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班牙的译介研究
文学作品的译介、研究和传播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翻译文学是文学系统的子系统。它不仅是文学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还是该系统中的一个活跃分子。而西班牙作为西班牙语语言的发源地，其文化动向对世界其余西语国家都有着不可估量的辐射作用，同时，西班牙也是中国文学在西语世界的译介中心。西班牙语是使用人口数仅次于汉语和英语的重要语种。一部译为西班牙语的中国文学作品，不论翻译质量的好坏，势必会在大西洋两岸的20多个国家、拥有数亿人口的西班牙语世界产生影响。
国内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西语译介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学界主要采用综述的方法开展研究，具体分为两类：1.以某一类文学体裁为线索展开综述，如李白的诗歌译介在西语世界的传播（李翠蓉，2016）；2.以某一时期为线索展开综述，如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西译（徐林园，2014；王晨颖，2016）。国外学界则主要采用翻译理论研究特定时期的译入作品，如多元系统理论（马林·拉卡塔，2012），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2000年至2009年这个时间段，而本文则尝试用数据直观梳理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班牙的译介情况。
本文采用马林·拉卡塔的理论，从接受角度以社会文化为标准来划分何谓“中国文学”，将中国文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以中文写作）、离散文学（用中文写作）、华裔文学（用英语和法语写作）都纳入研究范围。研究时间从1949年至2017年，运用文献学的基本方法对西班牙出
版的中国大陆、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作家的文学作品的译介进行梳理（拉美地区和中国出版社出版的译介未包括在内）。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班牙的译介情况
1950年，马德里麦菲出版社出版了罗莎·玛丽亚·托
贝特从英译本转译的谢冰莹的《女兵自传》，著名西班牙华裔汉学家黄马赛为西语译本作了序，此书亦被视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在西班牙的首部译介，它拉开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班牙传播的帷幕。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共有130位作家148部作品被译介到西班牙。
作为一项跨文化交流活动，文学作品的翻译受到了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那么，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班牙的译介和传播在不同历史时期亦会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为了便于分析，笔者将历史拆分为五个时间段：1949年至1965年、1966年至1977年、1978年至2000年、2001年至2009年以及2010年至
2017年。
（一）1949年至1965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而西班牙正值佛朗哥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惟有支持佛朗哥政权的文学作品备受吹捧，畅通无阻，支撑着西班牙衰败、没落的局面。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西班牙出版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数量极少、种类单一，仅翻译了两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谢冰莹的《女兵自传》和黄马赛编译的《中国诗词选集二》。
1949年译介、1950年出版的《女兵自传》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部被西班牙译入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1939年内战后，由于人民生活贫苦，以及佛朗哥政权压制言论、出版自由，西班牙文学一片萧条。这一时期，虽然西班牙女性社会地位较低，但是文学界却格外青睐妇女小说和文学作品中的“革命女性”形象。这一时期，涌现过诸如罗莎·蒙特罗、蒙塞拉·洛亚、华娜·埃斯科多等女作家，以及《马德里前线》和《占领6公里》等赞扬长枪党妇女形象的小说，这是《女兵自传》被西班牙出版社选择译入的重要原因。这部作品从英语转译而成，英译本译者崔迟为了展示原文的充分性，采用了异化的译介方式。西译本的译
者罗莎·玛丽亚·托贝特沿用了英译本的译介策略。不过，可能怕触犯当权者，西译者未对作品的文学价值做任何评价，序言作者黄马赛也仅就转译质量进行了评价。
