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菲关系新发展及其动因
〔提 要〕 安倍政府重视构建与菲律宾的“强化的战略性伙伴关系”。在日本积极进取型外交推动下，日菲政治交往日益密切，安保合作不断深化，经贸合作转型升级，人文交流更趋活跃。日本积极发展对菲关系旨在提升自身地区内的政治地位，对冲“特朗普冲击”的消极影响；落实日本海洋战略，建立“海洋大国”；以日菲关系牵制中菲关系全面深入发展。日菲关系的快速发展既是日本为达成国家战略目标而推动的结果，也是菲律宾政策回应的产物。菲律宾对提升日菲关系同样有所期待：增强外交弹性，提升国家影响力；推动军事现代化进程，降低对单一国家的过度依赖；助力国内经济发展。受地区秩序调整、美国政策等因素影响，未来日菲关系仍将呈现不断强化态势，但不可能向结盟关系发展。〔关 键 词〕日本外交、安倍政府、日菲关系〔作者简介〕朱海燕，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期
诸多国家因应地区格局变化和中美战略博弈上升而拓展外交空间的一个缩影，具有较为普遍的示范意义，值得进行探讨。
一、日菲关系新发展
安倍政府以积极活跃的外交姿态打造日本的国际形象，加大外交操作力度，菲律宾是日本提升其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抓手。在日本积极主动的外交攻势下，日菲关系提升为“强化的战略性伙伴关系”，杜特尔特称之
为“日菲战略伙伴关系进入黄金时代”。[1]
（一）政治交往日益密切日菲政治关系活跃、稳固，成为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在日本的推动下，日菲政府首脑间建立了密切的往来关系。阿基诺三世执政期间，六次出访日本，日本天皇于2016年访问菲律宾，同年10月，杜特尔特访日，在双方领导人会晤中，安倍表示，日本将支持杜特尔特的施政方案，包括菲律宾海军能力建设、棉兰老地区的和平进程、基础设施建设等，两国
领导人一致同意强化两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2017年 1月安倍回访菲律宾，同年 10 月杜特尔特再次赴日访问，2019年杜特尔特分别于5 月和 10 月两度访日。两国首脑还借助东亚峰会、“东盟+3”、“东盟+1”、亚太经合组织（AP(C）峰会等多边机制举行双边会谈，展示相互间的信任与良好互动关系。安倍的对菲政策得到杜特尔特的积极回应，杜特尔特称“日本是比兄弟还要密切的
朋友”。[2]通过积极互访与会晤，安倍成功构筑了与杜特尔特间的个人及工作关系，频繁的首脑会晤既是日菲关系稳定发展的象征，也为双边关系在各领域的进展提供了政治保障。首脑外交之外，日菲政府间其他级别的外交往来也日益活络，双方建立了副部长级双边战略对话、海事安全与海洋事务对
B
话等交流机制，充实了“强化的战略性伙伴关系”的实质内涵。（二）安保合作不断深化日本积极提升和拓展对菲安保外交，军事安全交流与合作成为日菲关系中发展最为迅速、活跃的领域。日菲安全合作的提升始自野田佳彦政府期间，
安倍政府则以更为激进的力度予以推进。2013年 1月，时任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访菲期间，安全合作是其与菲律宾总统及外长会谈的重要内容，由此开启了日菲安全合作跳跃式发展进程。其后，作为日本自卫队最高指挥官的安倍访菲，重点推进日菲防卫合作，为双边防卫安全合作确定基调和方向。同年，
时任日本防卫相的小野寺五典两度访菲，2015年菲律宾国防部长、总统相继访日，将日菲军事合作推向高峰。杜特尔特继任总统后，日菲安全合作延续阿基诺三世政府奠定的基调，继续落实《日本与菲律宾政府关于防卫装备及
技术转移的协定》，强化日菲军事安全关系。2016年 8月，日本首次向菲律
宾交付承诺援助的巡逻艇。2017年 2月，“日菲副防长”会议上，双方以打
击海盗和绑架为名，继续推动日菲防卫交流与合作；3月，日本将两架 TC-90
教练机交付菲律宾；6月，日本准航母“出云”号“战略性停靠”苏比克港，杜特尔特成为第一位登上该舰的外国政府首脑，并称“日本是一直帮助菲律
