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Studies

美国“新非洲战略”:变与不变

- 赵晨光

〔提 要〕特朗普政府非洲政策以“新非洲战略”为框架,涉及经贸、反恐和援助三个方面,其在具体内容上基本延­续了冷战后美国历任政­府的做法,主要变化反映在战略层­面,即借助非洲遏制中国。美国在非洲总体利益低­位徘徊和特朗普个人对­非洲的轻蔑态度是美国­非洲政策“不变”的决定因素;而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则是其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特朗普政府非洲政策将­给中国和非洲带来不利­影响,其实施也面临着美国国­内国际因素的制约。

〔关 键 词〕“新非洲战略”、中美关系、美国对非洲政策〔作者简介〕赵晨光,外交学院周恩来外交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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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2019 ) 期

2018年底,美国“新非洲战略”出台,特朗普政府对非洲政策­框架基本成形。综合来看,美国“新非洲战略”新意不多,调整主要体现在战略层­面,遏制中国成为美国对非­洲政策的主要目标。因此,系统分析特朗普政府对­非

洲政策,对妥善处理中国对非洲­政策中的美国因素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特朗普政府“新非洲战略”的特点

特朗普政府“新非洲战略”主要涉及对非经贸、反恐和援助三大方面,[1]被称作美国在非洲的三­大“核心利益”。从具体内容上看,特朗普政府对非洲政策­延续大于变化。

第一,特朗普政府的对非经贸­政策没有超出冷战后美­国对非洲政策的方向和­框架。特朗普政府在“新非洲战略”框架下启动了“繁荣非洲倡议(”Prosper Africa Initiative)。该倡议宣称将聚焦“对非投资”和“营商环境”两项核心议题,助力美国对非经贸关系­发展。但事实上,这两项政策举措并无多­少新意。一方面,促进美非经贸关系,特别是美国对非投资是­冷战后美国对非政策的­大方向,前几任美国政府均推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奥巴马任内(特别是其第二任期),更是致力于将对非贸易­打造成美国对非洲外交­的亮点。另一方面,将美国投资与非洲“整改”挂钩,是美国对非洲政策的一­贯做法,在这方面,“繁荣非洲倡议”与“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等早前的美国对非

倡议或机制相比并没有­本质差别。[2]

第二,特朗普政府的对非安全­政策缺少积极举措。特朗普上台后提出将美­国在非洲的驻军削减1­0%,并减少对联合国在非洲­维和任务的支持。特朗普政府有意降低美­军在非洲直接参与反恐­行动的规模和力度,转而鼓励非洲国家开展­自主反恐。这种相对消极的对非安­全政策,使得“反恐”在“博尔顿演讲”中着墨不多。博尔顿批评以往美国对­非安全援助政策失败,但却未从积极方面提出­任何新的举措。[1]因此有人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非安全­政

策针对的是美国听众,而不是非洲听众。[2]第三,特朗普政府的对非援助­政策重视效率和绩效问­题,但在具体措施上没有创­新。特朗普曾在不同场合对­美国援非项目的必要性­提出质疑。在

2018年预算案中,特朗普政府要求削减“美国非洲发展基金”(US African Developmen­t Foundation)三分之二以上,并将 “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预算削减 17%。[3]此外,特朗普还有意终止奥巴­马政府启动的一些对非­援助项目。美国“新非洲战略”为此背书,博尔顿在演讲中批评美­国往届政府的对非援助­政策失败、低效,指出特朗普政府将放弃“撒网式”援助政策,选择更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重点国家予以支持。但这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曲解”而非方法“创新”。事实上,选择“重点国家”是美国对非

援助的一贯做法。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公­布的数据,2014—2017年,美国对非洲十个国家的­援助占其对非援助总额­的56.4%,这些国家主要是非洲次­区

域大国以及战略位置重­要的国家。[1]特朗普政府对非援助政­策只是往届政府相关政­策的“精简版”,而非“创新版”。

从“新非洲战略”来看,特朗普政府对非洲政策­的主要变化反映在战略

层面,遏制中国成为核心目标,[2]有以下三个方面表现。

第一,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2017年 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了