黄马赛生于古巴哈瓦那，其父黄履和曾是清朝驻西班牙公使，她在20世纪上半叶为中国和西班牙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1948年和1962年，她与马德里西方杂志出版社合作编译出版了《中国诗词选集》和《中国诗词选集二》，后者是整个20世纪60年代西班牙译入的唯一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西班牙读者通过她的作品首次认识了台湾的现代诗和三大诗社，以及余光中、徐志摩、郭沫若等中国现代诗人。
（二）1966年至1977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整个外国文学的翻译和出版处于停滞状态。此时的西班牙正值佛朗哥统治的中后期，审查制度愈发严格，凡是现实主义作品均遭厄运。但这一时期，兴起了一股毛泽东诗词译介热。从
1966年奥考斯－塔乌出版社译介《毛泽东诗词三十七首》起，西班牙多家出版社短时间连续译入了5部《毛泽东诗词》。不过毛泽东的诗词多属旧体诗词作品，不归属现当代文学。
20世纪70年代初期，鲁迅的短篇小说在西班牙译介出版。1971年，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两家出版社图斯盖特和萨拉特先后出版了鲁迅的小说译介《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两部译介出版的时间接近，应视之为中国现代小说在西班牙的首批译介。两部译介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关注。这两部作品并非其他语言转译，亦非汉西直译，而是西班牙出版社对北京外文出版社1962年的西译本改头换面的再版。
佛朗哥统治时期，现实主义作家受到很严厉的批判，自然主义作家退出文坛，剩下的是那些为统治当局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而鲁迅作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其作品得以译入西班牙，除了鲁迅在中国文学的地位之外，还得益于这一时期以塞斯巴拉尔、命运和图斯盖特等为代表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出版商们的进步思想，他们勇敢打破封闭，让西班牙人民听到了外部世界的声音。
1949至1977年，西班牙共译入9部图书，译介方式均为转译，翻译选材以诗歌为主。黄马赛译介的《中国诗词选集二》虽注明为直译，但据西班牙学者研究，黄马赛实际上转译了胡品清法语编译的《中国新诗选》。因为两者在取材上有诸多雷同，但后者的译介出版时间要早于前者。最重要的是，她们都在自己的译著中使用了威妥玛式拼音法拼写诗歌原本作者名，胡品清向来惯用此法，而黄马赛此前未曾使用过。
（三）1978年至2000年
这一时期，十年“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后，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逐渐改善，此时的西班牙亦开启了民主化进程。1977年，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携王后访华，标志着中国和西班牙的外交关系正常化，中西文化交流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后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文学界掀起了翻译浪潮，西班牙出版社开始着手恢复佛朗哥统治时所破坏的文化，译入了大量的世界文学作品，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这一时期，西班牙读者开始对中国和汉语产生好奇，他们希望看到更多的直译图书。实际上，中间语言的存在及必要性在于两个国家间语言、精神及文化差异紧密相连，但它们在地理位置上相隔甚远，也许它们在时间上也存在巨大差距。但是，随着翻译理念的转变，人们日益强调对原文特征的再现，对中间语言的包容和依赖必然会逐渐减少。
以塔西娜·菲萨克和毕隐崖为代表的西班牙汉学家和以赵士钰、董燕生等为代表的国内译者联手推动了中国文学在西班牙直译的发展。直译和转译现象能直观反映中国文学体系在世界多元体系中的地位，这一时期，西班牙共出版了14部直译和12部转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直译模式一经出现就在数量上超过了转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班牙开始脱离边缘地位。
这个时期，翻译选材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出版商们开始通过中间译本系统化挑选图书译入，在此之前，大部分的图书都是由译者主动向出版社介绍。西班牙出版商选书的中间译本大都是英译文或法译本，这让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李碧华的《霸王别姬》和《川岛芳子》、王安忆的
《小鲍庄》等作品迅速被从英语转入，古华的《芙蓉镇》
和陆文夫的《美食家》等作品则从法语转入。这个阶段的直译作品有：钱钟书的《围城》、夏之炎的《北京最寒冷的冬天》、冯骥才的《感谢生活》、北岛的《波动》、铁凝的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张贤
