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西联”战略：缘起、进展与前景
〔提 要〕印度“西联”战略源自辛格政府的“西望”政策，莫迪政府将其明确定性为战略并付诸实践，主要覆盖中东、非洲和西印度洋地区等地缘政治空间。在该战略指引下，印度积极精耕伊朗、阿联酋、沙特、以色列等中东国家，将其打造为印度“西联”的核心地带；推出并充实“亚非增长走廊”，实践“印非战略伙伴关系”；走实走深印度版“印太战略”，积极布控西印度洋地区，加大在印度洋岛国的存在。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印度将持续向西拓展战略空间，其“西联”战略的内涵和外延将不断扩大。该战略实际效果将取决于印度的资源投入、地区大国权力分配格局以及“西联”战略攸关方的政策连续性及执行力。随着印度洋逐渐成为全球地缘战略博弈新战场，印度“西联”战略布局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海上贸易及能源通道安全等，均将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关 键 词〕印度、“西望”政策、“西联”战略、莫迪政府〔作者简介〕蓝建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期长期以来，学界对印度面向亚太的“东向行动”（Act East）政策、面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印太战略”着墨较多，但对印度在其西翼广大地
区的战略布局少有关注。2014年以来，印度先在“西望”（Look West）政策、进而在“西联”（Link West）战略框架下投入巨大的外交精力和资源，积极拓展在中东、印度洋岛国、非洲尤其东非地区的政治、经济及安全存在和影响力，已成为这些地区局势演变不容小觑的重要外因。目前，印度“西联”战略日渐成型，服从并服务于印度孜孜以求的“有声有色的大国梦”。
一、印度“西联”战略的缘起及主要考量
印度国大党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UPA）政府执政第一个任期（2004—
2009年）内，时任总理曼莫汉·辛格提出了“西望”政策，初衷是突出西亚地区对印度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强化印度与西亚国家经贸关系（印度很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仍称中东为“西亚”的大国），并推进印度与有关国家的自贸
协定谈判。[1] 在 UPA 政府第二个任期（2009—2014年），“西望”政策尽管不时被提及，但并无多少实质性跟进措施。据印度学者统计，辛格在长达
10年的总理生涯中很少前往中东地区访问，仅对沙特、阿曼和卡塔尔进行过短暂的国事访问，并赴埃及和伊朗出席“不结盟运动”峰会。印度战略分析家拉贾·莫汉认为，与拥有东盟这一强有力区域合作机制的东南亚不同，中东地区并不存在任何能使印度与该区域交往常态化的制度性构架，因此任何
政治性合作倡议必须由印度主动发起。[2]
2014年大选获胜后，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政府接过辛格政府的“西望”政策框架，并逐渐将其拓展为“西联”战略。印度学界一致认为，莫迪“拥有一种难以抑制的语言才能”“酷爱头韵修辞法”“情不自禁地重新诠释那些众所周知的缩写词”“善于利用工整的排比和对仗来提出其重要外交政策
和主张”。[1] 2015 年 8月，莫迪对阿联酋进行历史性访问，正式对外宣布印度“西联”战略。随后，印度人民党政府的外交团队以印度的中东政策为核心，逐步填充和丰富“西联”战略的内涵，在扩展印度西翼战略疆界、拓宽战略纵深问题上的立场表达更加直接，行动也更积极进取。从某种程度上看，向西拓展利益新疆界在印度国内不同党派之间已达成高度共识，只是印度人
民党的战略自觉性和主动性更加突出，视角更为细腻。历史地看，2015年 8月莫迪对阿联酋的访问可与1994 年 9月时任印度总理纳拉辛哈·拉奥对新加坡的访问相提并论，因为拉奥在其著名的新加坡演讲中首次公布印度“向东看”政策（Look East），而莫迪在与阿联酋领导人的联合声明正式写入印度“西联”战略。
