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日本的考量与阻力

〔提 要〕伴随中日关系回暖，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转向积极，愿与中国推进在沿线国家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日本对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既是其欲在经济上“联华御美”、实施“有限自主战略”的重要切入点，也与国内利益集团的强烈诉求密切相关，更是在“亚洲雁阵模式”式微背景下，力图重新获得亚太经济主导权的主动作为。在中日两国合作趋势向好的同时，也应看到未来面临的诸多挑战。日本自身并未完全摒弃对华冷战思维，对本国企业存在诸多限制，仍在明里暗里对冲“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力，此外还时刻面临美国利益诱导与压力。中国应积极与日方积累第三方市场合作功能性成果，争取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完全认同，真正构建起“中日经济命运共同体”，切实造福两国人民。

〔关 键 词〕中日关系、“一带一路”倡议、第三方市场合作〔作者简介〕王竞超，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特聘副研究员、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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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 ） 期自 2017年开始，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转向积极，与中国达成在沿线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重要共识。第三方市场合作不仅有望成为

新时期中日经济合作的全新载体，也是影响未来中日关系能否行稳致远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有必要对日本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政策考量和现实阻力予以深入分析，以更好地化解挑战、推进合作。

一、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提出与进展

就中国与发达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而言，日本只是一个“后来者”。

2015 年 6月，中国同法国政府正式发表《中法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

明》，首次提出了“第三方市场合作”这一概念。[1]继法国后，中国与德国、英国、比利时、加拿大等国也达成了第三方市场合作共识，在基础设施、能源、环保、金融等领域开展了机制化合作，并在一系列重大项目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受中日关系负面影响，中国与日本的第三方市场合作迟迟未能展开，两国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围绕高铁建设等基础设施领域的竞争一度白热化，严重损害了彼此利益。

2017年，在国内外局势出现重大转变的背景下，日本开始着手改善对华关系。该年5月，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经济团体联合会（以下简称“经团联”）会长榊原定征来华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被各界认为是日本官方改善对华关系的重要信号。此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国内主流媒体上多次表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提出希望与中国在沿线国家

开展合作。[2] 同年 11月，安倍晋三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期间表示希望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开展互惠共赢的经贸合作，积极探讨在互联互通和

“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1]12月，安倍晋三出席在东京召开的“中日CEO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可与“一带一路”

倡议对接，在沿线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2]

2018 年5月，李克强总理首度访日，标志着中日高层互访机制正式恢复，也直接促成两国达成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共识。在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下，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与日本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共同签署了《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正式开启两国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同年10月，安倍晋三作为政府首脑暌违7年再度访华，旨在落实此前达成的共识。两国举办了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双方政府机构、企业、经济团体共签署52项合作协议，涉及基础设施、物流、信息技术、健康医疗、金融等多个领域，协议总金额超过180亿美元。此后，中日两国在构建合作机制、确立优先合作区域与重点领域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第一，建立了跨部门、多层级、多主体的合作机制。在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下设立“推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机制”（以下简称“工作机制”）。该机制参与方广泛，中方除了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工信部等政府部门，还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及中国贸促会等经济团体；日方除了经济产业省、外务省、国土交通省、财务省、总务省等政府部门，还包括国际协力银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国际协力机构等政府背景机构以及日本经团联、日本商工会议所、日中经济协

[3]

会等经济团体。 两国还设立了专门的“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机制（以

下简称“论坛”）。与“工作机制”不同，“论坛”主要为两国企业界人士直接搭建对话平台，创造更多潜在的合作机会。此外，根据具体的行业、区域，中日两国政府部门、企业与东道国还计划联合构建相应级别的专门性合作机制。总的来看，中日两国间已构建起政府、政策性机构、经济团体、企业等多层级、多主体的合作机制。“工作机制”负责两国第三方合作的顶层设计、宏观政策沟通与协调，“论坛”与各专门性合作机制更多关注实务性工作，为双方具体合作项目在东道国的顺利落地以及后期管理服务。

第二，确立优先合作区域与重点领域。在合作区域上，基于与中日密切的经济合作基础、成熟的配套设施、良好的政治关系，东南亚特别是泰国成为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优先区域。中日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合作较为密切。

2008 ～ 2017年，日本对东盟累计投资额达 1226.1 亿美元，其中 2017 年对东盟直接投资额（FDI）达 134.1亿美元，为东盟最大外资来源国；中国对东

