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谋求“战略自主”:举措、动因与制约
〔提 要〕安倍重掌政权后，日本加速“正常国家”化，战略自主性显著提升，国家形象乃至政治范式为之一变。安倍政府力促日本战略自主化，背景主要是 2017年以来国际环境巨变的综合冲击。日本推进战略自主的举措，突出体现在“同盟之外”的政策经略：在国际战略上主导全球自贸规则与秩序重构，在地缘战略上主推“印太战略”构想，在大国关系上主打“日中协调”倡议。日本谋求战略自主的动作令世界关注，但也面临着日美同盟、地缘政治、安全认同等内外因素的制约，其影响既有消极性，也存积极面，中国对此应积极引导塑造。〔关 键 词〕战略自主、安倍外交、日美同盟、中日关系〔作者简介〕吴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期
受近年来国际环境激变的强刺激，日本安倍政府在维持日美同盟框架、不与美方利益正面冲突的前提下，为使国家利益最大化，正在可能的范围内
[1] [2]实施有别于美甚至与美龃龉的国家战略。这一谋求“战略自主” 的行为，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日本‘军事崛起’与我国对策研究”（批准号： 17AGJ009）和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省规划课题“东亚国际关系视角下的日本领土政策”（16JDGH035）的阶段性成果。
[1] 本文论述的“战略自主”，不是指日本谋求对美国的绝对政治独立或外交安全关系脱钩，不等于其摆脱日美同盟体制。战略自主化不等同于“正常国家”化。“正常国家”化主要是指摆脱“战后体制”，即实现修改宪法、独立建军、对等结盟的三要件，战略自主只是成为正常国家的一种路径或必要条件，是指不以改变上述三大结构性制约因素为前提的自主政策行为，主要是策略层面的调整或变革。
[1]具有自主设计、自成体系等鲜明特征，既是对往届政府此类战略志向 的继承，更显革新性和突破性。当下，日本正以二战以来最为自主和高调的对外姿态活跃于国际舞台，在积极引领重大国际议程方面，甚至改变了多年的“美主日从”之相。日本谋取战略自主的进程，将可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塑造一个与此前风格不同的大国存在，这不仅将影响日本自身的和平与繁荣，也将波及东亚地区秩序的未来格局。
一、日本推进战略自主的主要举措[2]
系等领域都采取了相应的举措，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维护日本赖以生安倍谋求日本的战略自主，在战略及顶层架构、宏观地缘外交、大国关存繁荣的利好国际体系和秩序——全球多边自贸体制；自主构想、推进并引领美国接受“后亚太再平衡”时代的新地缘战略——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积极塑造大国关系格局，调整对俄罗斯、印度、欧盟主要国家关系，特别是2017年以来推行了一条有别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路线。在安倍的主导下，日本正谋推战略自主，积极扮演全球政治、经济及安全事务中的大国角色，以期发挥更大影响力。
[1] 作为战败国，日本在二战后一直处于对美从属或追随地位，在国家战略思想上不乏追求自主性和对等性的倾向。20世纪 50年代起，日本政府内的民族派政治势力批评对美依附的“吉田路线”，要求改变对美从属地位、实行自主外交，例如鸠山内阁、石桥内阁提出过“自主外交”口号，岸信介内阁则提出了“外交三原则”。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自主倾向进一步加强，从20 世纪 70年代开始，“自主防卫”论、“全方位外交”、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冷战结束前后的“日美欧三极”构想等不断涌现。进入21世纪后，日本历届政府陆续提出的“东亚共同体”论到“战略性外交”或“俯瞰地球仪外交”等，也是其自主性求索的体现。
[2] 广义上，日本的战略自主举措，除本文论述的三点外，还应包括：（1）在安全防卫领域，进一步松绑“内政束缚”，加强自主防卫能力，尤其是升级国防安全方针及发展军事打击力量；（2）推动地区多边外交，尤其是与具有类似政治目标的区域伙伴合作，组建日美同盟之外的伙伴网络，增加自主资源和对美博弈资本。但是，鉴于此两点并非2017 年以来的突变事项，连续性大于突破性，本文在此暂不提及。
（一）引领自贸谈判，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
护主义抬头等问题上试图承担新的领导责任。日本的经济外交几乎被重构，从主要寻求扩大投资和确保市场，转向建构国际规制和维护秩序这一更具宏当今日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致力于维护战后国际经济体系，在应对保观筹谋和战略主动性的方式。日本通过推动缔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渐进协定（CPTPP，又称 TPP-11）以及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议（EPA），在引领全球经济规则秩序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发挥了带头作用。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协议是在没有美国主导或参与的情况下达成的，反映出日本的战略自主性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提升。其一，挽救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特朗普政府废弃 TPP 后，日本力扛复活 TPP的大旗，以前所未有的多边领导力联合其他10 国在 2018年 3月签署 CPTPP最终协定。新协定预计最快在2018 年底或 2019 年上半年全面生效，新版协定保留原版TPP协定95%以上的内容。这表明，由日本牵头、没有美国参与的亚太11国自由贸易圈终于接近成型。为TPP“续命”的过程表明，日本在对待全球化的立场态度及其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方面变化非常明显。日本此举实际上意在争夺亚太经贸的规则制定权和游戏主导权，除了希望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有利于自身的贸易秩序以牵制中国外，还希望给美国施加压力，使其与成员国寻求妥协，以便重回多边贸易体制；同时以此支持贸易多边主义，并将其作为亚太地区其他大型贸易协定的范本，比如正在
谈判中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1]其二，推进日欧EPA。安倍政府还顶着美国的压力积极推动日欧高标准自贸协定，这使得 2017—2018 年成为日本推动自贸协定创纪录的年份。2017年 12月，日欧共同宣布已完成有关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敲定了这份有意“打造全球最大开放经济区域”的自贸协定，这份协定的达成向全球传递出了日欧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的信号。2018年 7月，日欧 EPA 正式签署。该