当然，印度与其西翼地区国家加强战略接触，实乃双方互有所求。从印度“西联”对象的角度看，西亚北非在经历2010年开始的动荡之后，传统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等海湾国家纷纷“向东看”，以便为本国安全保障寻求新的备选方案，期待中国、印度等东方大国更加积极参与中东事务。几乎同时，全球能源市场逐渐发生结构性变化，中东石油和天然气正越来越多地进入南亚及东亚市场而非跨大西洋市场。此外，面对来自西亚内部激进极端政治势力的压力，该地区大多
数国家开始重视印度作为新的“安全公共产品提供者”的潜力。[2]对印度自身而言，它与中东、非洲及西印度洋岛国地理上隔海相望，历史人文联系源远流长，双向经贸投资关系日益密切。中东及非洲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关乎印度国家安全。西亚北非经历政治动荡后，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国际暴恐极端势力趁乱坐大，不仅在西亚北非地区兴风作浪，还将触角伸向南亚次大陆，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及中亚地区与塔利班、“基地”组织及中南亚本土恐怖势力争夺“全球圣战主导权”。这种安全事态让印度政府
倍感焦虑和威胁，倒逼其外交部门重新审视西亚外交，进而加大对本国西翼地区安全事务的参与和介入，力将安全风险抵御于国门之外。随着综合国力提升，印度追求“有声有色的大国梦”的原始冲动再度被激活，推进大国战略的资源和手段也更加丰富。
从印度官方政策文件有关表述分析，2014—2019年印度政府推进“西联”战略的考量还算比较务实稳健，尚无好高骛远之图。
第一，争取穆斯林选民支持，改善印度人民党形象。早在上台之前，莫迪本人即被视为“印度教民族主义分子”，印度人民党也不太受国内穆斯林
欢迎。2002年印度古吉拉特邦发生宗教暴乱，导致1000 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为穆斯林，时任该邦首席部长的莫迪因未阻止杀戮而被谴责。莫迪就任总理前，曾遭到美英等国“政治隔离”并吊销其入境签证。印度人民党掌权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矛盾明显被激化，宗教极端化、社会不宽容现象激增。为改善莫迪本人及印度人民党在国内外形象，莫迪政府着力拉近与西亚北非地区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显著加强与中东国家的反恐与安全合作。
第二，争取海外侨民和侨汇，助推印度政府经济改革。目前，约有900万印度侨民居住在海湾地区，占印度海外劳工总人口近90%，其中仅在阿联酋的印侨人数就高达330 万。[1] 数量庞大且薪酬低廉的印度劳工不仅缓解了中东各国劳动力短缺的窘境，还成为连接印度与中东国家的重要人文纽带，在印度政府推进中东政策时发挥桥梁作用。印度政府希望从侨民入手，拉紧与西部周边国家联系，维持侨汇持续入印，解决本国资本和投资不足问题。印度政府还希望借力中东石油富国，落实“印度制造”“智能城市”计划，
助推“莫迪新政”。[2]第三，确保能源稳定供应，提高印度能源安全系数。目前印度是全球第
四大原油产品消费国，排在美国、中国和日本之后，高度依赖原油进口，大部分原油进口来自中东。确保来自中东及非洲的稳定、便宜、充足能源供给，已被印度列为国家战略优先。
第四，“东向”“西联”遥相呼应，补齐印度周边外交短板。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在亚太方向将“向东看”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在南部方向着力巩固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主导地位，向北积极推进“联通中亚政策”并扩大在阿富汗战略投入，唯独在西翼方向缺少明确的战略规划。在“西联”战略框架内，印度政府借机强化与各利益攸关方实质互动，实现印度在各主要战略方向的全覆盖，打造以印度本土为核心的同心圆外交，凸显印度的大国地位和气派。
二、印度“西联”战略的推进
在莫迪政府外交团队精心策划下，印度的“西联”战略在中东、非洲大陆和西印度洋地区逐渐落地生根，并取得一些突破性进展。（一）积极精耕中东地区，将其打造为印度“西联”战略的核心地带过去多年印度的外交政策聚焦于改善与南亚邻国关系、加强与东南亚国
家等“延伸邻国”接触、与美中俄等全球大国的互动上。[1]尽管中东对印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印度政府并不愿将过多的政治及外交能量投放在该地区，对中东事务保持某种“超脱、游离”态度。