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鲁迅的《野草》、张洁的《方舟》等。此外，首次出现了重印的现象，鲁迅、钱钟书、莫
言和李碧华的作品被多次重印。
这一阶段，以谭恩美、虹影作品为代表的华裔文学在西班牙取得了成功。除华裔文学较容易转译和作品本身畅销外，还因为西班牙出版商在该时期对美洲大陆格外关注。佛朗哥统治时期，西班牙“1898年一代”和“1927年一代”作家大多被迫流落海外，并集中在美洲大陆和法国，他们在海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佛朗哥死后，他们的文学成为西班牙出版商关注的重点。1990年，重点关注美洲大陆的西班牙出版商注意到了谭恩美，同年，她的作品《喜福会》被译入西班牙并获得了成功，分别被9家出版社15次重印。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国家报》曾刊文
道：“尽管谭恩美在采访中一再强调自己的小说并非‘种族文学’，但事实上，‘种族文学’是《喜福会》在西班牙读者书柜里的唯一标签。”
（四）2001年至2009年
一国文学作品外译且不评其文学价值或翻译质量，仅看发行量就能判断其地位，换言之，发行量越大、图书译介种类越多，外国读者对其认知就越高。2001年至2009
年，中国现当代文学西译图书发行量超过了1949年至
2000年的总和，且图书类型非常丰富，除了诗歌、短篇小
说、长篇小说、华裔小说外，还首次译介了戏剧。2001年，多位西班牙评论家在《国家报》刊文，对本国学界此前忽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表示遗憾，并呼吁加强译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评论家拉斐尔·孔特更是在评论中指出：“西班牙出版社应该主动挖掘有潜力的中国作家和作品，先于世界发现他们的价值。”
这个时期，图书译介和出版系统化已经完善，出版商从国际书展和图书代理公司处获取了大量中间译本。西班牙出版社开始有目的地选择已经被译入其他语言、口碑和销量俱佳的中国文学作品，例如凯拉斯出版社主推莫言和韩少功作品，塞斯巴拉尔出版社主推余华作品，贝尔德希罗出版社主推毕飞宇作品等。
这个阶段翻译选材以长篇小说为主，共出版了43部长篇小说、7部短篇小说、7部诗歌和两部戏剧译介，其中，
19部作品为直译，42部作品为转译。值得注意的是，转译
大幅高于直译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在西班牙地位重新边缘化。因为这一时期的图书发行量大幅增长，这表明西班牙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度前所未有的高。转译突然增多的原因主要在于：首先，葛浩文英译的莫言的作品知名度非常高，西班牙出版商跟风大量转译了莫言的作品，诸如《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等的英译本，并大量重印。这一时期，同为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韩少功和阎连科也获得了西班牙出版商的关注。2000年，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代表作《灵山》《给我老爷买鱼竿》和《一个人的圣经》等被西班牙译入，并大量重印。随后，毕飞宇的《青衣》和《玉米、玉秀、玉秧》、余华的《兄弟》、老舍的《我这一辈子》、徐星的
《剩下的都属于你》等作品的法译本获得关注并被转译。
其次，直译队伍出现真空。数据显示，2000年的时候，全国只有12所高校开设西班牙语本科专业，在校生不足150人，人才培养严重不足。这个阶段，国内年轻一代，仅范烨和姚云青两个年轻人直译过作品。2001年前后，西班牙老一辈的汉学家如毕隐崖等纷纷退休，新生代的汉学家如哈维尔·马丁·里奥斯等人还未成长起来。最后，此时的国内西语界，翻译人员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到了西语文学作品的译入上，这也是导致直译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
这一阶段，受上个世纪80年代法籍西班牙裔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巴斯克斯·蒙塔尔万和《神秘俱乐部》丛书在西班牙掀起的悬疑推理小说热潮影响，西班牙出版商有目的地在世界寻找悬疑推理小说，以裘小龙、戴安娜和哈金为代表的华裔作家被关注并大获成功。其中，裘小龙的
《双城案》《红英之死》等作品都被多家出版社译介并多
次重印。
（五）2010年至2017年
这个时期，翻译选材以长篇小说为主，一共出版了46部长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4部诗歌，这其中只有13部是转译，其余均为直译。可以说，21世纪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崛起为文化对外输出奠定了物质基础。以五洲传播中心（五洲传播出版社）为代表的中国出版商主动与西班牙出版商合作，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加速推向西班牙乃至西班牙语世界。
这一阶段，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班牙的译介有三大特点：1.发行量显著增大。2014年，五洲传播中心（五洲传播出版社）与西班牙第一大出版社行星出版社合作，将麦家的作品《解密》译介出版，配合大规模宣传和造势，该作品以30000本创下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首发量的纪录；2.有意识地增强专题性。2012年，五洲传播中心（五洲传播出版社）与西班牙大众出版社合作，译介出版了
