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舆论与沟通：认知逻辑与当下问题
在底层逻辑上，国际传播是全球人类不同族群间交往的一种媒介化知识呈现，是不同主题以媒介语言，依托特定传播技术路径，形成知识对话的过程。在长时间历史进程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媒介与舆论沟通等形态系统不断进步并进行充分调试，形成了当下全球对话状态。对中美之间沟通与交流的观察更多是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经验性材料而展开。虽然舆论与沟通的状态和两国间交往实践与真相有一定差异，再加上两国国内政治和舆论的多重考量而显得更加复杂，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呈现两国主导政治力量的彼此认知与评价。
认知逻辑：历史、空间、文明
在现代理性视角下，人类不同族群不断突破空间与文化障碍，以理性沟通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社会实践与认知差异问题，是一种必然选择。然而，人类历史现实存在三种基本逻辑理路：一是基于宗教和美好愿望的全球交往逻辑。它尊重人类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寻求通过沟通的方式解决彼此间遇到的问题。二是资本和全球贸易所主导的资本自由流动逻辑。它相信基于全球商品交换需求的合作性关系，强调信息的自由流动能给人类带来最大福祉。三是由于人类战争与对抗所产生的竞争性逻辑。在一战后一般被描述为“舆论战”，强调战争期间的对抗性和常态下的竞争性。这三种逻辑在人类族群沟通一直复调性存在，并呈现此消彼长的状态。当前中美沟通的现实，应从历史、空间、文明三重维度来观察。
历史和历时性维度。中美之间的沟通问题，因地缘政治、历史文化差异，主导逻辑从来不是理想主义的全球交往，而前文所述后两种逻辑的变调消长则是1949年以来的主导状态。冷战后期基于双方合作与各自国际战略调整而出现的10年“蜜月”，在冷战结束后转入竞争性态势。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人权报告”，涉疆、涉藏、涉台等问题，都是这种逻辑的具体呈现。竞争性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对抗性发生在2012年之后。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制度性优势进一步发挥，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引发全球范围总体格局的新一轮调适。西方中心主义的心理随之产生反应也是主要诱因之一。换言之，目前中美之间的沟通态势不是突然出现的，是历史性积累和国际格局变化带来的，是全球范围内新自由主义式微，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抬头，民族国家权力、民族主义被不断强化的结果。其基本表征是逆全球化行为。这种态势在一定意义上秉承了冷战国际二元对立格局中的信息竞争性态势。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一定意义上激化或催化了这种竞争性关系，并使其进一步凸显。加之美国国内政治变化等因素，共同催化了信息沟通困境。这种状态的持续时间尚需继续观察。
空间维度。中美之间的交流困境完成于在全球政治空间，也是这一空间的一部分。虽然中美竞争性交流关系仅为一个点，但可能是一种重要隐喻，预示着全球政治空间因为力量对比的相对变化进入多极而不稳定的阶段。这与原来霸权主义主导下的全球稳定逻辑形成冲突。在这种意义上，所谓“全球产业链断链”“中美脱钩”等都可能成为常态性话语，并被反复炒作。
文明维度。法国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主导的、以现代理性为基础的文明形态与内敛的中华文明开始产生实质性竞争。中华民族复兴的可能与既存的、西方主导性的文明和文化逻辑主体之间出现平等对话的势头。人类发展道路因为中国崛起出现了另一种选择的可能，并在实质意义上强化了这一维度的实践表征。一方面这是中国道路成功的标志，另一方面也强烈刺激了西方文明的优越心态，并最终带来反弹。中美之间当前舆论沟通状态，恰是这一
竞争性对话的中心点之一。疫情期间，国内舆论对中国制度优势、社会治理水准的大力宣传，对美国及其中心主义优越心理造成了冲击，这种冲击可能将持续存在。如果把正常的沟通状态看作一种常态，目前出现的非常态性实践在一段时间里极有可能会成为另一种常态。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政治文化和民族心理的自我中心主义心态、对信息传播技术和资源总体垄断性状态不会发生本质变化，而中国的制度优势将会得到进一步发挥，潜力将不断释放。中国国家和社会治理、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对长久以来形成的美国优先、美国中心主义的优越心理将会造成持续性冲击，中美之间舆论与沟通状态的竞争性和合作性将长期共存。对中国来说，在斗争中求合作、在合作中有斗争的状态将成为常态，表现在主流媒体的舆论上也会呈现一种长时间的复调状态。
结构性沟通：平等理性、凝聚共识
面对当前看似纷繁复杂的局面，无论党和政府，还是学界观察、国际传播实践，都应以建设性的态度来看待问题、解决问题，力争获取平等、理性的结构性沟通局面，推动处理好中美两国关系。
1.调适心态，稳住传播实践阵脚，适应复调性的国际
舆论新态势。应该认识到，中国崛起和发展过程中杂音不断是常态，应不断强化政治和文化心态的稳定性，保持战略上的理性定力。美国媒体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在疫情状态下更是呈现出若干层次：对中国的报道正面、负面倾向都有，负面偏多。面对一些非理性的质疑，要保持一定战略定力，不被干扰。是否予以一一回应，需慎重决定。
2.坚持科学理性的沟通原则和有理有据的沟通样态，
保持主导性的沟通节奏。在当前国际、国内传播空间中，虽然群体传播、情绪性传播影响越来越大，但传播过程中现代理性的价值也不可低估。当前中美沟通样态中，以总统特朗普为代表的一部分美国政治人物，试图以非逻辑、非理性的话语模式，将两国带入混沌、不明晰、非理性的状态和节奏中，甚至在策略上也试图以综合性的压制手段，逼迫中国跟着这种节奏走。要务必警惕美国的这种行为，一方面要做出适当的理性阐释与说明，另一方面更要稳定国内、国际“以我为主”的传播节奏，逐步引导两国媒体和民众回到相对理性的对话轨道。同时，要避免过度
解读、过度反应、过度跟随美国节奏。遇到必须反击的问题，也应打蛇打七寸，打在关键点上。
3.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域。应认识到，这场疫情进一步把中国推到了国际舞台中央。但在总体传播战略上，特别是思想与心态上，中国仍需进一步做好准备。凝聚国内民众共识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国际传播实践还不够统一，在国内民众大国心态的调适上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并且，国内舆论管理、引导和把握的力度与国外舆论的复杂性构成了矛盾关系，必须以体制性的力量下定决心予以解决。
4.以长远的战略性眼光，统筹协调和调用多渠道国际传播资源。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与交流，不仅仅是基于传统主流媒体的中介性呈现，也不仅仅是基于新媒体空间的话语竞争关系，它还包括传统外交中的人际与组织性传播、人文教育交流、人际交流交往为主的国际旅游和贸易等渠道。目前，这些渠道与资源在一定程度上都发挥着作用，但基于结构性功能的差异，其各自秉承的原则、战略性目标与安排等虽然基于“全面、立体、客观”的信条进行了一定统筹，但协调性、功能层次都不够清晰。如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秩序性需求带来的流程复杂性，影响了渠道中信息承载主体的积极性。
5.确定中国主要利益关切，系统把握中美沟通的核心议题，鼓励在实证基础上针对这些问题的知识精英对话。如前文所述，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中国核心利益关切上，中美之间的分歧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这需要运用历史实证主义的方法，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并通过对话凝聚两国知识精英共识，为传统媒体、网络空间的内容生产做有效背书。
总之，要在斗争与合作双重策略下，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力争将中美舆论与沟通拉回理性轨道，这才符合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战略需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9AXW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