2014年莫迪宣誓就任总理后，开始推行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实利政治外交”，强调印度当政者必须以国家利益为从事内政外交业务的最高依归，不应受执政团队情感、道德伦理、理想信仰或传统意识形态左右。印度前外交秘书苏杰生（S. Jaishankar）认为，过去五年印度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显著提升，世界对印度的期望越来越高；莫迪治下的印度外交发生了范式上的转换，个性和棱角更鲜明，强调外交决策必须务实，底牌不能被对手预料到，
并将防务问题纳入外交议程，同时重视增进商贸联系及拓展软实力；印度与
阿联酋、伊朗、沙特等国关系正是莫迪外交的新增长点。[1]正是在这种外交理念转型助推下，印度政府以政治交往、经贸投资、安全合作和人文互动为四大支柱，以阿联酋、沙特、伊朗、以色列为主要支点，多管齐下绑牢印度与中东各国利益纽带，凸显印度在该地区有着特殊的利益关切和优势。印度多年耕耘中东外交成果显著，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印度成功抵挡美国压力，持续深化与伊朗合作。尽管受美国制裁
威胁，印度迄今仍在继续进口伊朗原油。2018年 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重启对伊朗全面制裁，制裁领域包括伊朗石油部门、汽车行业、国际金融交易等。美国威胁称，任何违反美制裁规定、“顽固与伊朗交易”的国家或公司将面临“严重后果”。作为伊朗原油第二大买家，印度政府对此不为所动，采用不同支付系统继续进口伊朗原油，印度国营炼油商以到岸价格坚持采购伊朗能源。随着美国对印度进口伊朗原油的制裁豁免到期，伊朗希望印度继续进口其原油，并向印度国有油气公司提供伊朗天然气田开发权。换言之，印度不仅在与美国眼中的敌人做生意，而且还研究通过美元以外的支付系统进行交易。印度专家认为，印度政府此举不仅仅是为了“寻找最省钱的能源和硬件来源”，同样重要的是向美国表明，“印度不是一个可以让人随意摆布的香蕉共和国，它将首先关注自己的利益，哪怕面临着来
自一个超级大国的压力”。[2]印度凭借强有力的游说手段，在开发伊朗恰巴哈尔港方面获得美国制裁
豁免。2018 年 2月，印度与伊朗签订协议，租借恰巴哈尔港作为印度通往阿富汗及中亚的贸易通道，并积极参与该港到伊朗毗邻阿富汗的边境城市扎黑
丹的铁路建设。在印度政府及美国国内游说团体联合施压下，2018年 12 月，美国国务院以“对解决阿富汗问题有益”为由，宣布“免除对恰巴哈尔港开
发及其附带铁路项目以及伊朗向阿富汗运送石油的制裁”。印、伊、阿随后立即达成三国间贸易及过境走廊协议，印度进而正式接管该港。印度舆论认为，接管恰巴哈尔港“将为阿富汗提供关键物资供应线路，方便印度绕过巴基斯坦与中亚开展贸易，同时遏止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变成中亚国家贸易的出
海口”。[1]此外，印度还与伊朗和俄罗斯共同推进“国际南北运输走廊”（INSTC）
项目。2018 年 5月，莫迪与普京确认了共同推进连接印度、伊朗、中亚及高加索、俄罗斯和欧洲的“国际南北运输走廊”构想。根据印方设想，该走廊建成后将大大缩短南亚至北欧的货运距离，甚至可能成为埃及苏伊士运河运
输线路的替代方案。2018年8月，里海五个沿岸国签署《里海法律地位公约》，里海油气开发合作出现新转机，伊朗转向积极参与地区能源合作，为印、俄重启“国际南北运输走廊”注入了新动能。
第二，印度政府将阿联酋打造成其进军中东的战略跳板。2015年 8 月，莫迪对阿联酋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自1981 年英迪拉•甘地访问后印度总理的首次造访。两国在经济、国防、安全、文化等方面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印度与中东地区互动注入“新能量”。莫迪在访问中将阿联酋称为“印度在贸易和反恐领域的最重要
伙伴”[2]。2018 年 2月，莫迪再访阿联酋，并将阿定性为“印度增长及发展的首要贸易和投资伙伴”。
印阿双边安全防务合作基础日渐夯实。阿联酋似乎开始欣赏印度的安全观，即“国家支持的跨境恐怖主义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必须加以遏止”
[3]；在充斥教派冲突和地缘政治竞争的中东地区，阿联酋能为印度提供一块