王安忆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系列作品；3.进一步丰富译入作品的种类。2015年，四川文艺出版社与西班牙瓦尔帕莱索出版社合作出版了首部中国少数民族诗歌集《火焰与词语——吉狄马加诗
集》，彝族文学首次走进西班牙读者的书架。此外，中国的科幻小说也被介绍到西班牙。2016年，西班牙诺瓦出版社在刘慈欣获得雨果奖后，连续译入其作品《三体》《黑暗森林》和《赡养上帝》。以陈楸帆、夏茹、马伯庸等为代表的中国科幻小说家也随之获得关注。
这个时期，出版系统日趋完善，大部分作家都与出版社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例如莫言和凯拉斯出版社、余华和塞斯巴拉尔出版社、麦家和行星出版社等。同时，直译模式再次得到重视，这得益于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及该阶段国内西班牙语专业的快速发展。从2001
年至2017年，国内有91所高等院校增开了西班牙语专业，在校生有近5000人。直译者名单中出现了诸如李一帆等年轻人的身影，而以安娜·艾莱娜·苏亚雷斯为代表的青年汉学家也逐渐成长起来。
2010年后，莫言成为了最受西班牙读者欢迎的中国现当代作家，不仅因其本人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所具有的不可撼动的地位，也因为他的写作手法令西语读者具有某种因亲切而产生的好奇感。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此之前他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酒国》《师傅越来越幽默》和《蛙》已经在西班牙广为人知。莫言的获奖让马德里小众出版社凯拉斯一炮而红，该社也将莫言作为其主打外国作家，其官网首页显著位置即可见莫言本人及其作品的照片。
这一时期，莫言给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班牙的译介传播带来了三点改变：1.让西班牙开始关注余华、麦家、王安忆等与莫言同时代的中国作家；2.让直译模式再次得到快速发展。此前，莫言本人的作品都从葛浩文的英译本转译而成。此后，凯拉斯大胆启用年轻人李一帆直译莫言的作品；3.西班牙学术界开始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研究，例如汉学家马林·拉卡塔在其博士论文中用了一整章解读莫言的作品。
这个阶段，华裔文学不再受到追捧，仅有薛欣然等少数华裔作家的作品被译介出版。回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谭恩美的作品等为代表的华裔文学之所以成功，是因其向人们展示了东方移民在“他者”社会中寻求身份认同的苦难，这迎合了当时西方读者的胃口。到了20世纪初，以裘小龙作品等为代表的华裔文学再次获得成功，适逢西班牙读者对悬疑推理小说的偏爱。到了现阶段，随着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让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不仅冲淡了华裔身上种族主义苦难的色彩，也改变了西方读者的眼光。与此同时，商业运作丰富了中国文学输出的种类，例如麦家的《解密》和《暗算》，以及何家弘的《血之罪》等悬疑推理小说作品，满足了西班牙读者对于中国悬疑推理小说的需求。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班牙的译介特点
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班牙60多年的译介历程，我们用直观数据总结其主要特点：
1.译介图书以小说为主。1949年至2017年，总共有
143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被译介至西班牙。总体来看，译介作品以小说类为主，占所有类型的85%，其中长篇小说占64%，短篇小说占21%。其他文学体裁则明显落后，诗歌类占13%，戏剧类作品仅有2%。
2.作品选题过于集中。作品选题基本集中在两类作家，即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和获得过重要奖项的作家。若将再版图书纳入统计的话，莫言以30部作品排名第一，鲁迅和谭恩美以15部作品紧随其后，余华和王安忆以6部作品排名第三。除此之外，1949年至2017年，有两部以上作品被西班牙译入的作家还有老舍、李碧华等
25人。
3.译介发展在求新求快的同时，翻译的质量有时难以得到保证。作家在得到系统译介的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在出版社的协调下找到可以信赖且相对固定的译者的问题。1949年至2017年，共计127位译者参与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其中，巴拉斯·皮涅罗·马丁斯以9部排名第一，安娜·艾莱娜·苏亚雷斯以7部排名第二，罗内·亚历山德罗以6部排名第三。译介过两部以上作品的有：哈迪·菲布拉、毕隐崖、费尔兹、塔西娅娜·菲萨克、科拉·迪耶特拉、李一帆、范晔等30余人。
从数量上来说，译者群体具有多面镜子分散折射的特点。中国现当代文学西语译介的发展，让西班牙国内的汉语教育兴起，以马德里自治大学、康普顿斯大学、巴塞