[1] 根据笔者 2017 年 12 月 8日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米蕾亚 索利斯（Mireya Solis）的访谈。
协定涵盖了全球近30% 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 9%的世界人口。日欧此举发出的重要信号是，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日本正联合“志同道合国家”打造一个替代美国领导的贸易和全球化的可能选项，即日本作为自由贸易的坚定拥护者，反对保护主义，愿意提供新的自由化举措。对日本来说，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可以帮助确保TPP标准被纳入到其他协议，并给特朗普政府施加压力，以期使其回到TPP 谈判桌上。其三，推动 RCEP 和中日韩 FTA 谈判。CPTPP 与日欧 EPA的初步成功，无疑提升了日本推进 RCEP的信心。在亚太地区，随着美国单边主义及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日中将在维护开放包容的地区经济秩序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两国联手东盟推进RCEP 谈判便是题中之义。2017年 11 月， RCEP首次领导人会议在菲律宾举行，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同意在2018 年结束谈判。在中日关系不断回暖后，日本还致力于推动中日韩FTA 谈判。2018年 5月，在日本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一致同意加快中日韩FTA谈判。（二） 推动印太战略构想，打造“后亚太再平衡”地区秩序特朗普上台后的政策调整，即其美国第一、利益至上、连续“退群”、告别 TPP和“亚太再平衡”的倾向，拉低了美国的国际信誉度，促其盟友在塑造地区秩序方面发挥更大的自主作用，日本也不例外。“在即将到来的亚洲新秩序中，日本将扮演‘半美国’的标杆角色，因为其他盟国没有能力或意愿发挥这种作用。” [1] 2016 年 8月，安倍在内罗毕举行的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上正式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标志着日本新的区域大战略正式出笼。安倍在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要“把亚洲到非洲这一地带建设成为发展与繁荣的大动脉”“将连接两大陆的海洋变成和平与规则主导的海洋”，宣称“日本担负着将太平洋与印度洋、亚洲与非洲交汇成为与武力和威慑无缘、重视自由、法治和市场经济之地并使其富饶
[1] / OO 0L UD 86 -DSD &UDFNV UH 6WDUWL J WR 6 R 6HSWHPEHU WWS HDVWDVLDIRU P RUJ V MDSD FUDFNV DUH VWDUWL J WR V R （上网时间：2018年 10 月7日）
[1] Shin o Abe, “Address at the Opening Session of the Si th 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 August 27, 2016, http://www.mofa.go.jp/afr/af2/page4e_000496.html.（上网时间：2018 年 10 月 7日）
[2] 外務省「自由で開ら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戦略」、『外交青書』、2018年 6 月、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7/html/chapter1_02.html。（上网时间：2018 年10 月 14 日）
[3] 吴怀中：“安倍政府印太战略及中国应对”，《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 1 期，第 18 页。
[4] “Japan-india Joint Statement: Toward a Free, Open and Prosperous Indo-pacific,” September 2017, http://www.mofa.go.jp/files/000289999.pdf. （上网时间：2018 年 10 月 17 日）
的责任。” [1]安倍政府所构想的印太战略，是一种应对新形势和新局面的政治、安全
[2]及经济组合拳，其目标和指向非常清晰，即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 中心是战略的顶层设计，主要是在政治层面利用民主国家同盟及价值观外交，维护印太地区西方主导的民主、自由、法治和市场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基本点之一是安全保障，即在日美同盟等双多边平台的基础上，建立以四国合作为核心的安全机制和框架，以保障印太区域尤其是海洋秩序和海上通道的安全，制约中国在亚太与印度洋地区的实力延伸与影响拓展；基本点之二是经济利益，通过在西线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展开对冲或有限合作，扩大日企参与的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份额，推动日本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出口扩大计划”以及日印联合主导下的“亚非增长走廊计划”等。同时，在东线及太平洋方向力推 CPTTP，不放弃参与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RCEP 和中日韩 FTA的谈判，争取有利结果。[3]安倍推出印太战略构想后，即加速予以实施。首先，日本竭力联手印度共同推动其印太战略构想。2017年以来，安倍多次与莫迪举行会晤，商谈与印度共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双方同意将日本版印太战略与印度的“东
向行动”政策覆盖的两大区域战略对接起来。[4]其次，日本多渠道对特朗普政府进行游说和争取工作。2017年 11月，特朗普在与安倍进行首脑会谈时，
双方探讨了“印太”理念并就加强合作以实现该战略构想达成一致。[1] 随后，特朗普政府在 2017 年 12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美国支持
印太地区拥有自由与开放的发展环境。[2] 2018 年5月，美军印太司令部成立，这标志着美国政府正式接受了日本对“印太”概念及战略的推销。此外，日本还通过补齐短项，即推动三边升级与四边联网来推进其印太战略。2017年11月，日美澳领导人在马尼拉举行三方会晤，谈话重点之一是推动印太区域自由开放战略。三国已就“确保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维持区
