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阴影下的话语博弈：中国声音如何突围？
自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年1月30日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以来，相关舆论持续发酵，给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抗疫行动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其背后所蕴藏的话语逻辑。就问题量级来说，此次疫情已经超过了2003年的“非典”，中国媒体在疫情中所扮演的角色亦发生转变：不仅需要做好国内的报道，也要面向海外。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国外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在有关中国抗疫的报道和讨论中呈现出怎样的话语特征？其话语建构的逻辑是什么？对中国未来在突发性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对外传播工作有何启发？
一、社交媒体的话语特征——推特热词分析
笔者于4月9日运用Python系统在推特上通过搜索“Coronavirus”（冠状病毒）+“China”及搜索“Covid
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hina”出现的高频名词，各得到了77,609条和7,651条搜索结果。随后，通过使用系统的分词功能进行分词，分组统计了词频，并在筛选了虚词和无意义实词之后，得到了一系列高频名词。通过对统计结果的分析，笔者认为这一系列高频名词能够反映出国外网友在讨论新冠肺炎疫情议题中的某些偏好，并得出结论如下：
1.逻辑惯性难于校正。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已在2020年2月11日正式将新冠病毒肺炎命名为“Covid-19”，但在推特的讨论中，使用冠状病毒（Coronavirus）的频率远远超过使用官方定名的频率。对于网友来说，民间术语已成既定事实，官方声音就被淹没在网络时代的思维定势中。
2.中国被迫成为众矢之的。刻板印象引发的后果之一，就是对中国造成舆论伤害。国外网友的讨论重点，
主要集中在了疫情暴发的地点——中国武汉。受其影响， “暴发”、“武汉”、“湖北”、“武汉肺炎”、“武汉病毒”、“中国病毒”均成为了推特上的高频词。根据世卫组织对传染病的命名规则，人类传染流行病的命名不得包括城市、国家、地区等地理位置。然而，这种呼吁在面对网络传播时收效甚微。中国作为此次疫情的首例受害者，在舆论的误导下变成了国外网友攻击的对象。基于这样一种现实，国外互联网上掀起了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的浪潮，并逐渐由线上转移到线下，使得歧视海外华人华侨或欺凌亚裔的事件接连发生。
3.特朗普引导舆论并从中获利。上述误导行为在推特上的广泛流行，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行关联甚密。在与中国相关的搜索中，“特朗普”的检索频率罕见地居高不下，这主要是由于他频频在公开场合将疫情归咎于中国，引导了网络舆论。他也多次在推特上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使得关于“中国病毒”的讨论频上“推特”热搜。当健康效益为政治利益所取代，真相也就让位于偏见，在特朗普的影响下，许多美国本土媒体至今仍沿用“中国病毒”的说法，为抗疫行动的国际合作增添了阻力。
4.中国声音被淹没，国际话语权被西方掌握。统计结果显示，国外网友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主要来自于英国广播公司BBC（热词频率为2013）和视频分享网站平台优兔（热词频率为1883），这两者也顺势成为了高频词，而中国的国际媒体所受关注较小（CGTN作为热词频率仅为
61）。该结果从侧面说明BBC和优兔占领了此次国外有关新冠肺炎疫情讨论的阵地，引导着舆论。随着中国情况逐渐好转，国内也把工作重心转向了对外援助，并渐渐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此前的偏见。在抗疫行动中，我们无法依赖西方媒体，因此，提升中国媒体
在对外传播的有效性是一个当务之急。
二、西方媒体的报道倾向及背后逻辑