相对中立、稳定的立足之地。目前，印阿之间已确立多个战略安全对话机制，联手打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海盗活动。两国还强化军事合作，联合生产国防装备。双方还通过定期演习和海陆空及特种部队训练，强化在海湾及印度洋地区的海上安全合作。
印阿经贸关系迅速提升，双向投资及人员往来十分频繁。2017年，两国贸易额达到 520 亿美元，250多万印度人在阿联酋务工，当年汇出的侨汇资金占阿联酋流出侨汇总金额的34%，平均每季度流出 45 亿美元。[1] 2018 年上半年，印度已跃升成为阿联酋第二大贸易伙伴。到2020 年，印阿双边贸易额预计将突破 1000亿美元，届时印度将成为阿联酋最大贸易伙伴。迪拜经济
发展局数据显示，2015—2018年间，印度对迪拜直接投资额612亿迪拉姆（约合 166.76 亿美元），投资项目109 个；2018年印度投资者在迪拜启动31 个
[2]直接投资项目，总金额达37.1亿迪拉姆（约合10.11亿美元）。 2018年12月，印阿两国央行签署总额为350 亿卢比（约合 4.91亿美元）的货币互换谅解备忘录，探索两国企业绕过美元及其他外币，直接以迪拉姆或印度卢比进行贸易的模式，以大幅减少对美元等国际硬通货的依赖。印度富人聚集在迪拜、阿布扎比等阿联酋城市，每周往返两国的航班超过950 架次。
在印度极力争取下，阿联酋巨型主权财富基金加大对印投资。根据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报告，截至2018 年 11月底，阿联酋主权财富基金资产高达
1.18万亿美元，其中仅阿布扎比投资管理局的资产就达6840 亿美元，位居阿拉伯世界首位及全球第三位。阿联酋已为印度量身打造了总额为750 亿美元的主权基金，其中10亿美元已转移至印度国家投资和基础设施基金（NIIF），
旨在促进印度工业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3]2018年莫迪访问阿联酋期间，与
阿布扎比投资管理局达成协议，在两国基础设施部门间确立战略伙伴关系。
此外，印度战略石油储备计划也获得阿联酋大力助推。当前印度一半以上的石油及能源需求均从海湾地区进口，阿联酋拥有978亿桶的石油储备，是印度主要的石油进口来源国。早在2014 年 3月，印阿就已达成协议，合作为印度建立战略石油储备。近年来印度政府积极扩大本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初步计划设立 500万吨的地下石油储备库，阿联酋成为该项计划的重要合作
伙伴。2018 年 2月，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ONGC）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ADNOC）签署长达 40年的合约，共同开采阿联酋下扎库姆油田原油，印度将获该油田 1/10 的股份。2018 年 11月，印阿国营石油公司签署初步协
议，印度将其地下原油储备基地的一半租给阿国营石油公司。2019年 3 月， ADNOC与印度巴拉特石油公司为主的印度财团签署为期35年的协议，印度财团获得阿联酋一个陆上油气区块的勘探权。印阿屡签大手笔、长周期的能源合作协议，成为近年来印度在中东外交积极进取的缩影。
第三，印度摆脱外交传统束缚，同步推进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冷战时期，印度选择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站在一起，在阿以冲突问题上支持阿拉伯国家，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自决和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的
权利，反对以色列并拒绝与其交往。1988年，印度成为首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非阿拉伯国家。此举旨在顺从印度国内众多穆斯林的意愿，争取阿拉伯国家的资金和资源，突出印度在第三世界中的领袖地位，对冲巴基斯坦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
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一改多年来的低调做法，大胆迅速提升与
以色列的战略合作关系。2014年9月，莫迪访美期间高调会见美国犹太人领袖，主张印美就中东问题加强磋商力度，被视为对印度中东政策传统的“创新与