域内的自由、开放、繁荣与包容”等进行合作达成一致。[3] 日本还急于恢复和发展四方合作机制，2017年 11 月与 2018 年 6月，日本代表团推动召开了两次日美印澳局长级四方会议，敦促就建设“自由、开放、繁荣、包容的印太地区”开展合作。进入2018年后，日本还加速推动四国“印太”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计划。（三）盘活大国关系格局，着手推进“日中协调” [4]大国关系仍是国际及地区格局的主要决定因素，在日本的战略性外交设计中，除美国外，中国、欧盟主要国家、俄罗斯、印度是比较重要的大国存在。安倍非常注重自主经略除了美国以外的大国关系，特别是对欧盟、对俄和对印关系。这些外交都服务于日本对外战略的三大目标：维持日本的大国地位、经济繁荣和安全保障，牵制中国或制衡中国崛起，为日本塑造战略回旋空间及潜在的“脱美”资本。然而，安倍热切开展的对俄关系调整并不成功，而对欧、对印关系强化在安倍内阁之前就已开始，政策连续性大于跃进性，这
[1] 7 H : LWH R VH , VLGH 3UHVLGH W 7U PS V 7ULS WR VLD 1RYHPEHU WWSV LWH R VH JRY DUWLFOHV SUHVLGH W WU PSV WULS DVLD （上网时间：2018 年 10 月 3日）
[2] 7 H : LWH R VH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FHPEHU WWSV LWH R VH JRY S FR WH W SORDGV 166 L DO SGI （上网时间：2018 年 10 月 9日）
[3] 外務省「第4回日豪印次官協議の開催」、2017年 12 月 8 日、 WWS PRID JR MS PRIDM SUHVV UHOHDVH SUHVV B WPO。（上网时间：2018年 10 月 19 日）
[4] 安倍政府还试图独自展开对朝鲜、对伊朗等国政策，也显示与美国并不同步、追求自主独立性的特征，但这些试探并不成功，且在日本外交中不具有全局意义，故在此省略。
些都无法与 2017年以来对华关系调整的举措与意义相比。出于强烈的内外动机，安倍政府从2017年开始决意改善对华关系。该年 5月，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团访华是标志性事件。其后，安倍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了推动日中关系发展的意愿，表示有条件参与亚投行和“一带
一路”倡议合作，要“将日中关系提升至一个新高度”。[1] 12月，安倍在越南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举行了重要会晤，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起点，为双方互访铺平道路。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周年，日本进一步显示出积极调整两国关系的迹象。1月，安倍在施政演说中提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表明了改善两国关系的强烈愿望。4月，中国外长时隔9年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双方同意进一步巩固改善中日关系的势头，此举是中日关系回暖的一个重要标志。5月，安倍与习近平举行电话会谈，双方表示要重温和平友好条约精神，确保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并得到新的发展。同期，中国总理时隔8年访问日本，就实现两国关系回到正常发展轨道交换意见，并就推动双方务实合作、建立热线电话、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等达成一系列共识。对此，2018年日本外交蓝皮书称，两国“共同为本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承担责任”，并将“从更广泛的角度稳步发展
友好合作关系”。[2] 改善对华关系越来越成为安倍外交政策目标的核心。2018 年 10月，安倍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实现日本首相时隔7年正式访华。访问期间，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会见，就改善发展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签订一系列合作协议，举行了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中日各界人士招待会和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访华前后，安倍多次提出发展中日关系的三条意见，即两国关系要“从竞争到协调”、“从威胁到合作伙伴”以及“发展自由公正的贸易体系”，
主张借此“将中日关系引向新时代”。[3] 这些意见透示出日本发展对华关系
[1] 「首相、一路一帯に協力姿勢」、『朝日新聞』2017年 6 月 6日。[2] 外務省『外交青書』、2018 年 6月、 WWSV PRID JR MS PRIDM JDLNR EO HERRN L GH WPO。（上网时间：2018 年 10 月 11 日） [3] 「日中新時代へ三原則」、『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 10 月 26 日。
的新指向，反映出其实施的对华政策调整具有自主性和战略性，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设计及方向并不完全一致。首先，与美国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不同，安倍以“协调（合作）”为标志的宏观策略调整大幅缓和了对华战略关系。日本在固守日美同盟的同时，也较从前更认真并用心地加强了日中协调关系，这与特朗普政府压制中国并导致美中关系紧张化形成鲜明对照。其次，与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并强烈对冲“一带一路”倡议不同，安倍明确提议两国“为维护自由贸易作为贡献”，并提出“一带一路”是有潜力的构想，日方愿同中方在广泛领域加强合作，包括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这表明，日本愿意与中国携手，“拓展共同利益 共同致力于地区稳定与繁荣”，同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多边主义，
坚持自由贸易，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1]
[1]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新华网，2018年 10 月 26 日， WWS L D HW FRP SROLWLFV OHDGHUV FB WP。（上网时间：2018年 10 月 27 日）
二、安倍政府力推日本“战略自主”的动因
日本谋求自主性，首先源于其二战后追求“正常国家”战略志向的内生动力。对于矢志追求日本“正常化”及大国化的安倍来说，此点表露得尤为强烈。第二次执政伊始，安倍就陆续提出了日本“摆脱战后体制”“主导亚太经济和安全”“成为国际社会主要玩家”等口号，为此在外交和安全领域提出了“战略性外交”“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和平主义”等政策理念。在实际操作层面，安倍主要通过加强日美同盟、在同盟框架内配合美国的全球及亚太战略，来
