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对外传播史研究
有关传染病的定义很多，大体是指由病原微生物感染人体后产生的有传染性、在一定条件下可造成流行的疾病，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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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健康的事件”。 重大传染病疫情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主要组成部分，不仅可能造成公众身体损害，同时还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从历史来看，传染病流行导致政权衰亡的例子屡见不鲜，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所指出的，传染病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传染病流行趋势概述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中国历史上疫病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个趋势，一方面重大传染病发生的频率一直呈上升趋势，尤其是2 0世纪以来疫情更为频发。另一方面，造成重大伤亡的疫情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这同社会经济发展和公共卫生的完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根据民国时期对主要城市的调查统计，居民疾病死亡的首因是传染病，包括鼠疫等传染病造成的死亡率达到
22.92%，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传染病在死因顺位中已经降到了第10位，死亡率已降到了不足1%。
20世纪以来给中国社会造成较大破坏力的疫情有：
1902年的霍乱，1910年至1911年的东北鼠疫，1917年至
1918年的山西、内蒙古鼠疫，1919年长江中下游的霍乱， 1932年遍及全国的霍乱，1947年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鼠疫；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疫情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血吸虫病，1966年到1967年全国性流行性脑脊髓炎，1988年上海暴发的甲肝疫情，2003年的“非典”疫情，以及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疫情举措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疾病的防治工作，早在延安时期，就确立了预防为主的方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提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应对疫情，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1952年中央政府以反对美国在朝鲜境内使用细菌武器为契机，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开展了全国性的清洁城乡、消灭病虫害，粉碎细菌战的爱国卫生运动。
自古以来血吸虫病在我国南方广为流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该问题，1955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1957年4月20日，国务院发布
《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消灭血吸虫病运动，血吸虫疾病发病人数和钉螺面积都急剧下降，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
1988年春节前后，上海发生甲肝大流行，在16天的时
间里，上海日发病数超过1万例，最终病例超过31万例，死亡47人。
20 03年出现了“非典”疫情，全国累计诊断病例
5327例，死亡349例。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领导全国开展防治工作，到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解除北京的旅行警告，疫情基本结束。
2020年元旦前后，湖北武汉暴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该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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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卫生事件”， 截至7月6日，全国累计确诊人数85,320
人，累计死亡4648人，国外累计确诊人数11,472,720人，累计死亡532,132人，中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海外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三、疫情期间的对外传播工作
重大疫情会损害人民健康，还可能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动摇社会稳定，甚至在国际上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在防治疫情的同时，还需要做好对外传播工作，消除误解，力争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疫情防治措施的对外传播工作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总结历史经验，有利于更好地做好对外传播工作。
在成功经验方面，首先，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疫情防范措施的对外传播工作，甚至亲力亲为。周恩来总理
1955年在接见印度卫生部长时表示，血吸虫病是对人民健康危害最大的一种病，沿长江都有。在接见日本医学代表团时，他向外宾介绍了中国卫生工作状况，希望得到日本医学界人士的帮助，他向日本寄生虫专家佐佐学请教说：“听说日本已经消灭了血吸虫病，那是用什么方法消灭的？”
1988年上海甲肝疫情暴发，时任上海市市长朱 基主动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介绍甲肝流行的问题，他指出：
“上海这次甲肝疫情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控制住，没有引
起严重的二次感染，是很不容易的，上海正从这一事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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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教训。”
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中国国家领导人在特殊时
期开展了“非典外交”，2003年5月，胡锦涛同志对俄罗斯等国进行访问，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会议，在大会上通报了中国疫情和防治工作的相关情况，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在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面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国外领导人介绍中国疫情，积极进行元首外交，亲自从事对外传播的工作。习近平主席先后同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领导人通电话，还向一些国际组织和私人致信，如比尔·盖茨等，介绍中国抗击疫情的措施和中国经验，感谢他们对中国的支持和帮助。
其次，以疫情暴发为契机，调整对外传播工作的一些观念和做法，赢得舆论话语的主动权。“非典”期间对外传播工作的亮点是成功举行了大量中外记者发布会，从2003年4月25日到5月31日，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先后组织了9场新闻发布会，累计有768家媒体、1500名中外记者参加，回答境内外媒体提出的问题110多个，成功扭转境外报道90%都是负面新闻的局面。 同时北京市外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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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还邀请境外媒体调查了解北京“非典”防治工作，安排专访28次，平均两天就有一次。在发布会和媒体采访参观之后，经对国外主流媒体的148篇报道的统计，结果显示，96%的新闻为正面或客观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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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尽可能争取国际社会力量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对外传播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应对美国细菌战而发起的爱国卫生运动中，时任外交部长周恩来一方面正式抗议美军发动细菌战，另一方面通过不同渠道，组织国际知名人士来华进行实地考察，向全世界表达“希望邀请一个由完全公正而独立的科学家所组成的国际团体，到中国亲身调查控诉所依据的事实”，并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名义，邀请包括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内的国际科学委员会来到中国，这些专家在东北地区考察后，发表了《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证明美国发动细菌战的事实。中国政府通过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英国等西方国家播放相关纪录片，英国的《泰晤士报》评价该片“不那么好斗，也不情绪化，很聪明地进行展示”。此外中国还邀请了由8个国家法学专家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来东北地区，调查细菌战相关事实，这些国外学者专家证词有力，取得相当好的效果，《泰晤士报》等西方媒体也逐步转变态度，从指责中国宣传转而引用中国方面的相关报道。
再有，邀请专业卫生人员参与对外传播，以其知识背景为对外传播的内容背书，可信度高，这也是非常值得借鉴的经验。如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中国建设》杂志（现《今日中国》）邀请著名公共卫生专家颜福庆撰写英
文版《我国医学卫生事业的发展》一文，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卫生事业；“非典”时期，钟南山院士向国际社会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