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危机与中国方案：新冠肺炎疫情下公共外交的反思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必将成为载入史册的一次全球性危机事件，也是人类社会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表征。虽然疫情在湖北武汉等地集中暴发后得到了有效遏制，但一向以“灯塔”和“导师”自居的美国却因应对不力成为新的疫情“风暴眼”，甚至有沦为“失败国家”之虞。在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裹挟下，“甩锅”“阴谋论”和“污名化”一度成为国际舆论场的主旋律，近年来在世界各国获得认可和推动的公共外交遭到了严峻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发展的戏剧性和不确定性让零和思维支配了部分国家的外交政策选择，信任和包容成了国际社会的稀缺资源。对于我国而言，如何化危机为契机，向世界讲好中国抗疫故事，与世界分享抗疫防灾的中国方案，继续夯实和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公共外交和国际传播工作的一项重要命题。
公共外交作为国家主体向国际社会解释政策、提升信任的重要手段，对于增强各国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加强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开展有效的公共外交在全球性危机爆发期间尤为必要。总体来看，新冠病毒大流行时期的公共外交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出现了一些突破，其中尤以中国方案值得关注。虽然此次疫情的走向及其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仍然难以预测，但考虑到当下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全球性风险愈发严峻，反思并总结这一非常时期公共外交理念及实践的演变趋势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和启示意义。
全球共同利益与抗疫外交的实践逻辑
此次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与近年来泛滥成灾的“逆全
球化”思潮相互交织，“各扫门前雪”甚至于“鹊巢鸠占”竟成为一贯占据道德高地的西方政客抗疫的权宜之计。相比之下，中国践行的抗疫外交成为灾难外交（disaster diplomacy）的生动体现。
“灾难外交”的概念由美国学者迈克尔·格兰茨（Michael Glantz）提出，强调的是公共外交的危机反应
状态。根据灾难的潜伏、暴发、延续和痊愈等不同阶段，开展有针对性的公共外交，实施信息共享、国际援助、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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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指南等不同的策略。
首先，在疫情暴发初期，中国第一时间向世界分享病毒基因序列及相关信息，以供各国同行尽早开展防御和疫苗研发。吹响战疫集结号后，中国政府与日韩等周边国家开展“口罩外交”，同时强化双向沟通和共治机制。中韩两国实现向对方国家零输入、中国与巴基斯坦相互支援和配置紧俏物资、中国与加拿大合作研发疫苗等都成为抗疫外交的典范。
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遏制，以国际援助的方式分享中国方案成为灾难外交的新重点。在意大利、塞尔维亚和非洲、拉美等受援国家和地区，中国医疗队获得了公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由于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具有全产业链的制造大国，疫情期间全世界对于呼吸机、检测试剂的海量需求也改善了世界各国对于中国制造的刻板印象，进一步彰显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灾难外交被视为是一种平等、稳固的公共外交形式，其所倡导的公益性与人道主义价值理念能够突破诸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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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价值观这样的传统外交壁垒。 虽然部分西方媒体和政客以“赎罪论”污名化中国的援助行动，但从现实来看，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和以比尔·盖茨为
代表的意见领袖对中国的人道主义援助纷纷给予肯定。其原因在于，中国在此次疫情期间所进行的援助活动是以全球共同利益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全球共同利益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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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在我国的外交史上有着深厚传统， 其所对标的是西方学界界定的物质层面的“公共品”和伦理层面的“共同善”（两者英文都是common goods），意涵为当一个国家通过帮助别人来增进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个国家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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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在为共同的利益做贡献， 从实际效果来看，对“共同善”的坚守应当包括“维系全球利益”与“应对全球危机”两个层面。
以全球共同利益为表现的抗疫物资以及经验的跨境流动是改善国际关系的有效催化剂。相比之下，美国一些政客鼓吹的“疫苗垄断论”才是损害全球共同利益，独占全球公共品的典型行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抗疫外交将会成为中国公共外交实践中打造的国家品牌。从历史经验来看，基于共同利益的国际援助会以集体记忆的形式塑造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看法，很难被扭曲和遗忘，并且在诸如灾难这样的特定情境下被“立刻激活”。
在全球性灾难频发的当前世界，以灾难外交为关键词的国际性援助活动将愈发频繁，成为公共外交能力建设的必要环节之一。在实际情况下，灾难外交与文化外交往往是同时出现的。因此，此类外交活动必须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进行开展，尤其注意文化语境的差异性以及对方国国民心态的动态变化。另外由于国际性灾难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国家主体应在自身实力可承受范围内对受灾国施以援手，平衡好内部需求与外部矛盾。开展灾难外交需在考虑多元影响因素的前提下进行，否则灾难外交也有可能最终演变为外交灾难。
