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风潮与全球化的转型发展
徐坚
〔提 要〕逆全球化在全球泛滥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分配不公、国家间发展失衡等问题密切相关，其折射出全球化发展历史规律：各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利益和面临的风险不同，其对全球化的态度在不同时期亦存在显著差异；全球化进程既有可逆属性，也有通过变革持续发展的潜质。逆全球化虽使全球化前行阻力加大、风险增多，但亦可被转化为全球化转型的动力，可通过观念更新、机制规范调整、注入新动力以及整顿运行环境等，实现普惠、包容的新型全球化。 〔关 键 词〕逆全球化、贸易保护、全球化转型〔作者简介〕徐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中图分类号〕F114.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2 8832（2017）3 期 0001-15 当前全球化进程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逆全球化风潮有愈演愈烈之势，二是全球化转型发展已变得愈发紧迫，势在必行，两种趋势内在关联密切。剖析形成这两种趋势的深层因素，认识二者如何相互影响，对于把握全球化当前形势和引导全球化未来发展方向都十分重要。
一、逆全球化风潮反映全球化存在问题
逆全球化风潮是当前国际形势一大热点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此起彼伏，
表现尤为突出。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极右势力给法、德、意等欧洲主要国家政治生态带来巨大冲击，从不同角度折射出逆全球化思潮在西方国家已呈泛滥之势。不仅如此，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近年来也有不同程度的抬头，反映出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去全球化并非仅限于发达国家，而是一种全球范围的现象，只是表现形式与声势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尽相同而已。 虽然逆全球化在全球泛滥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如何看待逆全球化，如何评价这种风潮对全球化发展的影响，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国内外争议很大。支持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人对上述问题的观点大相径庭，前者对全球化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将逆全球化视为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逆流加以谴责，而后者则强调全球化的弊端给各国带来的危害，对全球化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都不无道理，但同时也常带有某些过度情绪化造成的偏颇。在这种情况下，用客观、理性的态度去认识全球化的有关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逆全球化是否会导致全球化停滞这个问题，无论乐观论还是悲观论在论证上都存在不足。悲观论认为，全球化不平衡发展给一些国家带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全球化已无法持续下去，去全球化是相关国家自保自救的必然选择。这种看法面临理论和政策上的双重问题。一方面，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有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遭遇的困境全部根源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无法证明在当今世界相互依存高度发展的大背景下，去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可以使相关国家独善其身而免于自我孤立带来的伤害。由于无法自圆其说，逆全球化思潮不仅受到全球化乐观派的严厉批评，而且给后者支持全球化提供了有力论据。 乐观论普遍认为，全球化形成的世界相互依存关系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摆脱或超越的客观现实，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和社会文化交往的必然趋势，逆全球化无法逆转其向前发展的大势。把乐观论的观点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周期看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全球化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进程来说却并非无懈可击，因为这种观点忽略或看轻了全球化发展历程的曲折性。近年来全球化发展的一些重要指标说明，全球化进程的曲折性正日益加剧。世界贸易组织估计，
2016年按贸易量计算的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增速仅为1.7%，连续五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世界范围的保护主义风潮影响超出人们预期。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 2008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0月，二十国集团成员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总
计达到创纪录的 5560项，最近一年来新增贸易保护主义措施401 项。[1] 如果加上发展中国家同期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相关数据无疑将更加令人紧张。世界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风潮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贸易增长缓慢的重要因素。这些数据表明，逆全球化风潮对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并非无足轻重，至今已在很大程度上迟滞了全球化的步伐。逆全球化风潮如果进一步加剧，将给全球化发展带来更大冲击。 有关逆全球化风潮的成因也是一个需要理性思考的问题。在支持全球化的观点中一种十分流行的看法是，逆全球化损人不利己，20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在这方面留下过惨痛的历史教训，即推行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政策既伤害别人，又会导致自我孤立带来的危害，因此是行不通的，阻止不了全球化的发展。这种立论从理论上看无可厚非，但在实践中是否有效取决于两个前提。一是所有各方都能理性对待历史经验教训。然而，历史发展的吊诡之处就在于，许多看似违背常理、不该发生的事情却发生了，而且一再重演。最为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国家间为争夺资源和经济利益诉诸武力。许多战争事后都被证明是害人害己、得不偿失，但人类至今仍难以避免同样的悲剧再度上演。每个社会经常发生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反映了同样的问题。由于人类无法杜绝非理性的行为，因而看似不应发生的事情并不意味着不会发生。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逆全球化能走多远、会不会阻滞全球化发展这个问题。二是要避免非理性行为发生，矛盾双方必须超越相互指责，能够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就争议问题形成至少是最低限度的共识。从当前形势看，对全球化持不同立场的两种对立观点相互指责多于相互理解，这种趋势易加大分歧而无助于增加共识，使双方非理性行为的发生几率上升。在此背景下，虽然全球化进程全面停滞或倒退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但全球化发展进一步放缓或被扭曲的风
[1] 转引自徐秀军：“治理‘赤字’助长分配不均”，《人民日报》2017年 4 月 14 日，第 23 版。
险正日趋上升。要避免后一种趋势，争论双方都应通过换位思考，更加理性地看待对方提出的关切和问题，支持全球化的一方尤其应该正视逆全球化风潮反映出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所说，“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问题，