[1]发挥自己的角色和作用并争取主动权和自主性。 因此，从 2013 年到 2016年，安倍谋求自主的路径是：全面配合奥巴马政府经营“亚太再平衡”战略和TPP，在制衡中国的同时争取在亚太取得主导地位。这条路径在2015 年日美签订新防卫合作指针后，以2016 年奥巴马和安倍互访为标志。然而，2017年初特朗普上台后，世界形势和国际格局深刻变动，上述路径难以为继。客观形势迫使安倍开始思考符合并确保国家利益的自主政策。其中，就环境变化的冲击力而言，基础性的是国际秩序的整体变化，首要的是日美关系的变化，关键的是中日关系的变化。 （一）国际环境剧变——日本认为需要自主担责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一直围绕着单一前提 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展开。但在日本看来，该前提近年
来正在逐渐动摇和衰弱。[2] 从近几年的《外交蓝皮书》等官方文件可以看出，日本认为，二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规则一直是其和平与繁荣的基础，日本比任何国家都依赖这种秩序。然而，该秩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危机，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国际权势发生转移，特别是中俄等国试图挑战“现状”，
[1] 安倍与其外祖父岸信介一样，作为自民党内的民族派和亲美保守派，执行的是一条通过亲美“借船下海”、谋求自主的路线。与此相对，亚洲国际派则认为日本应当适当与美国拉开距离、通过融入亚洲实现自主自立。 [2] 藪中三十二『トランプ時代の日米新ルール』、PHP新書、2018 年、91-102 頁。
探索新的国际秩序。[1]不过，日本对国际环境和潮流的变化产生巨大的焦虑和不安，进而据此重新调整国家战略、显露加速追求战略自主的倾向，则是进入2017 年之后。随着特朗普上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着巨大的内部动摇。特朗普信奉“美国优先”，表态“美国不再担任世界警察”，对花费代价去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和推动全球治理不以为然。欧美内部矛盾激化，英国脱欧，“导致了悲剧性的结果，多年来支撑着战后秩序的自由民主主义国家的团结状态明显
发生了严重的松动”。[2] 对日本来说，全球经济体系出现领导力真空是灾难性的，过去70多年来，多边自贸秩序支持了日本与世界的经济关系和繁荣增长，特朗普无视国际规则和既有秩序，给盟友留下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危机感。[3]日本战略家认为，地区的繁荣和安全是基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日本需要与其他先进民主国家合作，维持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在特朗普时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取决于日本和欧洲的担当，安倍首相更是其中
的关键人物。[4] 世界可能不得不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前进，因而，亚洲也有责任展现更大的领导力，日本也需要表现出一种新的自主性成长。[5] （二）“特朗普冲击”下的同盟——促日考虑B 计划特朗普的胜选与上台是国际政治的“黑天鹅事件”，对日影响不亚于当
[1] 外務省「我が国を取り巻く外交 安全保障環境」、2018年 9月、http://www.kantei. go.jp/jp/singi/an en_bouei2/dai2/siryou1.pdf。（上网时间：2018年 10 月 12 日）
[2] 細谷雄一「トランプ大統領は日米同盟を破壊するのか」、2018年 7月、https://www. nippon.com/ja/currents/d00423/。（上网时间：2018年 10 月 10 日）
[3] 待鳥聡史「日本政治は混乱のトランプ外交にどう向き合うか」、『中央公論』2018 年 8 月号、18頁。
[4] 神谷万丈「リベラル国際秩序を守る気概を」、『産経新聞』正論欄、2018年 5月 11 日。
[5] Yoichi Funabashi, “A Message from the Asia-pacific to President-elect Trump,” November 24, 2016,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6/11/24/a-message-from-the-asia-pacific-to-president-electtrump/.（上网时间：2018 年 10 月 8日）
年的 “尼克松冲击”。[1] 迄今，日方心理犹如坐“过山车”，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多次冲击，痛感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没有得到华盛顿足够的尊重。在政治方面，特朗普上台后即于2017 年 1月签署行政命令废除TPP，同年 11月访问日本时重申美国不会重返TPP，尽管日本一直苦口相劝，特朗普却不为所动。日本视TPP为构建主导贸易秩序及规则主导权、巩固及强化日美同盟、压制及排挤中国以及确保安倍经济学成果和倒逼国内改革的方案，是日本参与并主导制定另一套国际准则的重头戏。用时任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的话说，TPP不仅是贸易问题，也是政治和战略问题——关系到21 世纪全球
及亚太标准、规则和秩序以及地区稳定的问题。[2] TPP破产使日本陷入国际战略失误和挫败的困境。安倍花费大量政治资源结交特朗普，试图通过个人友谊来影响特朗普的亚洲政策，以确保日美同盟关系稳定以及美国对东亚的承诺可靠，但安倍多
番努力均告徒劳，这一切不足以从特朗普那里获得尊重和重大让步。[3] 日本战略家认为，“荒谬的情况是，特朗普总统一方面在美朝首脑会谈和美俄首脑会谈中对一贯敌视美国的朝俄领导人表示赞赏，试图建立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却总是蔑视和抨击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盟友，这是我们在战后从未见过
的景象”。[4] 特朗普执政后不久就开始显露出自己的本色，以高度不可预测的方式与日本打交道，被认为对日本经济和安全造成了潜在损害。在经济方面，日美贸易摩擦加剧，双方寻找共同点进展缓慢。日本竭力以续增对美投资、购买新能源以及先进美制武器等补救措施来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安抚特朗普。即便如此，特朗普对关税的特别偏好并没有让日本安然而退。日美全面经济对话自启动以来并未取得明显进展，日方至今未能争取
[1] “尼克松冲击”是指1971 年 7月美国宣布对华政策转变但之前对日本秘而不宣，从而造成一贯随美反华的佐藤政府慌张失措、外交进退失据的政治事件。
[2] 岸田文雄「変化の年を展望する」、『外交』Vol.41、2017、13-14 頁。[3] Katrina Manson, “China Profits from Donald Trump’s UN Isolation,”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29, 2018.