突变”。2017年7月，莫迪访问以色列，成为印度独立70年来首位访以的总理，印以关系也被升级为“天造地设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印度计划逐渐摆脱对俄罗斯武器装备依赖的大背景下，印以加强国防军工合作一拍即合。目前，以色列约40%军备出口都流向印度，两国防务交易额年均至少达到10亿美元。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印度开始对支持巴勒斯坦的决议案投弃权票，变相支
持以色列。印度人民党政府积极发展与美以关系，在中东问题上调整对巴勒
斯坦的支持，意味着印度的中东政策开始向美国及以色列阵营倾斜。[1]与此同时，印度政府也试图在中东各国多头下注，在纷繁复杂的地区关系中“走钢丝”。印度政府坚持认为，“与以色列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印度必须降格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从能源安全到打击恐怖主义，新德里在阿拉伯世界有着巨大的利害关系；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都没让印度在它
们中间选边战队，双方均希望与印度建立更牢固、更深厚的关系”。[2]2018年 4月，沙特批准印度航空公司从新德里出发穿越沙特领空直飞以色列特拉维夫，而过去70 年沙特一直禁止飞往以色列的商业航班使用其领空。这表明，当前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印度在该地区影响力与日俱增。
2018 年 2月，为淡化世人关于印度中东政策偏向以色列的印象，莫迪专程到访巴勒斯坦，这是历史上印度总理首次访问巴勒斯坦。此外，印度政府还同步推进与沙特、卡塔尔、土耳其等中东国家的密切合作，积极落实“莫迪主义”
框架下的“大中东战略”。[3]
第四，印度悄然拓展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及战略存在。2018年 2月，莫迪访问阿曼期间，两国国防部签署谅解备忘录，阿曼同意将杜古姆港（Duqm）向印度军舰开放维修保养等服务，以“加强双方在波斯湾和印度洋上的安全合作”。阿曼是印度在西亚的传统防务伙伴，双方互为反海盗行动的盟友。印度军方之所以看中阿曼的杜古姆港，是因为该港口守望阿拉伯海和印度洋，地缘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长远看可能成长为海湾地区最大的港口之一。该港口距离印度西海岸不到一个小时航程，十分便利印军进驻进而向更广泛的西亚乃至东非地区进行渗透。印度战略界认为，由于中国海军增加在印度洋西部地区的活动并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印度因此对距离西海岸城市孟买仅
有 40分钟飞行距离的杜古姆港兴趣大增。（二）善用自身优势经营非洲，推出并填充“亚非增长走廊”计划历届印度政府均极其重视经营非洲，大力促进印非间贸易投资联系，扩大印度在非洲影响力。无论在东非、西非还是南非，印度侨民均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巨额财富，在非洲经济活动中举足轻重。根据印非进出口银行联合
编制的报告，2001—2014年间，印非双边贸易额从72亿美元飙升到 780 亿美元，印度成为非洲第四大贸易伙伴。在投资方面，印度对非直接投资存量从 2010 年的 119 亿美元增至 2014 年的 152亿美元，同期非洲对印度直接投资存量从570亿美元提高到733亿美元，覆盖了石油、天然气、农业、零售业、
医疗保健和电信业等重要行业。[1] 2017—2018 年度，受全球贸易投资环境不利影响，印非双边贸易额有所下降，降至626.6亿美元，但仍保持较高的合作水平；印度与非洲42个国家开展总额近114 亿美元的 189 个项目合作，印度对非总投资存量为554亿美元，位居非洲第五大投资来源国。[2] 为应对
贸易保护主义回潮和国际贸易冲突，2019年 3月印非联合召开了“项目伙伴关系的闭门会议”，聚焦讨论未来几年内将双边贸易额提高到1500 亿美元的战略；印度还承诺通过关税优惠计划及援助非洲能力建设，推动非洲国家制造业产品出口，并扩大在基础设施、农业和食品加工、能源、服务业、信息
技术等领域对非投资。[3]多年来，印度不断加大对非援助和外交投入，以换取非洲国家支持印“入常”。自 2008年印度举办首届“印非论坛峰会”后，参加该峰会的非洲国家