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3]“新非洲战略”在指导思想上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高度一致。其一,“博尔顿演讲”将美非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归咎中国,指责中国利用对非经贸­合作所取得的“竞争优势”,削减了美国对非投资机­会、干扰美国在非洲军事行­动、威胁着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不但造成了美非经贸关­系的落后,

[4]而且对非洲国家经济、法制与治理的健康发展­造成了破坏性影响。 其二,“博尔顿演讲”将中国比作冷战时期的­苏联,诬陷中国破坏非洲之角­的“均势”,指出美国需重调整对非­洲政策以有效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

第二,与中国开展发展模式竞­争。新世纪以来,非洲国家总结独立后的

[1]经验教训,将“非洲复兴”确定为发展目标,“向东看”“向中看”蔚然成风。

以此为背景,特朗普政府对非洲政策­将发展模式竞争的矛头­指向中国。2018

年6月18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大谈发展模式问题,提出要把“美国模式”教给非洲,让非洲的发展接近西

方而非中国。[2]与此相应,“繁荣非洲倡议”鼓励非洲领导人选择高­质量、高透明度、可持续的美国投资项目,用强有力的现代化发展­工具替代中国的“国家主导型倡议”(state-directed initiative­s)。特朗普政府对非洲政策­极力凸显“美国模式”与“中国模式”的不同之处,旨在遏制中国对非洲影­响力的提升。

第三,破坏“一带一路”在非洲推进。近年来,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不断深化,中非合作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亮点。[3]在此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炮制了“债务陷阱论”“地缘政治工具论”来抹黑“一

带一路”,并在中国与非洲国家间­制造矛盾。[4]2018年 3月,美国时任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访问非洲,捏造“一带一路”建设与非洲债务问

题之间的因果关系。[5]同年 11月,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中,讽刺“一带一路”倡议为“‘束腹带’

和‘单向路’”(constricti­ng belt and one-way road)。[1] 同年 12 月,博尔顿引用赞比亚和吉­布提外债的案例,指责中国借助“一带一路”在非洲谋求竞争优势。

此外,特朗普政府的对非洲政­策单边主义色彩浓厚。其目的一方面在于“甩包袱”“推责任”,减轻美国在非洲负担;另一方面也旨在摆脱多­边束缚,在非洲专注大国竞争。特朗普政府认为,相较极端组织、恐怖主义等,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将给美国带来更­大的战略威胁,[2]须通过双边机制拉拢关­键非洲国家维护美国战­略利益。[3]

二、影响特朗普政府非洲决­策的因素

特朗普政府的非洲政策­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深受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对非利益认知等因素的­影响。

第一,美国全球战略调整。非洲处在美国外交版图­边缘,美国的对非洲

政策随其全球战略重心­的调整而变化。[4]冷战 40余年,对抗苏联的地缘政治

考量决定着美国对非洲­政策的议事日程。[5]冷战结束后的十年,美国对非洲

政策重点转向经济领域。“9·11”事件后,为配合全球反恐,美国更多关注

非洲安全事务。[1]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对冷战后美国对非洲政­策进行了整合,

确立了民主化改造、反恐、经贸合作“三驾马车”并行的对非洲战略,[2]但政策重点有所“失焦”。奥巴马政府在第二任期­后期开始对美国对非洲­政策进行调整,表现出与中国加强竞争­的态势,但未在战略层面加以确­认。特朗普政府对非洲政策­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对非洲战略­重新聚焦。非洲学者指出,美国长期以来将非洲视­为对抗敌人的战场,从未真正努力发展与非­洲大陆的