[4] 細谷雄一「トランプ大統領は日米同盟を破壊するのか」、2018年 7月。
到特朗普对钢铝关税的豁免。[1] 特朗普还进一步威胁要对日本汽车征收高额关税。有分析认为，所有这些都反映了特朗普在20 世纪 80年代形成的对日
观或世界观。[2] 最终，安倍还不得不同意新一轮日美谈判，以达成“自由、公平和互惠”的双边贸易协议。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的零和观点让日本人感
到不安。[3]在安全方面，2018 年美国对朝政策的摆动等令日本感到不安和担忧，
[ 4]导致“日本的左翼和右翼都提出了自主防卫的意见”。 特朗普在关键战略决策上不咨询盟友，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日本对同盟的信心，加剧了东京的失望和焦虑。安倍一直坚持要求对朝“极限施压”，坚定支持美国实现无核化的最终目标。特朗普起初表示支持日本对朝鲜的安全担忧，留下了美日步调一致的印象，其后却突然偏离原定路线，2018年 3月宣布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6月美朝峰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在人质绑架、无核化进程和中
程导弹等问题上的表态更令日本失望不已。[5] 美国对朝决策既不包括日本，
也不解决日本关切，而许多相关风险和成本可能落在日本头上。[6] 换句话说，日本政府没有杠杆来撬动日美政策协调。安倍付出巨大努力使日美合作关系保持平稳，但因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突变而遭受严重挫折。这些转变日益暴露
出“日本在这种关系中的核心经济和安全利益的脆弱性”。[7]
[1] 2018 年 3月，美国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 条 ,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征收高关税。虽然美国的许多盟友获得豁免，但日本不在此列。
[2] 1987年，特朗普花费近10万美元在《纽约时报》等刊登整版广告，批评日本窃取美国就业机会、向美国出口但拒绝进口、操纵本国货币以获得出口优势以及在国防上搭便车等。
[3] Yuki Tatsumi, “Abe and Trump’s Friendship without Benefits,” Australia & Japan in the Region, 9olume 6, No.4, 2018, pp.25-28.
[4] 中山俊宏「日米同盟の行方」、2017年 5 月 8日、https://www.nippon.com/ja/currents/ d00313。（上网时间：2018 年 10 月 19 日） [5] 西原正「北の非核化策略に騙されるな」、『産経新聞』、2018年 4 月 17 日。[6] Carlos 5amire , “Th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as Put Serious ffort into Diplomacy Near and Far But :ill It Pay Off?,” March 23, 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3/abescharm-offensive-is-there-a-second-act/.（上网时间：2018 年 10 月 8日）
[7] Sheila Smith, “Can Tokyo Survive Trump?,” September 2, 2018, http://www.eastasiaforum. org/2018/09/02/can-tokyo-survive-trump/.（上网时间：2018 年 10 月 8日）
（三）对立无利、协调有益，日本需自调对华政策安倍 2012年二次执政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经历了对立与紧张、融冰与缓和、改善与回暖三个阶段。2017年以来，与特朗普政府形成鲜明对照，中国政府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引领全球发展与繁荣，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2017年春季后，以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日本代表团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为契机，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出现积极变化，开始明显地回调对华政策。其后，双方持续开展了一系列积极互动，两国关系改善势头明显增强。这一转变主要出于如下两点重要因素的作用。第一，安倍推动的对华制衡与对决政策难以奏效。安倍重掌政权后，其主打的对华政策是竭力推行“战略性外交”，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联合更多的合作伙伴，以全面制衡中国。但安倍的苦心经营几无建树，不仅未能制华，反而眼见中国进一步发展壮大。长期与“大块头”中国的较量与对抗，再加上对俄、对朝甚至对韩等东北亚外交乏善可陈，以及美国随时可能变化的东亚政策，使安倍在心理和政策层面都承受了巨大压力，真切感受到抗中路线全无胜算。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不得不认真考虑继续恶化对华关系可能付出的重大代价。安倍的对华认知由此发生了重要转向，一味对抗没有好处，需要理性面对中国的发展，重新权衡对美一边倒政策，与美国有所区别地自主开展对华协调路线，即：与其制衡徒劳无益，不如“和中入亚”，平衡中美，通过改善对华关系，协调、优化合作，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第二，搭上中国发展快车，提振本国经济。中日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中贸易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双边贸易关系。安倍实现超长期执政，需要带领日本经济走向重振之途，而要维系经济持续增长，就绝无可能忽视对华经济合作，从中日以及第三方市场合作中分享红利。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升级，“一带一路”倡议近年更是成就斐然。安倍政府一开始对该倡议持冷淡和拒绝态度，使日本企业失去了很多盈利机会。[1]
