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印澳“四边对话”与亚太地区秩序的重构

张洁

〔提 要〕2017年以来，美日印澳“四边对话”重新活跃。“四边对话”以“印太”为合作地域，以推进海上安全合作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合作内容，旨在通过四国间的协调行动，应对地区形势的显著变化，构建与维护符合自身利益的地区秩序。“四边对话”的重新活跃反映了各国围绕地区秩序在外交、经济与安全领域展开合纵连横与力量博弈的新动向。中国既要警惕其战略意图，同时秉承合作、包容和互利共赢的理念，寻求与拓展各地区机制间的对话、对接，共同维护本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关 键 词〕美日印澳、“四边对话”、“一带一路”、亚太地区秩序〔作者简介〕张洁，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8832 （2018 ）期0059-15

2017 年以来，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四边安全对话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quad，下文简称“四边对话”）全面“复

[1] [活”。 2]“四边对话”是美日印澳四国为统一认知、协调行动、加强合作而 重启的对话平台，同时也反映出亚洲地缘政治正在以“印太”区域建构为特

征所发生的内在变化。在亚太格局重构的进程中，诸如“四边对话”等多种 多边机制将同时存在，并在彼此间不断进行竞争与合作的战略互动，最终形 成地区新秩序。本文以“四边对话”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最新进展、未来的 合作重点与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亚太地区秩序重构的趋势与特征， 评估这些动向对中国的外部环境以及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影响。

一、“四边对话”复活的地区背景

二战结束至今，美国一直是亚太地区秩序的重要塑造者和主导者。冷战 时期，亚太地区形成了以美苏争霸为主的两极秩序，美国建立了以其为中心 的双边同盟体系。冷战结束后，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在亚太秩序中的地位进一 步得到提升，并从冷战时期的“轴毂”模式发展为“扇形”模式，即以美日 同盟关系为核心，并基于此巩固与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联系；同盟关系不 仅注重安全合作，而且着力加强同盟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并且试图拉拢东亚 国家和地区构建一个紧密性的亚太区域合作机制。但是东亚国家，特别是东 盟、中国对美国的主导很担心，不支持建立一个内向的亚太区域机制。最终， 在“开放的地区主义”指导下，亚太地区的合作呈现“多轮驱动”和“竞争

[1]性开放”。 因此，到21世纪初，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仍然是美国的军事同 盟占主导地位，而地区经济秩序则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即中国、东南亚国 家等新兴力量的崛起，并且这种趋势逐渐从经济领域开始向安全领域延展。 进入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中日力量 对比出现逆转以及中美实力对比差距缩小，美国在亚太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开 始受到冲击。作为应对，奥巴马政府实施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通过 加强自身在亚太的存在，巩固同盟关系、构建伙伴关系，更多利用地区多边

到极大提升，尤其是政治强人莫迪执政后，不仅誓言建设“安全、繁荣与强 大的新印度”，而且要让“21世纪成为印度世纪”。在以国内经济发展为重 中之重的同时，印度开始将外交战略视野从印度洋这一利益核心地带向西太 平洋拓展。2014 年 11月，莫迪政府正式宣布将“东向政策”调整为“东向 行动政策”，希望通过持续的双边、区域和多边接触，促进与亚太国家的经 济合作、文化联系以及战略关系，最终以平等身份融入亚太政治与经济秩序，

[1]同时在地区安全架构构建中拥有一席之地。 而“四边对话”的重启则是美 日澳对印度作为崛起的亚洲大国的认可，同时也为印度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 更多的运作平台。 此外，在过去的十年中，美日印澳四国之间的双边、多边合作取得相当 进展。除了已有的美日、美澳军事同盟得到加强，美国与印度双边关系发展 迅速。在“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期间，印度的作用开始受到美国的高度重视， 以 2016年印美签署《后勤交流备忘录协定》为标志，印度和美国的战略与军

[2]事合作向纵深发展。 同时，自安倍和莫迪分别在日本和印度执政后，印日 关系进入“蜜月期”，两国首脑多次互访，并确立了“特殊的全球战略伙伴 关系”。尤其是日印共建“亚非增长走廊”的动作，反映出两国印太战略和

[3]对非政策的契合，以及对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担忧。 在三边层面，美日 澳从 2005年开始进行三边对话，美日印三边对话在2011 年启动并于 2015 年 9 月正式升格为外长级，2015年 6月印日澳启动了副外长级三边对话。通过 双边和三边培育出的“合作的习惯”为“四边对话”的重启提供了便利，而“四 边对话”的推进，不仅有利于四国加强政策与行动的协调，而且也能够进一 步深化已有的双边与三边合作。

因此，正是为了应对中美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及其引发的亚太秩序重 构，日本和澳大利亚作为推手，本着留住美国、拉拢印度、抗衡中国的意图， 成为“四边对话”重新复活与加速合作的根本动力。

