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执政后美国对华宣传策略分析与应对建议
美国2020年的总统大选已经落下帷幕。拜登获胜不仅意味着美国领导层的更换，而且也预示着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对外政策是政党轮替后美国政府的偏好发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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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所产生的影响外溢到对外关系领域的产物”。 自2017年以来，特朗普以推特为武器，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发起舆论战，造成国际舆论场严重失序。美国学者约翰·伊肯伯里就认为“特朗普对自由秩序的挑战格外危险，因为他随意蔑视自由民主本身的规范和价值观。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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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是危险的，他在挑战美国的理念之本”。
在此背景下，当拜登获胜的消息出来后，美国外交思想界如基辛格、杜大伟等认为，美国对外政策将“回归理性”。然而，领导人的风格并不能完全代表国家的对外性格，尤其是国家的传播策略，一定程度上还受执政党的主流思想的影响。故而，美国到底将以何种策略对待我国，以及我国该如何应对拜登时代的美国对华宣传，既需要考察拜登的宣传观，也需要对其党派进行深入分析。
一、拜登的宣传特点
尽管拥有漫长的政治生涯，但是，拜登的外交个性并不为人熟悉，其2012年出版的自传《遵守承诺：生活与政治》无人问津，一年仅卖了不到201美元。 但是，无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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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意味着没有思想倾向。对于我国而言，拜登是一位熟人。他在担任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参议员与主席期间多次访问中国，最早可追溯到1979年。可以说，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对新中国的历史有足够的了解，也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宣传策略。
首先，注重情感，以情传播。多年的访华经历使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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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情本体”特征， 中国普通民众对于家国情怀有独特的理解，因此，在对华宣传上，情感成为其打造个人魅力和形象的重要内容。比如2020年11月8日，我国新媒体舆论场突然出现了有关拜登的“励志鸡汤”，这些文章或短视频一致强调拜登“修车工之子，丧妻、丧子、丧女，命途多舛，老骥伏枥”。一些公众号还用富含人性关怀的笔调表达拜登对长子博·拜登的挚爱： “拜登白天在白宫上班，晚上就去医院看儿子。每次到了
医院楼下，拜登喜欢先朝儿子的病房望一眼。儿子病房里灯的光亮，似乎能给他一点安慰。”这种富含感情的传播作品一时间俘获了大量网民，很多人对其表达了同情、理解与支持。实际上，“抒情不仅是一种文类风格，更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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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论述”。 拜登经常以情感为武器开展公共外交。早在2011年拜登访问北京时就使出了“与民同桌”品尝炒肝和炸酱面的公共外交策略。
第二，注重历史，以史为鉴。拜登对历史和法律充满敬畏，他在重大决定时刻总是提醒身边人要尊重历史，吸取已经“发生的所有创伤、战争的教训”。在奥巴马执政期，他就阿富汗战争问题，借鉴美国越战的经验建议美国应该迅速从阿富汗撤军。他认为“卡尔扎伊政府是跟南越总统吴庭艳一样，缺乏广泛的民众支持，不具有合法性，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该政权将很快垮台”。在参与制定捉拿本·拉登的决策时，拜登以史为鉴的性格再次凸显。当情报部门把本·拉登的具体位置和实施方案放在奥巴马桌子上时，拜登以1993年索马里的“黑鹰坠落事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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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慎重选择方案。
第三，信奉自由国际主义，摒弃单边遏制思想。自由国际主义是美国二战后形成的主流外交品格，也是拜登的外交核心策略。自由国际主义缘起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后来被威尔逊应用到国际政治领域。自由国际主义者主张国际法和国际道义，以集体安全代替均势。20世纪中后期，面对核威胁、石油危机等问题，强调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注重自由制度以及强调民主国家之间的合
作等。2011年，在接受《财新》采访时，拜登就强调G20
的作用，“我们将继续和我们的全球伙伴一道，致力于确保经济复苏，确保一个更强有力、更稳定的全球金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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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确保强劲、平衡和持续的全球增长”。 对于中国，他虽然在2020年大选期间把中国定义为“主要的对手”，但是他也称赞了中国在核谈判、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开放角色。
二、美国民主党的对华传播策略
与人们的印象不同，民主党的执政基础最近几年发生了改变。奥巴马时期，民主党的基础是蓝领中下层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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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组织以及非洲裔群体等， 但是，2016年以后，蓝领尤其是中部铁锈带的工人以及非洲裔群体开始倒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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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最终造成奥巴马联盟瓦解。 为了重新夺回蓝领中下层，拜登多次出面支持“黑人命贵”运动。2020年的胜选中蓝领和非洲裔也再次给予其支持。因此，执政后的民主党在对外政策上必然会倾向于多元策略。