[1] 过去几年，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访华往往能和中国签订巨额合作项目。韩国经济规模虽然只有日本的1/3左右，但中韩贸易额却和中日贸易额相差无几。
中日经济合作的巨大空间让日本各界改善对华关系的呼声日盛，安倍内阁最终不得不做出转变。
三、日本战略自主化的成效评估
尽管日本谋求战略自主的意识强烈、目标明确、路径清晰，但受国内外因素制约，其走势仍存变数，实施成效有待观察。历史上，日本一直有适应外压即国际环境变化而调整国家战略的政治文化传统，但在国际格局和秩序前景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包括安倍在内，日本领导层在决定国家方向时往往面临诸多局限和犹豫。安倍亦很难阐明一个更加自主独立的日本愿景，三个左右日本战略走向的经久难题短期内难以解决。（一）同盟束缚与同盟依赖的双重制约在整个战后时期，日本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处于独特的从属地位：无条件投降、占领和强加的同盟、服从美国霸权。在非对称同盟体制中，弱
国为了获得安全，往往要以牺牲自主为代价。[1] 或许是由于民意的基础以及过往的历史教训，安倍现在敢于对美国说“不”。然而，受制于日美同盟以及缺乏足够的独立资本，安倍不能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而多以分散或弱化矛盾、发起诉讼、间接牵制来应对美国的压力。这些在安倍政府的对俄、对伊朗、对朝外交上皆得到了体现。长期束缚导致了顺从和依附，这种代价也是巨大的。尽管特朗普让日本倍感不安，但日本对美国安全关系的信任仍很牢固，对孤立和被抛弃的恐惧
导致日本二战以来一直依赖同盟的怀抱。[2] 日本的担忧是，亚洲地区主义若将美国排除在外，可能会促使华盛顿进一步走向内顾的孤立主义——这对
[1] -DPHV 0RUUR OOLD FHV D G V PPHWU OWHU DWLYH WR W H &DSDELOLW JJUHJDWLR 0RGHO RI OOLD FHV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9RO 1R SS
[2] 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寻求通过美日同盟实现亚太融合。日本拒绝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倡导东亚倡议，支持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或东亚合作机制及框架，其指导原则是让美国参与亚洲事务。
日本来说不啻灭顶之灾。日本认为，日本在东亚地缘政治方面的核心愿景依然是通过美日联盟实现亚太融合和一体化。事实上，即便是日本主动推进的印太战略，其最重要的方面也是通过扩大美日合作范围，支持或补充美国在
[1]该地区的活动，从而保持并加强美国的存在。 日本政府至今无法想象没有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即便领导了CPTPP的构建，仍在盘算把美国拉回到TPP 中，甚至提速 RCEP也是为了对美施压，促其早日“重返”亚太。日本的行为表明，在其战略谋划中，缺少描绘“同盟以外”的现实构想的能力。[2]日本决策者认定，提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是维护地区秩序的关键，符合其国家利益，“这种观点可能比任何其他国家，包括澳大
利亚和美国本身都更加坚定”。[3] 日本与欧洲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迥异，如果要像欧洲的法德那样对美国明确表露出对抗态度并不明智。日本的力量本身不足以塑造地区秩序，支持日美同盟的战略构想一直规范着日本的对外政策，假设日本的地缘条件和地区力量平衡不变，那么日美同盟对日本而言的价值就不会丧失。[4] （二）难以“入亚友华”，缺少地区依托日本与东亚国家没有真正取得历史和解与战略互信，不能像法德那样共建地区共同体而获得可靠的战略依托，尤其是在东北亚，日本与所有国家几乎都未能有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尽管安倍一度声称日俄、日韩合作取得成功，但都被证明是空洞的和不稳定的。最主要的矛盾是中日关系存在短期内难以解决的战略互信、结构性矛盾、热点争端和国民感情等问题，日本无法以东
[1] 7RPR LNR 6DWDNH 6 R OG -DSD &R WL H WR 6 SSRUW W H 86 OHG , WHU DWLR DO 2UGHU 2FWREHU WWS HDVWDVLDIRU P RUJ V R OG MDSD FR WL H WR V SSRUW W H V OHG L WHU DWLR DO RUGHU （上网时间：2018 年 10 月 4日） [2] 日本再建イニシアティブ『現代日本の地政学』、中公新書、2017年、117-118 頁。[3] 5 R 6D DV L -DSD V 9LVLR IRU W H DVW VLD 6HF ULW 2UGHU HEU DU WWS HDVWDVLDIRU P RUJ MDSD V YLVLR IRU W H HDVW DVLD VHF ULW RUGHU （上网时间：2018 年 10 月 4日） [4] 来自笔者 2018 年 8 月 12—13日对日本学者细谷雄一、五百旗头真的访谈所得。