从网络讨论态势来看，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批评和负面声音居多，对中国抗疫经验的客观报道较少；从媒体报道的内容来看，西方媒体的立足点更倾向于政治批判，而非疫情与防控方式本身，这在疫情暴发初期尤为明显，如多个西方媒体曾批评中国在武汉市实施的“封城”措施举措侵犯人权。虽然这一情况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做出的努力有所改善，但经媒体渲染而形成的成见，短时间内难以根除。究其根本原因，仍然与意识形态差异带来的天然敌意有关。西方媒体把疫情定位为“中国崛起带来的问题”，其报道聚焦于体制之别，而非危机本身，因此多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势，忽视了疫情有可能对全球公共卫生带来的潜在影响，更忽略了监督和提醒各国政府提前做好相关应急预案的准备。
西方媒体将疫情高度政治化的报道趋势，可以归因为以下几点：
一是西方新闻理念认为，新闻媒体作为“第四种权力”有责任和义务揭露政府谎言和呈现社会问题，因此官方被媒体天然地当作假想敌，甚至不惜矫枉过正，在报道时采取“为了批评而批评”的立场，使得其内容呈现出负面的特点，丧失了中国以隔离为代价换来的窗口期，亦未能有效地团结民众进行集体抗疫。
二是西方媒体常以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在报道中国问题时坚持“西方中心论”——即先入为主地认定西方立场的正确性，以“东方主义”视角来讲述中国故事，把东方世界视为异己和需要“同化”并拯救的对象。中国学者龚为纲、朱萌、张赛、罗教讲通过研究发现，美国涉华舆情长期延续传统东方主义话语的内涵，习惯性将中国建构成专制主义的、人权问题突出
①
的、对西方充满挑衅和威胁的形象。 伊恩·约翰逊就在其署名文章中指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抗疫经验视而不见所带来的危害：“我认为局外人、尤其是西方人，沉迷于谈论中国威权政治体系，这使他们轻视其决策的可能价值以及相关性。
三是西方媒体从业者的资质参差不齐，提供疫情相关报道的记者大多数不具备科学素养，他们多来自于政治领域，而非卫生健康领域，这使得一个亟需专业性意见的领域被主观性姿态所主导。事实上，卫生健康一直以来都不是西方媒体关注的重点，许多西方媒体新闻一栏的分类中有政治、经济、科技、娱乐、社会、环境, 甚至房地产和足球，却未必细分到卫生健康新闻，即便权威如英国《卫报》和美国《华尔街日报》亦如是。相应地，专精于这一领域的记者，相较于政治类和财经类方面领域，尤显凤毛麟角。
三、媒体社会责任缺失的危害
传播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媒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革。然而遗憾的是，在商业化的大潮下，技术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导致了媒体社会责任的缺失：商业利益和眼球经济操控着媒体内容生产，新闻从业者失律导致虚假新闻横行，甚至置一些最基本的新闻从业人员准则于不顾。这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和内容生产中也有所表现。
表征之一是虚假新闻。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宣布伴随着层出不穷的谣言和阴谋论，而数字时代更是给这些虚假新闻提供了大范围迅速传播的可能。这些假新闻或谣言的来源主要来自于没有受过新闻专业训练、缺少伦理常识的自媒体或个人，以及一些追求流量的意见领袖（influencer）和商业媒体。在本次疫情暴发初期，国外媒体捏造了诸多关于疫情来源的讨论，如“中国人吃蝙蝠”、“武汉病毒所制造病毒”等，给国外民众带来了误导。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更是成为了假新闻和谣言的重灾区——由于民众受教育程度较低，许多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识别假新闻的基本能力也相对较弱。例如，一篇关于“非洲人拥有新冠病毒的免疫基因”的媒体文章在非洲广为传播，间接造成了当地人防范意识的淡薄。
表征之二是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暴发，使得部分媒体将其归咎于“全球化”，而这样的趋势更与已在全球形成一股势头的民粹主义潮流同频共振。民粹主义政党和领导人及一些右翼媒体，更是借着防范疫情的名义反对全球化、煽动排华情绪和种族矛盾，呼吁保护主义。目前一些国家出现的排华现象便带有一定的类似倾向，值得引起警惕。一些带有政治偏见、长期对中国报有敌意的媒体，更是完全放弃了媒体应有的社会责任。例如福克斯新闻网和福克斯电视台多次使用“武汉病毒”或“中国病毒”的表达，法国地方媒体《皮卡尔信使报》（Le Courrier Picard）用“黄色警报”作为