长期以来，我国在进行公共外交实践过程中经常要面临语境上的差异性。有研究显示，以口号或范例所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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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方案更容易受到对象国媒体和民众误解。 相比之下，适配于对象国本土语境的“中国方案”或在对象国精准传播的中国故事则更容易获得认同。疫情期间，无论是抗疫物资还是经验的分享，基于人道主义关怀的中国方案在跳脱既有话语陷阱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换言之，中国方案的跨境流动及其在各国语境下的本土化，其核心在于用赋能（empowerment）而非“抄作业”的方式来提升软实力，其核心目标在于构建公正、平等的全球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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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 所彰显的是更为宏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数字公共外交的中国方案
数字公共外交的兴起成为此次疫情期间的一大亮点。相比于传统公共外交，以社交媒体为主战场的数字公共外交具有双向沟通等特点。换言之，在互联网空间内，
⑦网民更加期待以平等姿态与公共外交主体进行对话。 对于国家主体而言，利用公共外交提升国家形象的战略传播则需要基于数字媒体发展的特征进行重新的规划和设计。国家主体必须寻求利用新媒体平台，向更加靠近受众的话语模式进行转变。
中国媒体在数字公共外交领域的探索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面对来自美国政客的无端指责，2020年4月30日新华社通过推特账号发布了一则名为《病毒往事》（Once
upon a Virus）的视频，这则视频以当下流行的极简化风格呈现，将“乐高”这一流行文化符号与中美两国经典文化形象——兵马俑和自由女神进行融合。这条推文在一周之内迅速成为爆款，获得2.5万次转推，4.8万次点赞，以此为“迷因”（meme）的衍生视频也广为流传。
抖音海外版TikTok的持续发力也成为此次疫情期间数字公共外交的典型案例。虽然受到了来自于白宫和五角大楼的无端指控和脸书等竞争对手将商业操作政治化的压力，TikTok所采用的深度本土化和“淡色中国”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其所面临的挑战。疫情期间，发展势头良好的抖音增速更为迅猛。截至4月30日，TikTok全球总下载已经达到了20亿次，疫情开始后的5个月内增加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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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次下载量。 在奈飞、优兔等老牌媒体平台流量纷纷下跌的现状下，TikTok流量逆势增长。
TikTok在疫情期间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二：首先，TikTok的用户使用逻辑和场景契合于疫情下的“自我隔离”与“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两大主题，其便捷的创作和分享功能融合了UGC（用户生成内容）以及
PUGC（专业用户生成内容）两大内容创作及分享逻辑，催生了诸如#distance dance标签等一系列数字迷因。其次，疫情期间，面对在社交平台上泛滥成灾的各类阴谋论和后真相，TikTok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年轻人化解媒体恐惧的避风港。相比于脸书和推特，TikTok的用户话语属性
更强，行业内顶尖的算法使其更加贴合受众的使用习惯与信息需求，也为受众自动屏蔽了许多带有负面情绪的信息，有助于克制当下普遍存在的信息焦虑。由此可见，在数字传播时代，媒体在公共外交中所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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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的中枢神经角色愈发凸显。可以预期，在后疫情时代，数字媒体平台将成为各国推动公共外交的核心力量，有助于传播主体在内容生产和分发层面整合不同民族和文化价值观下的接受语境，通过推动内容生产与渠道创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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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达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目标。
东亚模式与软实力的提升
此次疫情引发了国际舆论场关于国家治理模式的比较和反思，以中国方案为代表的危机管理东亚模式在疫情发展后期被世界各国所广泛采用。国家治理水平一直被认为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以往在欧美标准主导的软实力排行榜中，治理水平是东亚各国落后于西方的关键性指标。在西方中心的话语体系中，植根于儒家思想的东亚社会治理模式长期以来被置于“自由主义/威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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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二元对立之下。 在此次疫情的抗疫初期，西方媒体和政客把中国方案置于“自由”和“人权”的框架下加以考察，因而难以避免偏见性的结论。
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发展，“人权没了”与“人全没了”的实际效果逐渐显现出来。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新加坡、韩国、越南等东亚国家所采取的强有力防疫措施获得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肯定，其对冠状病毒暴发所采取的“遏制-刺激”机制现在已被大多数国家实施，部分欧洲国家已将东亚模式奉为指导抗疫的教科书。疫情期间国际舆论场上有关社会治理模式的讨论已经对西方中心论造成了很大冲击。毋庸置疑，那些能够迅速对危机作出反应、其公民自觉遵守专业性指南的国家，在后新冠时代的国际竞争中具备更为显著的优势。东亚各国在抗疫中的良好表现提升了其全球美誉度，将会转化为更多的外国投资。一些研究机构预测，这些国家在软实力指数排名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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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大幅上升。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契机之下，东亚国家有机会在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成就下重新认识自身的优势，并积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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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卫外交纳入公共外交的规划中。 对于我国而言，在麦卡锡主义、冷战思维在西方媒体和政界死灰复燃的挑战