罗那大学和格拉纳达大学等为代表的高等院校先后建立了东亚研究中心或中国研究中心，开设了孔子学院或汉语课堂。
4.1949年至2017年，共计105家西班牙出版社参与中
国文学类图书的出版，其中25家出版社的出版数量超过两部以上。凯拉斯出版社凭借18部作品排名榜首，西鲁埃拉出版社以8部作品排名第二，出版7部作品的图斯盖特出版社排名第三，行星出版社、埃梅塞出版社和塞斯巴拉尔出版社则以6部作品并列第四。此外，大众出版社出版了5部作品，克鲁纳出版社和阿尔姆萨拉出版社各出版了4部作品。出版过两部以上的有布隆塞出版社、阿尔法瓜拉出版社、阿勒普出版社、SM出版社、维索出版社等10余家出版社。此外，因为无法有效判断以外文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等代表的中国出版社译介并出版的图书在西班牙的流通量，所以本文未将中国出版社纳入统计范围。
5.1949年至2017年，中国文学图书主要通过六个渠道进入西班牙：（1）通过图书代理的方式，以莫言、韩少功、阎连科等人的作品为代表。这类图书占比44%。（2）西班牙出版社参考欧洲其他国家出版社的出版目录引进，以毕飞宇的《青衣》《玉米、玉秀、玉秧》等作品为代表。这类图书占比18%。（3）译者向出版社介绍，以黄马赛的
《中国诗词选集二》、巴金的《家》、铁凝的《没有纽扣的
红衬衫》、戴望舒的《我的记忆》等作品为代表。这类图书占比15%。（4）通过国际书展被介绍到西班牙，这类代表作品有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陆文夫的《美食家》、冯骥才的《感谢生活》等，这类图书占比12%。
（5）西班牙出版社购买的中国出版社西译本版权，此类代表作品有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和沈从文等的文集《新月：中国现代短篇杰作选》等，这类图书占比
7%。（6）西班牙出版社从拉美出版社购买西译本版权，这类代表作品有郭沫若等的诗集《中国诗人：雾中景》、王安忆的“三恋”系列等，这类图书占比4%。
三、总结
本文以数据的形式，梳理了1949年至2017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历程，为中国学界了解中外文学交流状况提供了新的国别参考。本文数据由笔者整理自西班牙国家图书馆、试读中国网以及各大出版社网站。出于流通量考虑，未将中国出版社和拉美出版社发行的图书统计在内。整体上，中西文学交流呈现一种不对等局面，相比西语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中国文学在西语世界尚处拓荒阶段。1949年至2017年，共有127位译者参与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工作，其中国内译者仅有10位，其余均为西班牙汉学家。读者对外国文学的接受总是经历了译介这一环节，“他者”原有的语言方式、文化意蕴在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时，早已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变化中的中国的意义来说，汉学家是功不可没的。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很多时候，对原作的改译和误译以及对文本内容和时代背景的误判，超越了文字转换正确与否的层面。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误读不仅无益于外国读者了解中国，还会加深其对中国现实的曲解。因此，优秀的国内译者是未来中国文学“走出去”最强有力的载体。此外，西班牙大多数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书评，更多触及的是非文学价值，例如社会背景、作家生平、文献等，对于作品的文学或美学价值视而不见，这种现象从1949年谢冰莹的《女兵自传》持续至今。这归因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深度和广度还是比较有限的，一方面作品的发行量较低，面向的读者群较窄，另一方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比较零散，不成体系，没有形成相应的学术圈。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09年、2012年、2014年和2017年将中国对外文化最高奖“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分别授予西班牙华裔翻译家陈国坚、西班牙汉学家塔西娅娜·菲萨克、西班牙凯拉斯出版社社长安赫·费尔南德斯和西班牙翻译家雷林科。这说明，随着中国整体国力的上升，21世纪之于中国文学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随着莫言、余华、麦家、王安忆等一批作家在西班牙乃至拉丁美洲获得成功，相信中国现当代文学将会成为西语世界的主流外国文学之一。
（本文系2019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国现当代小说在拉丁美洲的译介与接受”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9SJA0931）
（版面所限，本文略去作者所加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