报纸头条，影射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黄祸”，借此对中国进行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攻击。不光西方媒体，一些为了博眼球的非洲媒体也趁机火上浇油。例如，3月12日，肯尼亚《民族报》发布了一则关于在华留学的肯尼亚学生分享他回到肯尼亚后自我隔离的经历，标题为：《新冠病毒：肯尼亚学生从中国“地狱”回来很开心》。然而，整篇报道丝毫未见该学生提及中国是“地狱”。该学生后来澄清说，他看到《民族报》的标题非常愤怒，并表示：“我何曾用过‘中国像地狱’这样的表述？为何不采用一个不对中国形象造成伤害的正确的标题？”
四、中国在此类事件中的对外传播策略
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举足轻重，这是一把双刃剑，当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时，中国的一言一行也就被放在了聚光灯下。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既有成绩，也有痛点。如何总结经验，在今后的此类事件中做出更为有效的回应，便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要点如下：
其一，提升中国数据新闻的国际传播能力。在大数据广泛应用的时代背景下，必须重视数据新闻在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重要地位，加强相关业务能力，从而推动中国媒体在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传播能力。疫情暴发后，中文媒体中出现了大量的数据新闻，通过数据讲述疫情发展的真实情况。例如，澎湃新闻美数课整理提供了关于新冠肺炎病例的实时地图，并第一时间根据各地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最新数据进行更新。在大数据时代，中国媒体要想占领公共卫生事件传播的主导权，不仅需要通过一线、实地调研产出高质量的内容, 也需要从海量的疫情数据当中获取结构化的信息并准确地分析数据，用数据说话。
其二，坚持本土化和国际化并重的路线，因地制宜地制定本土化传播战略。本土化传播首先需思考：如何让我们的内容被当地人理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非洲总站在这方面做出了新的尝试——总台非洲总站邀请尼日利亚著名音乐人兼歌手Tit创作并演唱了《向新冠病毒宣战》( War Against Covid)的抗疫歌曲，并投放到多个新媒体平台，受到热捧。此外，本土化传播还需要借助当地平台，包括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加强在渠道、手段、方式方法等层面的创新力度，拓展当地平
台和终端。
其三，丰富对外传播的主体和平台，积极通过非官方渠道分享抗疫经验。根据上文分析，官方传播意愿常与民间讨论脱节，甚至相悖，因而对外传播主体应涵盖除政府和官方以外的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更多利用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的多方力量实现声音的有效传达——方兴未艾的短视频便体现了对外传播中人际交流的价值，在疫情期间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由马云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抗疫一线归来的医护人员共同编写的《新冠肺炎防治手册》，亦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发布首日便有78万浏览用户，来源遍布全球200余个
国家和地区。此外，鉴于意见领袖和国外社交媒体平台在引导此次舆情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应鼓励中国学者、媒体人在国外社交媒体上发声，争取更多舆论空间。
其四，对外传播中不应忽略社区传播。长期以来，中国对外传播的对象主要针对政府高层、意见领袖、专家学者或中产阶级人士，忽略了中低收入民众。在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暴发之际，对外传播必须考虑社区层面防疫抗疫的知识普及。在经济落后国家，民众电视和手机普及率低，如在撒哈拉以南的乡村地区，依然需要依靠广播来获得相应资讯，且常用语言并非英语、法语等国际通用语言，而是各地方言。因而，中国媒体可与非洲本土广播媒体，特别是社区媒体进行关于防疫抗疫内容上的合作。如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医生”国际主席廖满嫦在北京大学所做的题为《从埃博拉危机看公共卫生治理》的演讲反思的，“埃博拉将与其他传染病一样，始于社区，终于社区。除非你的建议得到社区的认同，否则你不可能结束那里的
③
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