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危机的传播政治学分析
恶情绪扩大再生产。怎么消解对抗？回到国际传播和外交议程设置上，要提供事实而不是概念的、哲学的驳斥。所谓提供事实，就是知识生产。在中国经常有人讲话语权，但这个概念就错了，应该叫话语权力——首先有话语，因为话语而发生的权力。没有叙事和逻辑构成的话语而一味地宣誓或诅咒，不能构成关于问题的叙事和有根据的陈述，那种空话没人听，也就不会产生传播学意义的话语权力。
总之，要提供叙事，形成有实证根据的历史语言和有概念体系的科学语言，避免文学渲染和哲学空论，才能对话。有学者主张，提高话语权的方法就是盖过别人的声音，疑似暴力姿态。这完全脱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学对权力的理解。传统的政治学权力观，比如马克斯·韦伯把对于左右别人意志的手段的支配称为“权力”；但汉娜·阿伦特称之为“强力”（force），其新的权力（power）定义是指“人一致行动的能力”——权力的基本表现不在于支使别人的意志，而是在达成协议的交往中形成共同意志。这种“交往的权力”就是传播政治学的权力观——并非强迫别人，而是取得共识、形成一致行动的能力。共识的范围即政治共同体，没有共识的强迫性权力就是否定政治的暴力。从“交往的权力”概念理解，国家间政治的权力竞争作为外交的目标也是追求共识。因此，中美关系危机用“舆论战”或“宣传战”方式并不能化解，而需要对中美关系的历史结构作出知识确认，思考国际传播和外交交涉的方向。
二、话语权力偏在与假性共识结构：中美关系的历史连续性
事实上，宣传战作为冷战政治的历史连续性表征，是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的外交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贸易战发展出的新形态。当前的宣传战修辞与传统冷战时代并无二致。历史如此展开，是因为存在着连续性结构。中美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是全面对抗的传统冷战状态，当时中国流行“美国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之说。建交以后，经过台湾问题折腾和美国对中国发动制裁的风波，邓小平有句名言说“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贸易战时期流行“压舱石”，发生危机就转移到经济领域，以采购贸易作“压舱石”。现在流行“甩锅”，语言离国家间政治越来越远了，“压舱石”就已经很远，没有追究
问题所在、交涉解决的意思。“甩锅”就更加戏剧化，这种搞笑的小品语言脱离叙事语境，与新闻、政治、外交的专业性有很大距离。“甩锅”的说法完全没有国际传播的对象意识，是在“小品化”了的中国语境下才能制造“笑点”的怪话而已。
外交修辞的非专业化和戏剧化，回避了“真问题”。中美关系的“真问题”是什么？在中苏结盟与美国阵营形成冷战对抗，对日战后处理久拖至朝鲜战争爆发而使中美关系陷于战争状态之际，美国把对日战后处理导向建构日美同盟压迫分裂中国的国际法进程。杜鲁门总统公然宣传“台湾地位未定论”——“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后来，日本、美国分别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以战后处理象征“两个中国”的“日华和平条约”和把海峡两岸分裂固定化的“中美共同
防御条约”。经过中苏反目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冷战政治转型的所谓“正常化”时期，中日邦交正常化以维持日美安全保障机制——美国在东亚驻军的半永久化——为前
提，美国则坚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象征干预中国统一的遏制政策，并无限期拖延朝鲜战争的和平条约即暗示“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尚未达成。
热战、冷战都没有和解，中美关系遗留着台湾问题这一冷战政治核心结构。近几年总是有人议论中美关系是不是发生了“新冷战”，新冷战这种概念未必准确——因为
东亚的、中美之间的冷战从来没有宣告结束，现在的中美关系危机不过是一度隐性化的冷战又显在化并有了新的表征罢了。20世纪70年代的所谓“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一美国概念是指利用中苏关系恶化之机建立中美和平共处的“正常”外交关系，并无解决台湾问题的议程设置，当时中国所接受的美国“一个中国”政策表述并非真正达成了谅解，而是姑且的假性共识。
1971年基辛格访华时，中国方面曾经要求美国从东亚
撤军、从台湾撤军，基辛格表示美军的存在有利于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后来美国从台湾撤出军事人员，但在日韩驻军仍然能起到维持分裂中国的作用。基辛格所谓约束日本军国主义，似乎不无道理，这反映了美国的战略意识形态生产能力，证明着话语权力偏在——他用事实、概念、理论能说服对方。而基辛格所谓“一个中国”政策，是认识到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美国对此不持异议。总之，中国要求的美国