一是挑起价值观之争。2020年8月，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纲。与四年前相比，新党纲概述了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医保、种族、外交等领域的立场、目标和计划。新党纲强调共和党主张的“美国优先”政策导致“美国孤立”，使美国名誉扫地、影响力崩塌，美国安全和利益较四年前都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因此，民主党重新将价值观置于对外政策的中心位置，修复同盟关系并通过盟友和国际机构应对共同挑战。曾经担任拜登竞选顾问的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M.Campbell)也认为美国领导人应该准备好面对和平建
⑩设性的话语之下中国外交官的话语炸弹。
二是《反宣传法》将继续运行。2016年12月，正是奥巴马和拜登政府签署了《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Portman- Murphy Counter- Propaganda Bill）的跨党派宣传法案。根据该法案，美国将成立一个由国务院领导，国防部、国际开发署（USAID）、广播理事会以及情报机关等部门联合参与的新部门——全球接触中心（the
Global Engagement Center），职能是对外国政治宣传和谣言进行反制和曝光，向非政府组织、民间社团、私营部门、媒体、智库和政府外专家拨款8000万美元资助，提升这些机构来识别和分析外国宣传与信息造假技术。尽管该法案是一个带有防御性质的文件，但是，它也具有强烈的攻击性，因为它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能打赢思想战的更全面、更积极的方式”。如果不出意外，拜登执政后，美国会继续以此为基础开展舆论战。
三是渲染“中国威胁论”，促使其他国家恐惧。民主党一直是“中国威胁论”的主要推手。1992年，克林顿时期，民主党倾向的媒体热炒“中国威胁论”。2008年，奥巴马、拜登执政，“中国威胁论”达到新高度，“锐实力”“巧实力”等都是在此期间产生。可以预料的是，拜登执政后，
“中国威胁论”依然是民主党对华攻击的主要内容。
四是散布民主和平论，打造柔性包围圈。民主一直是美国自由派的核心外交观。亨廷顿曾经提醒美国人：“美国和西方的未来取决于美国人再次确认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责任。在美国国内，这意味着拒绝造成分裂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诱人感召。在国际上，则意味着拒绝要求美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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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虚幻的号召。” 亨廷顿的思想在民主党内显然有很多思想追随者。拜登的竞选核心团队成员、曾任其国家安全顾问的安东尼·布林肯、杰克·沙利文等人一直在推动欧亚盟友“民主国家共同体”的成立。实际上，“美国明确意识到自身经济实力的衰落和经济地位的下降，难以继续依靠经济手段（包括经济合作、经济援助、经济制裁）、军事威慑维系主导权，不得不依靠外交等软实力手段弥补其硬实力的不足，综合运用经济、安全、外交乃至意识形态手段，谋求强化整体实力，打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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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柔性包围圈”。
三、应对拜登时代美国的宣传策略
在对外宣传上，拜登与民主党对华政策既有重合之处——注重自由国际主义话语，灵活使用美国软实力；也有不同之处——拜登更看重个人情感和历史经验，而民主党更可能从选民立场坚持鹰派立场，毕竟美国依然有一半的选民支持偏激立场，从而为2024年大选做铺垫。对于我国而言，我们既需要看到美国领导人的个人风格，也需要从民主党面临的问题出发，务实制定应对之道。
首先，高度警惕国内舆论场中美化拜登的励志类宣传产品。拜登个人的奋斗史确实充满传奇和想象，但是，我国翻译国外信息的媒体和记者也需要明白，作为长期浸泡政坛的政治人物，其一言一行都是美国的公共关系资源和武器，目的是重塑对美信任。因此，在翻译和引入至我国舆论场时，既要看到两国人们共同价值的一面，也需
要对其进行引导和解释，而不是在脱离国情和背景的情况下，片面吹捧，从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和“制造善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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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译” 之中。
其次，重构公共外交。拜登团队的重要成员安东尼·布林肯、库尔特·坎贝尔、埃利·拉特纳、苏珊·赖斯等既是官员，也是拥有完整高等学历的学者，他们有些还多次访问中国，有些跟我国高校有密切的学术往来，如拜登外交顾问普莱斯考特早在2002年就设立了耶鲁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分部办公室，还曾作为访问学者在北京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有些甚至直接与习近平主席有过会谈。故而，面对这样的“懂华建制派”，我国急需重构对美公共外交平台。首先，重启中美“二轨”外交。最近几年，在美国“脱钩”影响下，中美二轨外交已经停止，现在首要任务是重启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是双方社会精英利用多种平台通过交流与沟通，从而增强信任的过程。其次，高度重视对美民间交流。除了重启中美非官方高层对话外，我国还需要开展“请普通美国人进来”战略，目的是通过美国民众的中国之行来破解美国舆论场中的“妖魔化言论”。再次，开展新媒体传播活动，尤其是邀请和鼓励在华美国年轻人利用短视频平台传播在华生活信息。最后，效仿北京－东京论坛，构建全新的“北京－华盛顿”公共外交机制。
再次，积极应对媒体战。面对中国社交媒体的崛起，美国媒体界几乎都赞同对华开展媒体战。面对这种恶意的竞争方式，我国需要基于实力来开展对等原则。比如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北京记者的记者证；针对美国的“中国病毒”论，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援引美国疾控中心
负责人的话予以反击，并称美国欠中国一个解释。类似事件的处理可能将成为一种模式，即不再容忍美国毫无根据的攻击性话语，通过媒体战和舆论战，让美国媒体界重新思考妖魔化中国的代价。
最后，改变不对称关注习惯，重构国际媒体统一战线。不同国家在注意力分配上并不对等，在弱国把所有注意力资源都集中于强国的时候，强国并没有对等付出。
“不对称关注指的是在一对权力不对等的关系里，两国的
关注也是不对等的，弱国更加重视强国，但是，强国却没有同等程度地关注弱势国。由于一方高度关注而另一方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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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从而产生错误知觉，进而造成冲突。”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具有一定的高势地位，故而，我国需要从高度关注美国转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从而让周边国
家感到中国的温暖。
四、小结
