经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但两国始终没有放弃贸易谈判。谈判过程表明，两国之间的沟通管道不会断，能够在基于双方各自利益的基础上达成均势，诸多因素使得中美两国能够达成停战。首先，在部分美国政府强硬派支持贸易战的同时，美国商界表达出了反对意见。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调查显示， 81%的受访美国企业受到贸易战影响，87%表示不会迁出中国，83%表示不会减少对华投资。其次，特朗普需要抽出精力面对总统弹劾以及2020年中期选举。特朗普虽然在共和党党内初选中获得最高支持率，但整体民意支持率不及民主党人。民主党向国会提出弹劾案，是希望打击特朗普及共和党的形象，为民主党候选人铺路。因此，特朗普不得不暂时与中国达成妥协，转而面对复杂棘手的国内政治问题。
除经贸关系外，中美两军的交流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器”。在政冷经冷、南海局势紧张的背景下，中美两军曾于2019年11月举行中美两军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演练，两国防长也就南海、台湾等问题进行通话，在曼谷举行非正式会晤。中美两国发生军事摩擦甚至局部战争将引发国际局势产生不可扭转的恶果，因此，中美两军的战略沟通可以说是两国的共识。两军之间保持持续性的沟通和接触，能够协调双方立场，避免“擦枪走火”，进而确保两国关系总体上的底线。
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中美在防疫领域的沟通也较为频繁。早在2020年1月3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就已经向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通
报病例。罗德菲尔德将消息传达给了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Alex Azar），阿扎尔随后向白宫进行了通报。此时距离
中国地方政府上报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仅隔一周。中美两国之间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沟通机制较为成熟。两国元首，以及两国卫生部门高级官员多次通电话。在防疫技术合作方面，美国休斯顿贝勒医学院曾表示，已经与得克萨斯大学、纽约血液中心以及复旦大学合作研发新冠疫苗。可以看到，中国及时向美国通报新冠肺炎病例，为美国采取及时措施争取到最短的时间。
总体而言，疫情初期中美两国交流较为温和顺畅。由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已经签署，美国自身又面临严峻的国内政治考验，两国关系开始从低谷稍稍回升，原有的
一些沟通管道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然而，中美关系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加上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恶化，加剧了近来中美关系的恶化。
二、美国疫情暴发与特朗普的“中国追责”论
中美两国对话与交流的转折始于美国疫情暴发之际。3月13日，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距离中国向美方通报首例病例过去了70天。由于特朗普政府未能采取及时有效的防疫措施，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以几何级数增长，这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在应对疫情方面的失败，但他却言之凿凿病毒的源头是中国，呼吁中国赔偿损失。疫情发生以来，阴谋论甚嚣尘上。5月底，特朗普表示将对中国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包括取消香港优惠待遇、禁止部分中国人入境美国、驱逐3000名具有军事院校背景的中国留学生。特朗普甚至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一次采访时表示，美国有可能完全中断与中国的关系。
疫情不仅没有加深中美两国的交流与合作，反而使中美之间既有的竞争加剧，深层次的中美矛盾是主要因素。首先，中美两国疫情下的复工凸显中美两国的经济竞争。中国虽然在早期病例发现之初并没有采取最严格的措施防控，但此后中央与地方政府均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超强的国家动员能力使得中国很快采取果断有效措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实现了及早复工复产。而美国因错过了防疫关键期，经济受到重创。其次，美国借机干涉香港、台湾及新疆问题。这几个问题反映出的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因素始终是两国关系中的痛点。疫情恰逢香港反修例风波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后蔡英文连任的关键节点。美国一直无端指责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破坏一国两制，尤其是在“港版国安法”出台后，从特朗普本人、蓬佩奥，再到部分议员，纷纷呼吁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而在台湾问题上，借着疫情，美国及部分国家呼吁让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就新疆问题，美国国会出台多份涉疆议案，谴责中国在新疆的行为。美国通过干涉中国内政，借上述几个核心问题，达到制衡中国的目的。最后，美国借防疫当口再次表现出对全球治理的漠视。美国疫情暴发以来，特朗普指责世卫组织受到中国所谓“渗透”，在全球抗疫面前没有发挥应有责任。5月18日，特朗普称，世卫组织需要在未来30天内进行“实质性改革”，否则美国将永久“断供”、并“重新考虑”成员资格。5月30日，特朗普宣布退出世卫组织。特朗普自从上台以来就不断“退群”，包括美国自己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协定、伊朗核问题协定等。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原则，指责中国在主要国际组织加强“控制力”“影响力”，不符合美国所谓的“要求”。