盟投资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2008 ～ 2017年对东盟累计投资额达 632.9亿美元，其中 2017 年直接投资达 113.7 亿美元，超越美国上升至第二位。[1]从贸易额来看，日本2017 年与东盟贸易额为 2192.6 亿美元，仅次于中美，位列东盟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自2009 年起一直是东盟最大贸易伙伴，2017年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到4410 亿美元。[2]以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配套设施相对较为完善。泰国自身基础设施、产业集聚能力相对成熟，经过多年的投资，中日在泰国也拥有较完整的产业链、营销网络。中日与泰国均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无根本性利益分歧，较适合作为两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切入点。基于上述因素，中日共同将泰国东部经济走廊（Eastern Economic

Corridor，eec）确定为两国第三方合作的发轫之地。[1]未来，两国合作范围有望由点及面，由EEC逐步扩大到整个东南亚以及南亚、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此外，中日在EEC乃至东南亚的重点合作领域也基本确立。两国将结合 EEC当前发展需要，优先提升交通物流、能源环境和智慧城市等重点领域的合作水平，着重推进EEC春武里“智慧城市”、芭提雅与曼谷机场间高铁等重点项目。

二、日本对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主要考量

为了扫清中日合作的政治障碍，2018年以来安倍政府逐步冷却“印太战略”，将其淡化为“印太构想”，同时强调该构想对任何国家均无排他性，体现出顾及中国疑虑、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希望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

治立场。[2]这说明日方决定与中方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绝非一时兴起，而是安倍内阁在综合考量国内外局势后作出的战略谋划。（一）实施“有限自主战略”的重要切入点

所谓“有限自主战略”，[3]即是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日本仍以日美同盟为本国对外战略基轴，但在部分领域强化政策自主性，所采取的政策或与美国具有明显冲突的战略。这一点在经贸领域得到了明显体现。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单边主义抬头、推行贸易霸凌主义、美日在经贸领域分歧与摩擦加剧。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不久即宣布单方面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宣称将建立“平等互利”的双边贸易关系为国策，而日本则希望在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多边框架中

开展合作并获得主导权，美日分歧严重扩大。美国对日本贸易打压升级，严

重损害了日本国家利益。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对进口钢铁和铝征收25% 和

10%的高额关税，澳大利亚、欧盟、巴西、加拿大等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相继获得豁免，而日本未能幸免，引起日本国内强烈不满。随着美日贸易摩擦持

续加剧，日本压力显著增大。2018年 11月，美国副总统彭斯访日就贸易问题对日施压。彭斯指出，美日贸易不平衡问题由来已久，日本对美国产品与

服务设置了诸多壁垒，[1]要求削减美日贸易逆差。在2019 年 4月结束的美日首轮贸易谈判中，由于双方在农产品、汽车关税、数字贸易标准设置等核心议题上分歧巨大，谈判无果而终。特朗普政府表示将继续敦促日本开放农产品市场，并威胁对日出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使日本面临更大压力。

与日本境遇类似，中国同样面临着美国贸易霸凌主义的巨大压力。2018年 7 月 6日，美国政府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 关税的措施正

式生效，挑起两国贸易摩擦纷争。[2]此后，两国进行了多轮经贸高级别磋商，

美对华继续采取“极限施压”策略。2019年 5 月 9日，中国副总理刘鹤赴美进行第 11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但因美对华“极限施压”策略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两国谈判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在上述背景下，中日共同利益明显增多，日本在经贸领域“联华御美”取向日益明显，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出现明显转变。安倍晋三访华亦是希望加强双方在沿线国家第三方合作，避免两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恶性竞争。日方上述行动不仅为中日企业合作营造了良好环境，也表明其在经贸领域采取自主性战略，以最大程度削弱美国贸易霸凌主义的负面影响。（二）国内利益集团的强烈诉求如果说美国发起的贸易攻势是促成日本寻求与中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的外部因素，那么日本国内利益集团的强烈诉求则是内部驱动力。1955年，日本自由党、民主党等保守势力合并为自民党，日本形成了自民党作为执政党、

社会党作为在野党的“55年体制”。[1]在这一体制下，日本政治形成了官僚、

族议员、[2] 利益集团构成的“铁三角架构”，[3]对日本对外政策决策机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近年来，以首相官邸权力集中化为代表的日本政治改革加速，“铁三角架构”影响力有所削弱，但利益集团依然对日本对外政策施加重要影响。

日本经团联、经济同友会、日本商工会议所被称为“日本经济三团体”，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利益集团。作为日本政治决策机制中的重要参与者，这些利益集团对日本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有着巨大影响，这在日本对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立场态度的转变中可见一斑。尽管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