二、“四边对话”的合作进展、特点及实质

“四边对话”的最早构想可以追溯到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事件。当时， 为了应对灾后救援的巨大挑战，美国倡议和推动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协 调行动，加强灾后救援合作。此后，在第一轮执政时期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于 2006年提出了四国合作的愿景，与他倡议的“价值观外交”和“自由与繁 荣之弧”遥相呼应。2007年 5月，美日印澳四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期间举 行了首次安全对话； 9月，四国加上新加坡在孟加拉湾举行了联合海上军事 演习。但是，不久后随着陆克文担任澳大利亚总理，澳大利亚首先宣布退出 “四边对话”，紧接着由于日本、印度的国内政局也相继发生变化，“四边

[1]对话”就此偃旗息鼓。 在当时，“四边对话”仅是一个非正式的战略对话， 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联盟，但是究其形成的原因，除了有进行功能性合作的 现实需求外，也暗含了对中国崛起和影响力的担忧。而在2007年到2017年间， 这两个因素的重要性都有了显著上升，尤其是后者更为突出。[2] 为应对中日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的新态势，日本首相安倍复出初始， 于 2012 年 12月再次提出构建由美日印澳四国组成的“民主安全菱形”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但是在当时，美国主导的“亚太再平衡” 战略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作为 美国伙伴关系国的印度都被纳入到了这一战略中，“四边对话”也就缺乏“用 武之地”。因此，直到2017年初，随着“亚太再平衡”战略被特朗普政府抛弃，

美国与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一降一升”态势明显加强时，“四边对话”才开 始真正“复活”，并以两次四国共同参加的磋商会议为标志，逐步走向务实合作。 两次磋商会议分别在 2017 年 11 月和 2018年6 月举行，都是由美日印 澳四国的外交部门司局级官员参加。第一次会议以“自由、开放的印太”

[1]为主题，就七个核心议题进行讨论。 虽然最终没有形成共同宣言，而是由 四方在会后分别发表声明。但是，对于会议的核心议题——“构建安全和繁

[2]荣”与合作的基础——“共同的民主价值”，四方基本达成共识。 第二次 会议较为低调，从会后日本发表的声明来看，这次会议至少有两个重点，即

[3]支持东盟在地区机制构建中的中心地位，以及推进地区可持续经济合作。 这表明美日印澳四国试图以“四边对话”为核心，逐步扩大“联盟”范围， 东盟则是重点争取和拉拢的目标，消除东盟担心“四边对话”可能削弱其中 心地位的疑虑则是首要之举。同时，“四边对话”将以加强经济合作为重点， 这在 2018年7 月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于“印太工商论坛”（Indo-pacific u ine Forum）上的演讲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呼应，他宣布美国将通过1.13 亿美元的新计划，支持未来数字经济、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加强经济合作 的目的仍在于安全利益，蓬佩奥表示：“致力于保持在印太地区的经济交往 是因为它对美国人民和我们伙伴的国家安全有利。正如特朗普总统的国家安

[4]全战略所阐述的，‘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

度外交部和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共同组织的第三届瑞辛纳对话会在印度举 行，虽然这是“一轨半”对话，但是美日印澳四国的现役军方高层均出席，

[1]并将“中国威胁”作为讨论主题。 四国代表认为，中国破坏了“印太”地 区的繁荣、开放和包容，要从安全合作入手，通过加强四国军事合作扭转“印太” 地区大国力量对比失衡的态势，应对中国的力量崛起，迫使中国改变行为模

[2]式。 在实践中，“马拉巴尔”军演曾被认为有望成为打造四边军事合作的“典 范”，这一军演由美国和印度在1992 年发起，日本从 2007 年加入其中，迄 今美日印三国已经数次共同参加。2018年初，据称澳大利亚将加入其中，但 印度最终没有发出邀请。 最后，“四边对话”注重加强经济领域的合作，尤其是集中于地区基础 设施建设合作。美日印澳提出推进“高标准、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倡议， 反对国有企业“垄断商业合同”，宣称将从资金支持和技术保障两方面为地 区国家提供更多可选择的“替代方案”。 从“复活”之际，美日印澳就将经济合作纳入“四边对话”的主要议程。 据报道，2017 年 10月美国高级官员就曾表示，希望能够尽快召开会议，恢 复四边对话机制，在深化安全合作的同时，协调筹措有别于中国的区域基础

[3]设施投资的资金。 2018 年 2月，澳大利亚媒体引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的消 息称，在访美期间，澳大利亚总理特里布尔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了“四边

[4]对话”中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合作、寻求“一带一路”替代方案的可行性。 2018 年4月，美日印三方又讨论了如何在印太地区共同参与第三国基础设施开发。 三方达成共识，未来将统一在同一地区和国家拓展业务，统筹政府所属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