而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始终呼吁全球共同协作。中国坚持倡导多边合作，在基本控制住国内疫情的情况下派出多批次医疗组赴多国开展交流合作，先后向世卫组织提供了5000万美元的捐款，设立了20亿元人民币抗疫合作专项资金，这些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际体现。与之相反，特朗普政府并没有采纳多边主义，而是坚持单边主义行动，这不仅无法帮助美国以最短的时间战胜疫情、重启经济，更无法在后疫情时代推动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推动世界共同走出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疫情下的美国涉华舆情：歇斯底里化特征明显
疫情对美国涉华舆情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其根源，既是疫情在美国暴发的严峻性给美国政坛、商界和民众带来的“反中”“嫌中”“恐中”情绪的激化，同时，也是特朗普从竞选到就任美国总统，在对华关系上大幅度改变政策话语体系的结果。特朗普竞选时期就开始频繁指责中国，称中国“偷了美国的技术、抢了美国的就业机会、钻了美国市场开放的空子”，向美国政府和民众倾诉美国在中国崛起中的“受害者情结”。这种话语主张，不仅代表了共和党右翼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势力对中国崛起的持续抹黑，更是企图通过“栽赃中国”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寻找“借口”，也为特朗普政府将制造业海外投资重新回归美国、寻找对华“脱钩”等政策和做法巩固美国国内政治的“合法性”。特朗普的想法代表了在力量相对走低时期美国对失去霸权优势的担忧，也代表了特朗普想要制造他任期内再创美国经济发展佳绩的政治利益需求。问题是，特朗普极端对华认知在其政府团队中不仅培养了诸多“打手”，也成为了美国共和党的对华政策共识。
现在，美国政坛和社会的“反华”“嫌华”“恐华”情绪高涨。在中美关系历史上，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在中国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但最近两年来，两党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明显趋于一致。美国国会参议院中更是出现了像卢比奥、克鲁兹、汤姆·卡顿、里克·斯科特这样的众多反华鹰
派，屡屡大肆攻击中国政府的内政和外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更是在中国议题上言必称“共产中国”，将冷战时代美国对苏政策和1979年中美建交前的对华政策中刻意制造意识形态对立的用词重新夹杂进了其对华政策陈述。美国国会近三年通过的涉台、涉疆、涉港等涉华制裁性法案不仅超过以往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更是在国会参、众两院屡屡出现全票通过的闹剧。而在对内宣传上，特朗普政府更是以李文亮事件、推动台湾加入世卫组织、南海问题、新疆问题、香港反修例风波以及涉港国安法等问题，持续和高调地抨击和指责中国。疫情发生以来，中美双方爆发“媒体战”。共和党的媒体阵营，例如福克斯新闻、
《国家评论》等，充斥了对华偏见、仇视和好战论调。
众多负面消息的传播也确实使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情绪更加负面。今年5月26日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民调数据显示，近三分之二美国人认为中国没有处理好疫情；
84%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政府公布的疫情信息持怀疑态度；66%的美国人表达了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这是该中心自2005年开始调查以来的最高值。另一方面，中国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也在增高，美国欧亚集团2019年的调查显示，28%的中国受访者对美国反感，较2018年增加
11%，好感度则从59%下降到39%。这不仅表明中美两国
在思维方式、价值观上的变化，也显示出某种重归意识形态对抗的特征。不仅两国民众在各自主流社交媒体推特、微博上相互论战，特朗普本人、美国部分高官，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官方推特开展口水战；不少普通中国网民，甚至包括“饭圈”女孩，也通过社交媒体的方式，进行评论与回击。一些辱华风波更是加剧两国网民的对立情绪。
当前美国涉华舆论环境的明显特征是“歇斯底里化”。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排外论再度兴起，全球化时代自由、相互开放和以全球主义为导向的跨国家、跨地区社会性交往正在面临严重的打击和限制。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扩大到了舆论方面，为争取舆论上的优势，美国不惜动用目前全球传播体系中的最强权力，宣传“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歧视论”，妄图拉拢其他享有所谓共同价值观的“自由民主”国家形成阵营对抗中国。
四、如何应对美国对华全面污名化舆情
今天，中美关系已经发生巨大的范式变化，进入一个全要素对抗时代，经济、军事、科技合作、人文交流、各自国内市场和经济管理体制等各个方面都有走向碰撞和对抗的趋势。面对如此严峻的舆情，中国需要在后疫情时代坚持自己的道路、保持自信。
首先，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在不利的舆情面前坚定自己的发展方向。中国目前是抗疫最为成功的国家，事实胜于雄辩。目前在疫情得到基本控制的情况下，各省市已经开始复工复产。尽管第一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但从长远来看，仍然能够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速。与此同时，中央也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营造优良营商环境。因此，对于美国的“中国责任论”“脱钩中国”，我们不必惧怕。