领导人越来越多、层级也越来越高。2015年第三届印非峰会上，印度宣布将
在此后五年（2015—2020 年）向非洲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以及6亿美元
无偿援助，印度舆论欢呼“印度的非洲时刻已经到来”[1]。2018年 5月，印度总统科温德访问赞比亚、斯威士兰和赤道几内亚等非洲国家，签署铁路建设合作项目、提供贷款、援建职业培训中心等协议。几乎同时，印度宣布将承建乌干达、赞比亚、马拉维、冈比亚、布基纳法索、多哥、加蓬和利比里亚等21个非洲国家的会议中心项目。首个会议中心拟建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以帮助尼日尔承办 2019年非盟峰会。这些会议中心均将被冠以“圣雄甘地”
[2]名字，“成为印度在非洲长期存在的象征，展示印度对非支持及印非友谊”。
与其他主要大国相比，印度在非洲活动规模仍相对较小，但目前正迎头赶上，并不断挖掘自身在对非外交及商业活动中的独特优势。比如，印度在非洲大陆拥有一大批社会地位较高的移民，他们总体上比中国新移民更能融入当地；印度在对非经济外交方面虽落后于中国，但在与非洲安全合作方面却相对成功，有效地维护印度在印度洋的利益；此外，印度正加强在技术转让、培训和技术指导等方面对非合作，投资近10亿美元与非盟合资打造泛非电子
网络，将印度领先的大学和医院与非洲伙伴连接在一起。[3]近年来，印度经营非洲的重要新抓手是与日本联手推销“亚非增长走廊”
（AAGC）。2017 年 5月，非洲开发银行第52届年会在印度古吉拉特邦举行，印度外交部下属智库、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系统研究中心（RIS）在会
上散发了《“亚非增长走廊”愿景文件》（AAGC Vision Document）。[1] 莫迪对非洲国家与会代表宣称，“印度政府已将非洲视为制定外交和经济政策时最优先的考虑对象”，印日将利用日本雄厚的财政资源和先进技术，以及印度与非洲的悠久历史关系，建设连接“亚非增长走廊”成员国的港口网络，联手推销两国共同发起的“自由海洋”和“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计划。莫迪还刻意提及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曾经支持非洲解放斗争的宝贵遗产（印度人民党一般不会在公开场合提及政敌国大党的政绩），并将印度对非援助与中国相比较，声称印度对非洲国家的发展援助完全是“无条件的”。[2]
根据该愿景文件，印日“亚非增长走廊”的总体目标是，通过重新探索印度洋古老海路，创造新的海上走廊，把非洲大陆与印度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国家连接起来，建成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对冲与稀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除发展海上走廊外，“亚非增长走廊”还计划在亚洲和非洲国家间建设工业及运输基础设施，最终使亚非经济体进一步融合，形成“一个新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经济集团”。印日拟将印度西部港口贾姆讷格尔与吉布提连接起来；把肯尼亚蒙巴萨港口、坦桑尼亚桑给巴尔港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马杜赖市附近的港口相连；在印度东部加尔各答港与缅甸实兑港间实现联通等。
印日拟分三阶段实现“亚非增长走廊”。第一阶段，两国将依据印度洋沿岸国家的重要性、双边伙伴关系等因素，重点经营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及南非等非洲东海岸七个国家。第二阶段，作为不断扩大的伙伴关系网络一部分，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塞舌尔和科
摩罗群岛等西印度洋岛国将在印日合作伙伴体系中获得优先地位。第三阶段，