亚两强的团结和地区合作机制来谋求对美博弈、战略自主的资本。现在判断日本会因“特朗普冲击”而疏美亲亚、转向友华，显然为时尚早。一直以来，安倍被视为在努力配合美国与中国抗衡方面最坚定的国家领导人，而且其修正主义和战略思维长期遭到中国的不满和批评。安倍二次执政以来，日本多次向中国发出半心半意的示好信号，如今的对华接近行为是否会更持久或更成功，尚不能确定。过去安倍在对待其参与创建的“战略互惠”关系上，有着但求“谋利互惠”而不重“战略互信”的庸俗理解。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了改善两国关系，日本似乎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华认知和战略定位的误区。正如王毅外长所云，中日关系伤得不轻，病根就是日本当局者的对华认
知出了问题，没有将中国看成伙伴，而看成对手和威胁。[1] 很多日本政治精英认为，中国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对日本的安全和利益造成负面影响，对此日本不能接受并需要加以牵制。受此观点影响，日本国民对华亲近感还处于较低水平。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对华的战略猜疑仍要大于战略信任。日本仍然拒绝任何关于中国领导的区域秩序的想法。日本的目标可能是在不切实寻求两国政治和解及战略互信的情况下，利用近期中美裂痕及中美日三角态势中的利日因素，获得实际经济利益。由于对美国主导既存秩序感到担忧，日本将重新评估其对外策略，但尚未决意对其外交战略进行全面审查。基本上，日本战略界首肯特朗普对华施压的如下议题选择：台湾问题、南海争端、贸易政策、军力发展等。他们倾向于相信，日本别无选择，只能深化
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阻止中国成为地区霸主。[2] 美中关系显著影响着日中关系的状态。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中关系逐步紧张，美国将中国视为“战
[1] “王毅：中日关系病根在于日本对华认知出了问题”，新华网，2016年 3 月 8 日， WWS L D HW FRP RUOG FB WP。（上网时间：2018年 10 月6日）
[2] 田中均「日中協力の未来展望」、2018年 8 月 29 日、 WWS W HDVD IRU P RUJ FDWHJRU DOWHU DWLYH VFH DULRV SRVWBLG FBLG FR WH WB UDS。（上网时间：2018年 10月 10 日）
略竞争对手”使日本处于困境。安倍政府继续坚持美日同盟作为其外交安全政策的基石，这意味着日本无法超出美日同盟的政治性质和战略框架发展对华关系。即便在两国合作亮点的“一带一路”议题上，日本在涉及秩序和主导权问题上的犹豫和保留也很明显，其主要着眼于技术性合作而非战略对接和兼容。日本战略界主流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颠覆自由开放国际秩序之嫌，所以印太战略是日本“抗中战略的框架”，日本将传统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原则和机制渗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把中国纳入“印太战略”
[1]是很重要的。 日本外交官在非正式场合表示，日本推进CPTPP 并随时欢迎美国重返 TPP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使规则达到更高的自由化标准，以便能管控中国，阻止日益强大的中国填补美国留下的权势真空。[2] （三）安全认同制约持久，自主防卫不易实现安倍二次执政以来，日本一直在“积极和平主义”旗帜下寻求“国防正常”化，强化自主防卫能力。从2012 年到 2016年，日本主要是在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下，利用“中朝威胁”在日美同盟框架内谋求强军出海，即积累战略自主的资本。安倍并没有忘记对美国安全过度依赖的担忧，并已对其安全外交政策做了一些修改。这种修改在奥巴马时代业已开启，试图使自身成为美国一个更加平等的合作伙伴，同时分担更多的安全责任。但是，安倍推动日本防卫自主、“国防正常”化仍然难以摆脱国内制约，包括和平宪法、军事技术成本上升、财政限制和人口老龄化以及公众对强军动武的怀疑和批评，等等。这使得日本政治领导人在追求防务改革以及军事独立的目标时，不得不保持长期的自我约束和克制。日本二战后形成的“安
[1] 添谷芳秀「未体験ゾーンに入った東アジア情勢と日本の対応」、2018年5月 24日、https://www.jfir.or.jp/j/activities/roundtables/303_180524.htm。（上网时间：2018年 10 月 3日） [ 2] Aurelia eorge Mulgan, “CPTPP a Boost for Japan’s 5egional Trade / eadership,” February 27, 2018,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8/02/27/cptpp-a-boost-for-japans-regionaltrade-leadership/.（上网时间：2018 年 10 月 16 日）