撤军和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都没有实现而姑且搁置，是疑似一致而事实上各有原则的假性共识。基辛格的“一个中国”立场表述堪称史诗级战略意识形态。所谓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美国不持异议，貌似肯定现状，其实暗中预设了一个可能：当两边不再都认为是一个中国的时候，美国也会肯定新现状。总之，貌似“一个中国论”的“基辛格定律”隐喻着与大陆达成的假性共识发生破裂的可能性。为了减缓或者掩饰、遮蔽破裂，20世纪80年代的外交战到90年代就转变成贸易战了。明明是台湾问题作怪，但美国同时提出种种经济和国际贸易问题，用汇率、顺差、最惠国待遇之类新的议程设置寻求更多的话语权力工具，诱导中国的国家采购、经贸合作就成了维持台湾问题不翻船的“压舱石”。为了维持过去的假性共识而达成新的假性共识，这是中美关系危机的真实结构。后来的中美贸易战公然与“一个中国”政策挂钩，表明冷战政治结构完全显在化，中美关系的假性共识处于随时被打破的临界线上。其实，从基辛格1971年访华，美国就在摸索以“一个中国”政治修辞的石头过“两个中国”外交之河。美国同意在建交公报中写入疑似针对苏联的“反霸权”条款，但坚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其认定中国受苏联威胁之“战略上的原因”而隐忍。20世纪90年代以后苏联威胁消失，美台军售贸易与台独政治相互激发造成的“两国论”攻势被利用于交涉贸易利益，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原理就从战略机会主义转型为贸易机会主义，台湾问题就是这样决定中美关系危机周期性和形态变异的规律。
三、直面真问题：从知识生产建构国家主体性
特朗普执政后的对华政策是什么机会主义？任意机会主义或自由机会主义。中国一再努力加强贸易合作、恳切呼吁抗疫合作，但美国政府总是不满意，动辄威胁“脱钩”甚至切断关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任意性和自由化。目前，中美关系好像失去头绪、无从着手了。但回顾历史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台湾问题被搁置，中美关系的冷战政治结构没有消解，过去达成的“一个中国”共识是假性的。直面“真问题”，才能思考中美如何建立“正常化”的外交关系。为了达成真实的“一个中国”共识，需要不断地进行外交对话，而不是接受美国贸易机会主义的引导去无限筹措“压舱石”——美国被如此满足了利益要求会越发蔑视中国，发展到种族主义会更加棘手。即使没有新冠肺炎疫情，也仍然有贸易战和宣传战，疫情恐慌之下不过是突显了象征性。所谓象征性，就是从假性和解发生敌视、对抗，而发生权威性自我陈述缺失、不能形成有效对话的情况就可能导致蔑视，持续积累的蔑视则转化为歧视，种族主义作为极端的歧视就是向情绪对抗、力量对抗过渡的临界状态。为了化解这种危机，需要通过把问题对象化的实证研究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思想路线图。这种知识生产是战略思想生产的前提，是自我认识和认识世界的唯一途径，是建构国际传播和国际政治主体性的精神过程。
解决利益冲突需要国家间的政治对话，有效机制是关于历史和国际政治结构的知识对话、战略思想对话，而并非立场、情绪的对抗。为了摆脱目前的中美关系危机困境，必须避免“怼立场”之类的情绪性回应，而应思考关系结构，确知怎样的回应才能赢得话语权力。鉴于中美关系危机的严重性质和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知识的严重贫困，必须打破现在分割的、行政化的智库体制，成立跨部门的专题研究智库，组织有实证研究经验的学者致力于中美关系史、东亚国际关系史的实证研究，在充分的知识生产前提下整理化解中美关系危机的可靠思想。当前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政治化斗争要害也在于知识生产。中国不可能在报道国外学者对病毒来源、传播路径、疫情模拟的研究成果中摆脱美国的指控，这就需要中国学者提供关于中国疫情以及新冠病毒全球传播的权威知识话语。
从中美关系解冻、建交到发生种种危机至今的半个世纪，基辛格这位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之父一直是来中国奔走的信使和战略思想权威。现在，连他也认为中美关系和世界秩序不可能回到过去，所以中国必须独立自主地思考如何应对新时代的中美关系危机。
独立自主的思考需要独立自主的知识生产。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显然失察于“基辛格定律”所暗示的反向演变可能性和事实发展，导致对中美关系进入台独政治常态化的“后基辛格时代”无所警觉。两岸关系的要害在于内战和解政治议程进度之有无，中美关系的要害在于战略对话的可持续与否。基于这种传播政治学的原理，应利用知识生产推动话语生产和新闻生产、舆论生产，建构国际传播和国际政治主体性。
(版面所限，本文略去作者所加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