[1]非洲西海岸国家尤其科特迪瓦、加纳、冈比亚三国将成印日重点接触的对象。（三）夯实印版“印太战略”，积极布控西印度洋地区印度政府对“印太”概念及美国版“印太战略”的认知经历了一个试错、转换过程，随后转而推销自身的“印太战略”。起初印度对美版“印太战略”抱着乐见其成的态度，甚至一度积极配合，但随后发现双方对“印太”概念的看法存在重大分歧：美国拟将“印太”打造成遏制中国的新安全同盟体系，这与印度对自身战略定位及对地区秩序的期待并不一致；印度眼中的“印太战略”则以突出印度国际地位、扩大其在太平洋地区的能见度为初衷。借美国平衡中国，与打“中国牌”抬高对美要价一样，对印度的战略目标同等重要。在印度看来，如果印度为美版“印太战略”背书，美将借机增加在印度洋地区军事存在，对印度构成战略压力。印度口头上强调“自由、开放、包容”的“印太”地区，但内心十分担忧印度洋地区的过分开放或会危及印度的主导地位。美版“印太战略”不仅会给美国、也会给中国进入印度洋提供借口，一旦处置不当，“印太”地区反而会变成中美博弈的舞台，客观上会压缩印
度在印度洋的战略空间。[2]
基于上述认知，2018 年 6月莫迪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全面系统阐述印版“印太战略”，宣称“印太”并非专属少数国家的俱乐部，美日澳印“四边对话”并非针对和支配别国的组织。莫迪还同时强调航行自由和“印太地区”互联互通的重要性，抨击区内贸易保护主义，凸显印度在重大战略问题上的
独立性。[3]莫迪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讲话与美日等国预期不一致，相当于
公开宣布未来印度将从本国利益出发，推进印版“印太战略”。为化解中方疑虑，印度还主动发起与中国的海洋对话，解释印在“四边对话”上的态度和立场。
由于担忧自家后院沦为大国博弈战场，近年来印度着手积极布控西印度洋地区。印度海军发布新的“行动部署”计划，要求确保在印度洋地区所有战略要地部署至少一艘大型印度军舰。印度极力夯实与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印度洋安全防务体系”，深度介入三国内政和选举，力保三国走实“亲印”路线。印度既视塞舌尔、科摩罗群岛、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等西印度洋岛国为“亚非增长走廊”重要节点，亦视之为印度主导西印度
洋地区安全态势的战略据点。2018年 1月，印度与塞舌尔签署为期20 年的安全协议，塞将阿桑普申岛租给印度海军修建海军基地和飞机跑道。印度海军升级其在马达加斯加海岸警戒雷达站的功能，寻求扩大在莫桑比克马普托港的停泊权，公开宣称旨在“打击海盗、海上恐怖活动及其他犯罪行为”，真实意图在于监控世界主要大国在非洲东海岸的活动，尤其是掌握其他国家在非洲东海岸举行的各种演习、与非洲国家军事交流等重要情报。毛里求斯政治精英与印度存在强大的历史纽带，以致莫迪曾将毛里求斯称为“小印
度”。[1]印度军方积极帮助毛里求斯开发阿加莱加群岛。2018年 9月，印度代表竟在海牙国际法院代理毛里求斯对英国实际占领的查戈斯群岛提出主权声索。印度专家认为，如能将上述各近海站点和岸上海军司令部及岛上作战基地连接起来，将能显著扩大印度海军在其直接缓冲区以外的作战范围，提
升印度在印度洋建立海上拒止的能力。[2]此外，尽管对美国战略意图保持警觉，印度仍继续加深与美国及其盟友
在印度洋合作。2014年，莫迪访美时，宣称“美国是印度‘东向行动’‘西联’
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1] 2018 年 9月，印美外长及防长举行首次“2+2”对话会，聚焦两国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签署了印美《通信兼容性和安全协议》（COMCASA）。该协议允许美国向印度转移加密通信安全设备，加密平台包括 C-17飞机、“阿帕奇”和“支奴干”直升机等，将极大提高印美两军在指挥、控制、通讯、监控和侦察等方面的数据共享及协同作战能力，共同监控大国在印度洋的活动。早在2016年，印美就已签署《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LEMOA），同意互用各自军事基地以获补给。此外，印美拟复活两国已中断四年的“防务政策小组”（DPG），继续敲定《地理空间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 文本，以共享和交换地形、海上及航空数据。[2] 同时，印度还与日
本、法国、英国等美国军事盟友加强在印度洋地区的横向联动。2018年 8月，
印日同意启动“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谈判。2018年 3月，印法签署“后勤相互支援协议”（LSA），印军获准进入法国位于留尼汪岛和吉布
[3]提的空军基地，可以使用法国舰队位于阿布扎比和科摩罗群岛的军事基地。