议态度转向积极，但与利益集团的诉求仍存在“温差”。2017年 11 月，经团联等访华期间明确表示，希望发挥自身技术等优势与中国在“一带一路”

沿线强化经济合作。[4]然而，日本经济产业省却向其泼冷水，告诫日本经济

[1]界谨慎与中国合作开发沿线港口、铁路等与安全保障相关的基础设施工程，折射出彼时日本官方对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合作表面积极，实则仍持犹疑不定、顾虑重重的心态。

[2]在此背景下，经团联、经济同友会、日本商工会议所与日中经济协会等自 2017年以来通过族议员、各省厅高官等渠道向首相官邸施压，对政府进行游说，加速了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的转变，直接促成了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展开。从中日达成的52项协议中所涉及的日企来看，基本属于前述利益集团旗下企业，这也从侧面佐证了日本国内利益集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经团联等利益集团也扮演了两国政府间桥梁的角色。在安倍 2018 年 10月正式访华之前，经团联等利益集团多次访华，通过传达

两国官方的政策关切，有效地帮助中日双方弥合了分歧。2018年 9月，由经团联、日中经济协会、日本商工会议组成的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为期5 天的

访问；2018 年 10月，第四轮中日企业家和前高官对话会在北京举行。此次来华的日本经济代表团由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以及经团联会长中西宏明率领。通过经团联等与中国政府的数次沟通，有效消除了中日双方信息不对称性、不完全性所造成的战略误判，为两国高层增信释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三）争夺亚太经济主导权的主动作为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中日经济关系的一次重大转变，也标志着日本在较大程度上认可了“一带一路”倡议引领的区域合作新模式，日本期望能够借此重获亚太经济主导权。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以日本为师，引入了大量日本资本、先进技术、管理模式等，中日间形成了传统的初级产品与工业制品的垂直型分工体系，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日

本主导的“亚洲雁阵模式”。20世纪 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以日本为“雁首”的亚洲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模式逐渐

打破，[1]“亚洲雁阵模式”开始走向衰落。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企业海外投资进入高速增长期，国内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根据劳动力成本和各国自然资源禀赋相对比较优势，未来5年，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有望依次转移到“一带一路”周边及沿线国家，带动

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水平提升。[2]在日本主导的“亚洲雁阵模式”式微、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区域合作新引擎的背景下，日本不甘失去亚太经济主导权，近年来在各条战线打出“组合拳”。除了启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续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中日韩自贸区外，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也是日本重要的战略举措。对华合作不仅有利于日本融入新的区域合作进程，也可望使其发挥自身优势、强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辐射能力，为争夺亚太经济主导权增加砝码。

三、第三方市场合作面临的日方阻力

中日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具有较充分、成熟的有利因素，开局势头良好，未来潜力巨大。然而，受国内国际政治等因素影响，日方在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中仍将存在保留和各种干扰。

第一，日本对本国企业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限制较多。日本政府对华依然坚持“合作中提防”的态度，在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对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方面对本国企业设置了较多限制。日本政府在将节能环保、产业升级和提高物流网便利性等设为重点合作领域的同时，对一些“特殊领域”保持敏感，“强烈建议”经济界“筛选”合作项目，将“一带一路”相关基建

项目划分为安保领域和非安保领域，特别是对于港口、铁路与机场等“可作

军事用途”的基建项目，不建议与中方合作。[1]第二，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两面性仍然存在。日本认为，二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规则一直是其和平与繁荣的基础，日本比任何国家都

依赖这种秩序。[2] 然而，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战略收缩态势明显，不再愿意花费较大成本去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与全球

经济治理机制。[3]日本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出现了较大的动荡与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日本希望开辟新的经济合作空间以对冲负面影响，有条件地接纳“一带一路”倡议、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正是其典型的应对举措。从根本上看，日本仍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作中国改变地区秩序的尝试，故仅希望在特定领域对华开展合作，获得经济红利。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就曾

公开表示，第三方市场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基本没有关系。[4]因此，尽管日本官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逐渐转向积极，但其本意是期望借力“一

[5]带一路”获得现实收益，并未放弃多角度对冲“一带一路”影响的战略方针。日本与印度推进“亚非增长走廊”，美日澳建立三边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推

动对印太地区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对冲“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明显。[6]第三，日方资金来源难以充分保障。日本在与美印等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时，日本企业所需资金基本依赖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日本国