面前，我们应当主动作为，调整对策，将中国方案与东亚模式话语相融合，这一举措不仅可以作为提升我国公共外交话语权的有力抓手，也可以有效超越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话语陷阱。
公共外交的“非常态”与“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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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向往灾难，但风险是永恒存在的。 在全球风险社会成为新常态的当下，强化灾难外交和危机传播的机制显得尤为必要。面对愈发频繁的跨国危机，我国应当尽快建立起一套与全球风险社会所匹配的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机制。长久以来，学者对公共外交的讨论往往以和平时期的文化外交范式为主，缺乏对危机外交、灾难外交等前沿领域的讨论。危机发生时期存在着有效信息匮乏、信息失真等现实问题，与病毒肆虐交织的信息瘟疫（infodemic）成为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共同挑战，而媒体偏见和社交媒体的众声喧哗为这一挑战增添了另一层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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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性。
在当下的国际政治经济情势之下，以国家和政府为主体所进行的传统外交受到的阻碍越来越多。在全球性危机面前，多元主体无论在反应速度、资源调配还是在传播效果方面表现出独特的优势。例如，在此次抗疫期间，民营企业主动作为，从华为、阿里巴巴等民企巨头的物资驰援得到纽约州长科莫等关键性意见领袖（KOL）的感谢，再到“一带一路”沿线的中资企业开展的国际合作抗疫获得广泛赞誉，由第三力量主导的公共外交既有效缓解了我国政府面临的国际舆论压力，也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的国际话语权。
在此次疫情中，各国也利用城市间国际网络守望相助，合力抗疫，城市外交成为公共外交的新增长点。以“C40全球城市联盟”为例，其原本是一个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民间组织。包括武汉在内的十余个我国城市都是其成员。4月3日，C40召开的线上会议有来自26个国家的42个会员城市参加，主题为“全球抗疫：中国
城市经验分享”，另辟蹊径向世界传播了中国抗疫故事。此外，C40也在采购防护装备和测试包等线下活动大显身手，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单边主义给全球抗疫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与全球疫情蔓延相互交织而导
致传统外交步履艰难的背景下，以钟南山和福奇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在公共外交领域也充分发挥了关键性意见领袖（KOL）的作用，为消除政治化噪音、强化国际抗疫合作贡献力量。早在2月武汉处在疫情高峰期时，钟南山院士用流利的英文接受路透社等国际主流媒体采访，向世界及时介绍中国疫情走势。他还向欧洲呼吸学会（ERS）等同行多次分享了中国抗疫经验。我国外宣媒体CGTN所举办的全球会诊室也通过邀请全球各国医疗专家来分享中国抗疫经验，截至5月4日，这一节目已经获得1.88亿人次阅读量，其中海外平台阅读量1.5亿人次。放眼大洋彼岸，在中国遭到西方媒体和政客一波又一波的“妖魔化”“污名化”的谣言攻击面前，以美国抗疫先锋、传染病学家福奇博士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多次出面辟谣，澄清真相。
以疫情为起点的公共外交角色转变
愈发频繁的全球性危机需要各国通过公共外交来促进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虽然当下逆全球化思潮盛行，但人类整体性发展趋势也不断增强，国际合作的空间与手段也在不断拓展，公共外交事实上成为了全球治理水平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对于公共外交主体而言，此次疫情既是“非常态”的典型体现，也是“新常态”的起点。在这场战疫进程中，中国方案跳出了西方中心论的窠臼，成为非西方情境下有效治理模式的具体体现。有鉴于此，后新冠时代我国公共外交实践所应承载的新使命是发掘中国方案的普适性意义，向世界阐明“中国能够为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共同善”。
另外，从疫情期间的全球合作来看，文化与科学的全球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正逐步加快，基于人道主义所开展的全球科学合作正成为主流。以此次疫情为起点，我国的公共外交重点也应随之转变，在实践方式以及实施领域上，应针对当前全球语境特点有所侧重。此次疫情中我国所进行的一系列抗疫外交实践也充分说明：以促进国家间互动为主同时尊重他国决策自主权的公共外交实践更能赢得对方国民众的认可。由此而来，针对我国援助行动的
“阴谋论”也会不攻自破。
总体来看，后新冠时代我国公共外交的主要任务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以世界主义
（cosmopolitanism）为代表的普遍认同话语之下得到肯定。中国方案如何与世界多元模式共存、不同国家和文化
间如何守望相助，寻求共生共荣。当下中国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话语与国内外舆论变局相互掣肘的困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则要求我们重新调整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设定。有鉴于此，我国的公共外交话语模式应当尽快完成转型升级，迎接全球风险社会的挑战。正如习近平主席3月27日应约与特朗普总统通电话时所指出的那样：
“流行性疾病不分国界和种族，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国际社会只有共同应对，才能战而胜之。”疫情在阻隔国际交往和跨境流动的同时，也为探索全球化的新常态和推动我国公共外交的转型升级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科重大攻关项目“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出去策略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批准号18JZD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