[1]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 逆全球化风潮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迭起不是偶然现象，有深刻的背景，与全球化存在的一些问题密切相关，其中最突出的是社会分配不公平与国家间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平是市场经济调节固有的一个短板，经济全球化将这个问题进一步放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经济要素带来的收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差异最为突出。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值得特别关注。皮凯蒂认为，如果资本 收益率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显著高于经济增长率，财富分配差异化的风险就变得非常高。皮凯蒂的研究成果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的主要原因是，他通过研究大约 20个西方主要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发展数据发现，最近数十年来被西方经济学界视作金科玉律的库兹涅茨曲线并不成立。财富分配差 异并没有像库兹涅茨曲线声称的那样，会在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自发趋于缩小，出现“平衡增长”路径，而是恰好相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发达国家显著增加，尤其是美国，其在21世纪头十年的集
中度回到了（事实上甚至略微超过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2] 这一成果不仅为解释 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日益严峻的社会分化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而且对于分析全球化当前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化给资本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大资本提供了更大的盈利空间，因为资本在流动性上相对于劳动的优势进一步加强，资本所有者比其他生产要素所有者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全球化市场带来的便利获取更大收益，使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趋于拉大。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反全球化的人士多来自中下层收入的社会群体，带有所谓的“民粹”色彩。全球化使社会公正
[1]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7 年 1 月 17日，瑞士达沃斯。 [2] 托马斯•皮凯蒂著：《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 9月，第 16 页。
变得更加严峻，是世界范围的普遍问题。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专门指出：“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99% 人口财富的总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令人担忧。”因此，“我们也要承认，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的时候……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都会感受到压力和冲击”。[1] 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国家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同样深刻复杂。这个问题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南北问题，二是东西问题。就南北问题而言，全球化虽然催生了一批新兴经济体，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但同时也产生了一批被边缘化的国家。这类国家在全球化中获益有限，但面临的风险和压力不断增加，导致它们与发达国家甚至是新兴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种状况恶化了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社会生态，也是造成一些地区性冲突和动荡持续不断的重要因素之一。导致一些国家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国内因素，也同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偏颇造成不利于这类国家发展的国际竞争环境有关。直至不久前，全球化一直为发达国家所主导，相关规则也更多照顾发达国家利益。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状况虽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下得到不少改善，但国际秩序中依然存在许多不公正因素，南北矛盾仍是全球化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东西不平衡主要体现在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近二十年来，所谓“东升西降”成为影响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格局变化的一个主要趋势，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在过去二三十年强势崛起，改变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力量对比中独占鳌头的现象，世界格局正发生五百年未有之巨变，有力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这种不平衡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积极 意义。不过，在世界经济下行压力下，这种趋势也加剧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在国际秩序上的矛盾。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面临许多发展困境，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间矛盾变得更加突出。 “东升西降”趋势主要与三类因素有关。一是发达国家自身的原因。尽
[1]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7 年 1 月 17日，瑞士达沃斯。
管发达国家在国际游戏规则制定上长期居于相对有利位置，但由于其在产业结构、经济社会政策以及人口结构等方面不能适应国际竞争环境的新形势，国际竞争优势降低。二是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提升。20世纪 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国际游戏规则（如关贸总协定以及后来的世贸组织）制定中来，发展中国家影响国际游戏规则调整的能力逐步增强，国际秩序中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因素趋于增多。国际游戏规则和国际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出现相对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变化趋势，使国际力量此消彼长更加有利于新兴国家。三是涉及不同国家对国际游戏规则的执行效力与规避意愿。任何游戏规则的执行效果在不同国家都会存在一定差异，这与各国的国情有关。相对而言，发达国家由于法治环境比较健全，管理比较规范，整体国民素质较高，依规守法意识较强，一些游戏规则（如知识产权保护）执行起来通常会比发展中国家更加严格到位，成本也相对较低。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法治环境有待完善，国民素质整体不高，加上一些国家在人文传统方面人治多于法治，国民行为随意性较强，法律意识淡泊，对法规的态度轻视多于敬畏，规避变通多于自觉遵循，使保障游戏规则的执行效果难度上升，成本很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常常出现“法不责众”、法规流于形式的无序现象。发达国家指责新兴国家“搭便车”，有为自身问题开脱的动机，但与发展中国家在执行游戏规则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不无关系。毋庸讳言，公平竞争不仅仅取决于游戏规则自身是否公平，同时也取决于公平的游戏规则是否被遵守，取决于规则的执行效果。随着新兴国家经济体量的增大，游戏规则执行效果上存在的差异对国际竞争和全球化秩序的影响也日益上升。 在影响国际竞争环境的三类主要因素中，前两类因素反映了全球化秩序变化调整的合理趋势，其给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影响总体是积极的，其给发达国家带来的挑战和问题主要应靠发达国家通过自身改革调整去应对和适应。 但第三类因素给全球化环境带来扭曲，发展下去易导致全球化的无序和畸形发展，应逐步加以排除，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对于减少这类因素的影响则不能不说负有更多的责任。由此可以看出，当前全球化出现的许多矛盾，表面看是经济问题，深层原因则是社会文化问题，经济全球化进程也是不同
文化相互碰撞、磨合的过程。 以上情况表明，当前逆全球化风潮是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诸种公平问题和不平衡发展的产物。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十分复杂，涉及几乎所有全球化的参与者，解决这些问题绝非某一类国家单方面的责任，而是全球化所有参与方的共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