全认同”的核心支柱，即与修宪、强军、派兵、动武相关的关键指标，难以发生实际意义上的彻底颠覆。安倍在修改和平宪法和军事政策方面最大的阻碍是本国公民民意。和平宪法一直扮演着安倍政府强军“制动器”的角色。民意调查显示，日本国内对是否修改宪法存在分歧。安倍2012年重新执政后，高调宣示将修改宪法第九条，但在国内反对声潮中不得不放缓计划。其后，安倍内阁虽然部分实现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等目标，但却不得不表明严格的运用条件。总体来看，安倍主观上希望日本尽速摆脱“战后体制”，早日通过“国防正常”化迈向战略自主，但现实情况是日本的安全政策比其他主要大国都更为“特殊”和“约束众多”。安倍及其支持者放宽了这些政策限制，但不能消除它们，只能继续在严格的规范范围内运作安全事务。日本国内对于军事事务具有广泛政治敏感性，国内力量的相互作用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安倍取得了比前任更多的成就，但仍未能达到他最雄心勃勃的目标。安倍政府在重要政策文件中，仍在强调日本长期以来的“专守防卫”“无核三原则”是“基本国策”，仍明确表示不配置世界主要大国拥有的战略武器平台，认为其超过了“最低必要限度”的防卫力量门槛。日本防卫预算仍受到严格限制，政府公布的数额保持在接近或低于1%的限度内。目前，日本防务开支在 GDP占比排名居世界第102位。虽然安倍政府防务开支的增加被广泛宣传，到 2018年甚至实现了“六连增”，但2012年以来每年实际增
长仅约 1.9%。[1] 没有防卫经费的大幅增加，日本军力转型及国防独立将非常困难。
四、对华影响
安倍谋求战略自主及其策略调整，导致东亚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正出现
[1] 0L LVWU RI HIH VH RI -DSD HIH VH 3URJUDPV D G GJHW RI -DSD 2YHUYLH RI GJHW -D DU WWS PRG JR MS H GBE GJHW SGI SGI （上网时间：2018年 10 月 22 日）
一个与此前大不相同的“新日本”，给地缘政治和经济带来复杂影响。当前，日本未来战略走向成为亚太乃至印太变局的一大变量和驱动因素，其战略自主和大国化态势是二战以来未有的地缘政治事件。在日本追求自主化进程中，其军事复兴、历史修正、以邻为敌等倾向令世人担忧，难免给地区形势带来负面影响。然而，这将是一个复杂的进程，反映了日本二战后的社会思潮和政治潮流变化，对其过度“妖魔化”和脸谱化也无必要。安倍的战略视野和平衡筹谋不宜低估，其愿景是建立一个对美相对独立的自主大国，为此也有需求建立日中美三角均衡关系、维护世界自贸体系、深化地区合作、适度重返亚洲等，而完全型军事大国或陪绑美国战车并非走向自主的必然结局。追求自主将刺激日本在全球层面发挥维护自贸体制的正面作用，也将促使日本重新思考其对美同盟策略，以及由此引发其采取多向对冲、深耕亚太、平衡中美的政策举措。日本战略自主化也将给中日关系发展带来明显的影响。首先是两点可循的负面冲击。一方面，日本谋求军事自强、国防自主，增加了中日对峙频率和碰撞系数。日本加速军事崛起和“国防正常”化进程，以中国为指向加快军事力量建设和部署调整，已成为影响中国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及改善周边环境的重要变量。2018 年 6月，中日之间启用海空联络机制，这被期待能有效防止双方的意外事件和紧急事态，但双方的军事对峙局面并不会因此机制而得到显著改观。同时，为抵消日本对美国的过度战略依赖，尤其是考虑到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安倍认为自己需要成为地区领导人，引领日本发挥更大
的安全作用。[1] 因而，日本以海洋安保为抓手积极介入亚太乃至印太地区安全事务，不时刺激中日矛盾与博弈。另一方面，日本外交自主引发中日竞争外溢化及博弈国际化。鉴于无法完全信赖与依靠美国的保护，安倍一直在预留后手，做大“朋友圈”，寻找替代项和合作增长点，对华展开国际博弈和
[1] ric eginbotham and 5ichard Samuels, “A New Military Strategy for Japan,” Foreign Affairs, July 16, 201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18-07-16/new-military-strategyjapan?cid=int-fls&pgtype. （上网时间：2018 年 10 月 21 日）
多边制衡，打造制华均势格局，以抵消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增长的影响。日本以及日美联手发起的对华多边外交战，其负面影响不容小觑，例如构建日澳、日印准同盟关系，拓展日欧协作，推进日美澳、日美印三边合作，开展日美澳印四方联合等。安倍还执着于打开对俄关系局面，改善东北亚地缘政治处境，在中俄之间打入楔子，获得对华博弈的有利态势。此外，安倍还拉拢东南亚国家，联系英法澳等国，共同炒作南海争端以牵制中国。当然，日本谋求战略自主并非都是负面影响，当前也显现积极因素。就中日关系而言，日方的战略调整带来两国关系的缓和，促推双方维护世界自由贸易秩序。双方在经贸合作上开始具有共赢与多赢共识——尤其是双方就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达成共识。中日在经济层面的协调与融合，也被赋予在战略与安全层面上带动某种变化的期待。中日关系及中日美关系直接影响中国国家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中国应客观认识形势，妥善应对新时期日本谋求战略自主的动向。日本谋求战略自主，并没有使中日关系相互依赖的基本面发生根本改变。对华保持基本和平、初步稳定、互利往来、从“中”获益的局面，应是日方的利益所在。为此，在对日切实处理好争端与摩擦、落实危机管控机制的基础上，中国应保持大国心态和战略自信，积极扩大对日合作面和利益融合，主动塑造良性中日关系。当前，中国可明确联手日本维护全球自贸体制，大力推动中日韩FTA、RCEP以及 FTAAP建设，力促这些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日方也承认日中“通过对
话和合作，共同努力为世界做出贡献，这是两国唯一的选择”。[1] 通过“由竞争变为合作”“由威胁变为伙伴”，中国可使日本将经济利益重心置于东亚合作框架内，使其对华政策的消极因素受制于推进命运共同体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的积极进程中。
[1] 岸田文雄「変化の年を展望する」、『外交』9RO 、2017、11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