2019 年 3月，印法拟在印度境内设立海洋监控中心，用以辨识与追踪全球船舰在印度洋海域的活动轨迹。通过与美国及其盟友签署安全协定，印度积极布控西印度洋地区，增强与“观点相近国家”的协同行动能力，体现和维护印度作为印度洋地区“看门人”和“管理者”的角色。
三、“西联”战略的发展前景
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印度向西拓展战略空间的脚步不会停歇，“西联”战略的内涵和外延必将不断扩大。但是，由于印度政府正式实施“西联”战
略时间不长，该战略的实效性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纳拉亚南认为，印度的“东向行动”和“西联”战略为印度在东亚和西亚的外交提供了新维度，但在这两个地区尤其是西亚地区，印度外交仍缺少应对迅速变化的时局所需的“灵活性”；尽管印度在西亚地区保持长期的存在和影响力，且拥有900万之众的印度侨民，但印度迄今仍未成为西亚事务的主要参与者，存在感和影响力仍不及俄罗斯、中国甚至伊朗；在莫迪领导下，印度外交虽然发生了一些风格上的变化，但根本性变化似乎很少；印度外交在“西联”
[1]过程中，或许需要变得更成熟和老练一些，以克服种种于己不利的复杂形势。
如果进一步发展纳拉亚南的上述观点，至少将有四方面因素影响着未来印度推进“西联”战略的成效。
一是印度愿为落实战略投入多少真金白银。任何外交战略都需要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作为支撑，不可能空手套白狼。印度与“西联”对象国的人文历史联系确实很密切，但当前这些地区的多数国家尤其东非国家属于“嗷嗷待哺”的欠发达地区，部分国家还长期陷入政局动荡和连年战乱，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民生发展等方面均需巨额援助资金投入。况且，印度自身发展也依赖大量的外来资金技术援助，可投入“西联”对象国的精力和资源无疑会受到限制。
二是印度能否打破“西联”地区现有地缘权力格局。当前，这些地区并非地缘政治舞台上的“无主地”，遍布着美、俄、英、法等老牌大国的势力范围，同时还充斥着各类地区大国的激烈博弈，能提供给印度施展影响力的空间较为有限。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印度在当地的渗透或将引发既得利益国家的反弹。总体而言，印度推出“西联”战略更多是出于防范自身利益受损的被动反应，而并非为“西联”地区提供公共产品的主动进击之举。印度关注中东地区的重点仍放在能源安全和经贸投资领域，不愿卷入复杂的地区争端。印度对非洲投入量力而行，且着眼于换取非洲国家支持其“入常”。印度对印度洋岛
国的经略倒是显示出其主导印度洋事务的雄心。
三是印度自身与“西联”对象国合作的延续性问题。印度、西亚国家、东非国家及西印度洋岛国的共同特征是内外政策的连续性较差。该地区国家举行大选，出现政权更迭，往往意味着前一届政府实施的外交政策可能中断。在变幻莫测的地区政治环境中，印度实施“西联”的战略定力和可持续性仍需继续观察。“西联”对象国也在采取大国平衡外交，在主要大国之间游走谋利，对印度的期待感与信任度也存在较大变数。
四是“西联”战略的落实与推进效率问题。在印度本身及其“西联”对象地区，战略规划和具体落实的相互脱节较为严重。这些国家纸面上的战略规划通常都做得很好，但在落地实践中往往被打较大折扣。印度兑现既定政策规划的能力较弱，一直备受国际评估机构诟病。
四、结语
“西联”战略是印度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后的必然结果，也是印度进一步确立大国地位的重要抓手。尽管该战略推出时间不长，也面临不少形格势禁之不利因素，但它确实已经激活了印度开展大国外交、追求大国地位的壮志雄心，未来其内涵和外延或将不断拓展。随着印度在“西联”地区投入越来越多的外交资源，以及印度洋逐渐变成全球地缘战略博弈的新战场，印度“西联”战略布局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海上贸易及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性等，均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应积极发掘中印在相关地区利益耦合之处，并采取积极有力措施，维护中国在有关地区的合理利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