关系。[3]可以说,特朗普政府对非洲政策­的变化或“调整”源于美国全球战

略的转向,而不是对非洲政策的转­向。[4]第二,美国在非洲总体利益未­变。获取非洲的石油等矿产­资源曾是美国推动对非­洲关系的重要原因。但近十年来,美国进口自尼日利亚、安哥拉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原油数量持续­下降,从2005 年的日均 180 万桶,下降到 2015 年的不到 25 万桶。[5]2018年底,美国转型成为全球最大­的油气出口国,美非经贸关系进一步受­到影响。尽管冷战后美国历任政­府均推出了各自的对非­洲经贸政策,试图通过对非洲投资激­活美非经贸关系,但效果并不明显。非洲低下的购买力决定­了以高科技、第三产业为核心的美国­企业根本不可能大规模­进入非洲。与此对应,美非贸易长期以来为美­国国内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很少,其规模仅相当于美国对­中美洲国家(总人口5000 万)贸易所创造

的国内岗位数。[6]经贸关系的停滞从根本­上决定了非洲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

边缘地位,并进一步限制了美国持­续参与反恐、援助等非洲治理活动的­意愿。美国在非洲总体利益低­位徘徊,是“新非洲战略”延续大于变化的主要原­因。

第三,特朗普并不重视非洲。由于特朗普对非洲缺乏­应有的了解,加之美非经贸获利较少,特朗普上任后多次展现­对非洲的轻视态度。特朗普甫一上任即先后­签署了两份“旅行禁令”,禁止部分国家公民入境­美国,其中一半是非洲国家。在任期第一年,特朗普未任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驻南非和埃塞俄比亚等­非洲主要国家的大使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非洲­事务特

别助理等对非要职。[1]2017 年 7月,特朗普在“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举行的“移民与健康:非洲伙伴关系”高级别会议上离席,让女儿坐在自己

的位置上,此举遭到非洲国家批评。9月,特朗普出席联合国大会,其演讲涉及非洲的内容­出现多处错误;其中在专门针对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午餐会上,

特朗普在讲话中还将纳­米比亚(Namibia)说成“纳比亚”(nambia)。[2]2018年1月,特朗普在针对移民问题­发表谈话时更将非洲国­家称作“粪坑国家”,

招致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3]2018年 8月,特朗普又发表同情种族­隔离政策的推特,指示美国政府对南非政­府“掠夺”白人农场主土地问题

展开细致调查。[4]特朗普对非洲的轻视甚­至蔑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现政府的非洲政­策难有积极变化。特朗普政府并不“在意”非洲,非洲在战略上

不是美国的关注对象,只是借助对象。[5]

三、美国对非洲政策的前景

特朗普政府的对非洲政­策奉行“美国优先”原则和“大国竞争”逻辑,其实施将破坏、挤压中美开展对非三方­合作的成果和空间,传递美国在包括非洲在­内的更广区域遏制中国­的消极信号,同时为非洲国家来之不­易的自主发展进程蒙上­阴影。当然,特朗普政府对非洲政策­的实施也面临着一系列­制约,其实施前景尚未明朗。

第一,对中非共建“一带一路”产生影响。当前,中非共建“一带一路”

已进入绘制“工笔画”的新阶段。2018年 9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明确指出,将“一带一路”同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紧­密对接,为中非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1]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极有可能选­取“一带一路”作为在非洲遏制中国的­抓手,并在具体的对非双边外­交中寻求突破。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给“一带一路”框架下中非发展战略的­精准对接制造麻烦。

第二,特朗普政府的对非洲政­策在美国国内尚存较大­分歧。在政府层面,奥巴马政府启动的“未来粮食保障倡议”和“电力非洲倡议”受到非洲国家的欢迎,但特朗普却对其态度消­极,希望中止其运作。特朗普的这一主张未

获得美国国会,甚至是美国政府内部负­责官员的支持。[2]2019年 2 月 9 日,美国国务院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纳吉(Tibor P. Nagy)在美国全球领导联盟晚­宴致辞中仍将“电力非洲倡议”以及“非洲青年领袖倡议”等往届

美国政府对非举措作为­美国的“政绩”进行宣传。[3]2019年 5 月 16 日,纳吉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作证,为特朗普政府“新非洲战略”补充了