总而言之，拜登政府依然会调整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加大对华影响力度，搅动世界各国的战略神经。在战略定位上，继续把中国定义为“大国竞争者”和“修正主义者”，但也不排除“主要对手国家”的可能；在策略上，依然坚持基于实力的“接触+遏制”策略；在体系建构上，借助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更加强硬而有艺术地构建对华柔性包围圈，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国家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殖民论”。所有这些都要求我国高度警惕美国的思想战策略，尤其是对我国舆论场的渗透，同时，针对民主党的精英执政特点，重构公共外交平台，创立“北京－华盛顿”机制，加强精英对话。最后，支持在华美国人的短视频传播，构建基于国家力量的对外传播统一战线。
2016, p. 3.
⑨ Julian E. Zelizer,“Policy Revolution Without A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in Julian Zelizer ed., ThePresidencyofBarackObama:AFirstHistorical Assessment ,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1-10.
⑩ https:// www. foreignaffairs. com/articles/china/ 2020- 07-15/china- done- bidingits- time.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281282页。
门洪华：《关键时刻：美国精英眼中的中国、美国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7期。谢来辉：《制造敌意的翻译：以〈百年马拉松〉谈误译如何对国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3期。
Brantly Womack. How size matter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asymmetry[J]. JournalofStrategicStudies ,2001,24(4):123-124.
一、基本情况
为了更好地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对中国企业的认知情况，2020年7月至9月，中国外文局中国报道杂志社、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联合国际知名调查机构凯度集团（Kantar）共同开展了第七次中国企业海外形象调查。此次调查在1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涵盖了亚洲（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欧洲（俄罗斯、意大利、塞尔维亚），非洲（肯尼亚、埃及），南美洲（智利）等不同区域的公民。访问样本从Kantar全球样本库中抽样选取。每个国家500个样本，共计6000个。男女比例为1:1，受访者年龄为18至65岁。本次调查遵循定量研究方法，采用在线问卷填答的方式，严格执行在线调查的国际标准。与以往相比，本次调查在规模上为历年之最，调查范围、调查样本、调查议题数量达到历史最高，在议题设置上更加贴近今年形势和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特点，增加了对中国企业助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助力可持续发展”的相关评测。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企业的认知特点
2020年对中国企业而言是影响深远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自年初暴发以来，至今仍在全球肆虐，不仅给全球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带来挑战，也使得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虽然疫情对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新挑战，但得益于中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和主动对外开放，以及过去7年打下的良好基础，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呈现出十足韧性。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已经与138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201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同开展了2000多个项目，各方面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作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主力军，2020年，中国企业克服重重困难，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的积极反馈。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访者普遍认可本国和中国双边关系的重要性，肯定中国经济发展给本国与全球带来积极影响。双边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是增进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有力基础。在受访的12国民众中，受访者普遍认可本国同中国关系的重要性。平均而言，有近七成（69%）的受访者认为本国与中国的关系重要，其中认为“与中国关系非常重要”的比例占30%。分国家来看，对本国与中国关系重要性给予最积极肯定的是巴基斯坦，有83%的受访者认为同中国关系重要。其他认为与中国关系重要的国家依次是泰国（82%）、印度尼西亚（77%）、沙特阿拉伯（76%）、埃及（72%）和马来西亚（71%）。此外，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国际效应成为共识。超七成受访者认可中国经济发展给全球和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其中，泰国受访者的积极评价高达90%。
七成半受访者关注“一带一路”建设，最认可推进沿线国家间经贸合作和加强基础设施联通方面带来的积极作用。2020年前三季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进出口总额9634.2亿美元，中泰铁路、雅万高铁、巴基斯坦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项目等重大项目取得重要进展。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不断履约践诺，受到了沿线国家民众的积极肯定。调查显示，“一带一路”沿线12国中平均有75%的受访者关注“一带一路”建设，其中有44%表示非常关注或比较关注。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非沿线国家。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