其次，不能把中美关系的整体完全捆绑在当前特朗普政府充斥霸权主义傲慢、偏见和好斗政策上。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作为曾经的最大贸易伙伴，彼此之间的广泛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利益共生关系，不是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共和党右翼政客想要颠覆就能颠覆的。美国国内对特朗普疯狂的对抗和打压中国政策做法也有不少的批评和指责。只要我们自己行稳致远，对美国的抱怨坦诚回应、对歧视和恶意的打压仗理而起，美国国内的理性声音就能有更多表达和舒展的空间。改变美国反华舆情最重要的，是让美国国内理性温和的力量逐步背弃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右翼势力的疯狂和短视的反华政策。
最后，两国都需要抑制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情绪化负面情绪。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情绪无助于保持中美两国正常的社会、经济与人文交流，更会助长全面对抗和对立的社会心理，不利于在关系紧张时提供必要的政治和社会资源，寻找和扩大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对话的空间。中国需要在保证主权、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底线的前提下，通过寻找深入对话的管道和保持必要的社会、经济和人文交流，加深对彼此的认知，避免信息误判，改变只是一味相互埋怨的对立状态。中美关系已经跌入低谷，但两国间的对话与沟通有助于两国缓和紧张关系，避免“新冷战”的发生。
(版面所限，本文略去作者所加注释。)
一、中美关系危机的病毒时代：何为舆论战？
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关系一直处在悬念、不安甚至紧张对立的状态。如今，尚未走出贸易战泥沼又遭遇全球传播的新冠肺炎疫情恐慌，美国领导人使用“中国病毒”“武汉病毒”概念，指控中国隐瞒疫情而鼓动调查、追责、索赔，上演冷战思维性质的反华闹剧；中国则谴责其散播“政治病毒”“信息病毒”。在这种激烈的话语对抗形势下，所谓“新冷战论”的悲观认知越来越得到理解。
但学术界似乎很少思考一个长历史现象，即中美关系危机化事实上反复发生。这与中日关系很像，原因当然是存在周期性发作的问题结构。中日关系遗留了战后处理未和解的历史问题；而中美关系的结构既与对日战后处理未完成有关，又是冷战政治遗产未清算而不得和解的正常化后遗症。简单地说就是，台湾问题作为美国主导对日战后处理所形成的美日同盟遏制中国陷于长期分裂的象征，确证着冷战政治结构的历史连续性。
在此番“病毒战”危机之前的贸易战中，美国就有“脱钩”之说和排斥中国企业、媒体的行动；但那时还不甚清楚所谓“脱钩”是要干什么，存在事出有因、个别案例的观感。而进入新冠肺炎疫情语境就形象化了：蔑视、疑惧心理支配下的嫌恶修辞，不惜夸张地要保持社会距离。这种近乎强迫性、常规化的非接触防疫姿态，成为中美关系危机的新冠表征，实在是一个巧合。所谓巧合，是说美国政要并非因为新冠病毒才抛出“与中国脱钩论”；疫情似乎给现在的中美关系造成了特别的麻烦，但也不过是暴露了本来存在的问题并赋予其夸张声势的反应形式而已。现在有个流行词叫“舆论战”，可能是暗示某种对称、平衡的说法；活跃于媒体的学者常用这个概念，说美国在和中国打舆论战，刺激了中国，不得不打。而打到什么程度呢？最新高度是直指美国某领导人是“人类公敌”“世界和平的敌人”“已经突破做人的底线”。这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檄文语法，渲染着紧张氛围。
以战争修辞表达对抗并称之为“舆论战”，在概念和事实两方面都值得商榷。有主流媒体刊文称：“舆论战从来都是国际政治的一部分”，历史证明失去话语权就失去了第一定义权。但事实上，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史鲜有
“舆论战”之说；而在舆论作为公众意见的意义上，“舆论战”概念根本就不能成立。因为舆论是指公共意见、公众意见，但美国政要对中国的指控暗示着某种外交议程设置而并非一般舆论，把中国媒体的社论、评论当成公众意见则更是误解。总之，不存在两国公众意见打仗的事实。“舆论战”不存在，存在什么呢？学习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史就知道，在国际传播的意义上一般使用思想战、信息战、情报战、宣传战，以及观念战争、意识形态战争之类。
20世纪60年代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的学者赖肖尔使用过“思想战”的说法。但他并非要向日本灌输某种观念，而是通过组织日美学者的知识对话传播历史研究的现代化学术思想。这是国际传播的本义，传播就是通过信息交流达成共识；他公然声称与苏联搞“思想战”，所做的是美日知识对话，在历史叙事的现代化理论上达成共识，解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语境的反美民族主义情绪。对照这种“思想战”工作，可以理解“舆论战”概念存在着所指不确定的问题。
但中国外交史上有过疑似当今“舆论战”的现象。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夕批判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的“六评”，这种美帝国主义大批判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毛泽东当面向尼克松解释“打倒帝、修、反”之类的话是“放空炮”。再比如20世纪60年代前期与苏联的论战，以“九评”著名，但到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时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澄清“讲了许多空话”。可见，以脱离事实的空话刺激对方只能给设置解决分歧、化解冲突的外交议程制造精神障碍，使国际冷战趋于情绪化、激烈化。
“舆论战”概念所指不确，可以说是“宣传战”。但历史证明它徒劳空言，心理上更明确政治边界、社会边界而使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