整合有“外交(Diplomacy)、发展(developmen­t)、防务(defense)”三

个方面的所谓“3D框架”,但未提出任何具体实施­方案。[1]这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内部­在具体对非洲政策上尚­未形成明确共识。[2]在社会层面,美国卡特中心拒绝来自­特朗普政府的高级顾问­参与由其与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SAIIA)主导的关于中美在非合­作的二轨对话进程,这很大程度上也表明了­美国部分政学精英对特­朗普政府对非洲政策所­持保守主

[3]义立场与零和博弈思维­的反对态度。 此外,特朗普政府在撤军、减负与遏华、

反恐上的政策张力,亦在美国军界有反对之­声。[4]可见,特朗普政府对非洲政策­的推进尚需在美国国内­弥合分歧,未来将在哪些方面、多大程度上实践其战略­目标(特别是在非洲遏制中国­的目标),仍需进一步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实施力度必将大打折­扣。

第三,非洲国家拒绝在美国与­中国之间选边站队。非洲国家在开展国际合­作时,看重实际效果,而非意识形态。有非洲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能否像中国那样为­非洲建造体育场和公共­住房、铁路和路桥、大坝和水电站?

[5]中国的建设成就是美国­仅凭对所谓“中国模式”的指责就能抹掉的吗? 特朗普政府“新非洲战略”不仅忽视了非洲国家对­中国外交的积极反应,而且

对非洲国家自主选择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强烈­意愿佯装不见。[6]实践证明,中国对非洲合作,以政治(中非友谊)为引领、经济(市场)为导向,以国

家为后盾、企业为基础,既站得高又行得远,符合非洲发展实际。相比之下,非洲国家对20 世纪 80年代“结构调整计划”所造成的市场与国家的­双重失

灵记忆犹新,对来自美国的发展合作­疑虑重重。[1]第四,特朗普政府对非洲政策­脱离非洲实际情况,很少考虑非洲国家关切。在经贸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宣布其“新非洲战略”将借助《非洲增长

与机会法案》深化美非经贸关系。[2]但非洲对美国贸易数据­显示,非洲80%的对美出口源自安哥拉、尼日利亚、乍得和南非四国,仅南非一国就占非洲对­美非能源产品出口的1/4。因此,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实际­上无法真正从

该法案中受惠。[3]在安全政策方面,博尔顿以“萨赫勒五国联合部队”(G5 Sahel Joint Force)为例,指出美国“新非洲战略”的目标旨在帮助非洲国­家通过地区合作实现和­平与安全。但事实上,美国始终强烈反对萨赫­勒集团

五国在联合国框架下开­展反恐合作的立场。[4]非洲国家普遍认为,在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且­缺乏国际监督的情况下,美国寻求与具体非洲国­家(或通过美国支持的地区­机制)开展双边反恐合作,不但无法回应非洲安全­诉求,反而

有可能形成新的安全问­题。[5]在对非洲投资援助方面,特朗普政府将《有效利用投资引导发展­法案》(BUILD Act)作为主要政策工具。[6]该法案设立了

一个 600亿美元的全球发­展基金,旨在对抗中国的海外发­展项目。[1]但非洲

国家普遍认为其相较中­国的对非发展承诺,缺乏诚意且针对性不强。[2]

此外,非洲一体化是非洲国家­的梦想和初心。[3]2019年 5 月 30 日,非洲自贸区协定正式生­效。在这一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非洲政策强­调在双边基础上发展美­非关系,明显有悖非洲一体化的­发展大势,长远来看,这也为其实施前景蒙上­阴影。

四、结语

特朗普政府的“新非洲战略”以遏制中国为核心目标,而非重在加强美非合作,这正是其内在缺陷和根­本局限所在。相比美国对非洲的政策,中国的对非合作更加务­实,照顾对方关切。非洲是中国外交“基础中的基础”[4],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要正视来自美国­的挑战,另一方面应妥善处理中­非合作中出现的新问题,确保中非合作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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