际协力银行（JBIC）等政府性金融机构投融资渠道，资金链得不到充分保障。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日本针对第三方合作的融资机制尚未构建，企业融资渠道有限。目前，日本政府不仅没有为第三方合作设立专门的投资基金，其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也较少涉及第三方合作企业的融资事务，仅依靠 JICA、JBIC 等无疑较大程度地限制了企业可获取资金的渠道。二是就现有融资渠道而言，JICA、JBIC 对本国企业参与项目的风险评估过于谨慎，融资条件较为苛刻，且审批手续繁杂，融资效率较低。经团联2019年 3月提交给日本政府的《面向战略性基础设施体系的海外展开》报告书

中便对以上弊端进行了重点陈述，[1]这也成为日本与他国开展第三方合作方面亟需改善的课题。

第四，美国对日本拉拢与施压。除了日本自身对“一带一路”倡议有较大疑虑和保留，美国“印太战略”也将对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带来消极影响。

2018年以来，美国“印太战略”实质化政策不断出台，兼顾安全与经济两大

层面，并分别予以推进。在安全层面，《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东亚

和太平洋联合地区战略》等文件相继出炉，[2]明确了美国联合盟国、伙伴关系国以印太区域多边海洋安全合作为路径推进印太战略的路线方针。在经济

层面，2018年末《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正式生效，印太地区“高质量”“透明”

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成为美国政策重心。[3]美国印太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冲性举措，特别是在经济层面，美国在以“债务陷阱”等借口中伤中国的同时，试图联合日本等盟国以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对冲“一

带一路”倡议，为中日在沿线第三方市场合作投下了阴影。

四、结语

回顾中日关系发展历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不难看出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发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不失为两国实现互利共赢、推动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的全新路径。

第一，开展第三方合作利于两国规避非理性博弈，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共赢。经过多年发展，中国与日本在对外投资领域重合度较大、对外贸易结构

趋同，导致两国竞争趋于激烈，[1]尤其是在东南亚等地的基础设施领域的非理性博弈，严重损害了彼此利益。然而，中日经济仍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日本具有在高科技、核心技术的领先优势，同时拥有丰富的海外运营经验与网络，

中国则在人员、项目执行、成本、资本和工业产能等方面优势明显，[2]两国共同寻求在第三方市场开展合作机会，有利于达成双赢的结果。

第二，发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累积功能性合作成果，有利于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多年来，中日关系陷入了改善、紧张、恶化、破冰这一循环的怪圈。两国关系除受制于日美同盟等结构性矛盾，东海与钓鱼岛等现实性纷争，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性纠葛影响外，中日恢复邦交以来双边关系重要的压舱石——经贸合作长期陷于停滞甚至下滑境地是为关键所在。

据统计，2016年中日贸易总额为 2747.9 亿美元，同比下降1.3%，连续 5 年出现负增长。中日贸易额占中方外贸总额的比例也降至7.5%，[3] 为近年来新

低。从日本对华投资情况来看，2016年日本在华新设企业576 家，同比下降

10.4%；实际到位金额 31亿美元，同比下降3.1%，连续 4 年出现负增长。[1]中日关系“政冷经凉”使两国关系改善回暖的基础受到弱化甚至动摇。尽管

2017年以后双边贸易总额、日本对华投资额均止跌回升，但未来是否会受两国关系走向影响再度下挫仍未可知。第三方市场合作可开辟中日经济合作的新路径，一定程度上支撑中日传统经贸合作的下行风险。中日通过在第三方市场积累合作成果、扩大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将有效增加中日关系压舱石的“份量”，扩大双方共同利益规模。

虽然第三方市场合作惠及两国，但从历史经验看，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主要伙伴国之间的外交、经贸摩擦会波及第三方市场合作。因此，保持中日关系的总体稳定对双方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在第三方合作项目与东道国关系方面，中国应吸取日美、日印第三方合作已有教训，在国家、企业等层面与东道国强化沟通，消弭误解。在国家层面，中日应利用国际会议、首脑会谈等多个渠道与东道国高层保持有效沟通，积极化解矛盾。在企业层面，中方应与日方共同在东道国开展公共外交，与当地政府、民众、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建立良好关系，规避政治风险；通过推行属地化经营，履行社会责任，造福当地人民；融入当地社会，跨越文化障碍，减少文化理念

冲突。[2]针对资金、项目推进方式等技术层面的阻力，中日双方可采取灵活方式，积极引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为中日企业扩大融资渠道，缓解资金困境。而对一些政治性、长期性干扰因素，中国应以维护中日友好局面为总原则，积极与日方积累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功能性成果，争取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完全认同，真正构建起“中日经济命运共同体”，切实造福两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