[1]宾的值得信赖的朋友，今后愿意继续深化与日本的安全关系”； 之后日本“加
贺号”2018 年 9月“战略性停靠”苏比克港时，杜特尔特再次登临。2017年
8月，日菲签署协议，日本无偿向菲律宾提供8H-1H 型号的直升机零部件，
2019 年 3月该协议付诸实施，同年4月菲律宾国防部长在与日本防卫相会晤
中称这是“日益强劲的日菲关系的最新明证”。[2]日菲安全合作机制日渐完善、多元，日菲“副防长会议”、海洋与海事事务安全对话、安全参谋级别的年度防务对话是双方安全合作的主要制度性
框架。此外，日菲还利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及副防长会议、东京防务会议及安倍倡议成立的“日本-东盟防长圆桌会议”等多边机制进行双边交流。日菲安全合作的内容与形式逐渐多样化，当前主要体现为日本为菲律宾提供巡逻艇、教练机、运输机及相关零部件等，双方还在信息交流合作、联合演练、日本海上自卫队与菲律宾海军间互访等方面拓展合作空间；此外，日菲海警也在探索合作模式，主要是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巡逻机帮助菲律宾训练海岸警备队、提高作业能力，菲律宾则同意向日本海保开放港湾基地，供日海保进行海域适应性训练。
（三）经济合作提质加速日本利用官方发展援助（ODA）向菲律宾提供经济及人道援助，鼓励日企赴菲律宾投资，使日菲经贸往来成为双边关系中极具发展潜力的领域。日本将对菲 ODA政策目的定位为“进一步强化两国战略性伙伴关系”。2010—
2014年间日本一直稳居菲律宾接收国外ODA 数量的首位。2015年日本在修改ODA大纲时将“开发援助大纲”更名为“开发合作大纲”，在突出平等互利性的同时，强调“战略性”运用，将ODA项目与塑造地区安全挂钩，成为践行“积极和平主义”的重要工具之一。据此，日本加大对菲援助力度，拓展
援助领域。2014年以来，日本对菲ODA 项目数量呈连年增长态势：2014年为
28 项，2015 年为 34项，在菲律宾政府更替的2016 年高达 45 项，2017 年的项目数量达27 项，2018年为38项 [1]。在内容上，ODA项目不仅限于经济开发，还拓展到教育培训、军事医疗、军港扩建、海洋气象观测服务等领域。
在日菲经济合作方面，受中日关系紧张、中国人工成本上涨、产业链转移升级等因素驱动，及菲律宾社会秩序趋稳、投资环境改善、人口规模庞大、国民英语水平较高等要素吸引，日本企业逐步扩大在菲律宾投资建厂规模。
2016 年 10月，日菲签署“菲律宾-日本工业合作行动计划”（ICAP），双方将在制造业、汽车行业、中小微型企业、工业、服务业和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进行广泛合作。在农业领域，日本将为菲律宾农业发展提供长期贷款，
帮助菲律宾购买日本农业机械等，以落实发展农业机械化计划。2017年 1月，安倍访菲期间宣称在其后五年将为菲律宾提供1万亿日元规模的经济援助。为落实安倍的承诺，日菲设立“经济合作基建联合委员会”，并于2017 年 3月进行第一次会谈，至2019 年 8月，该委员会已经会谈8次，讨论项目涉及铁路、灌溉、道路、洪水整治、能源、工业区发展等基础设施领域。同时，日本还在改善邦萨摩罗地区配电、向棉兰老岛地区儿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方面提供帮助，这将大大拓展日菲经济社会合作的领域，进一步密切日菲关系。（四）人文交流更为活络日本积极推动深化日菲人文交流，强化日本在菲律宾的软实力，夯实日菲关系的人文基础。安倍亲自向菲律宾等东南亚及世界各国推广极具日本特色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文化，及以动漫、科技、旅游、娱乐及相关服务等大众文化为核心的“酷日本”产业。在政策层面，为实现“观光立国”，日本放宽签证发放限制，从2013 年 7月起针对菲律宾公民赴日发放多次入境签证。同时，将驻菲律宾使领馆及工作人员作为“酷日本”海外拓展平台的基本架构，并联合其他机构（国际交流基金、日本贸易振兴会、国际观光振兴会等）共同促进日菲在文化、体育、教育、旅游、艺术、科学等领域的合
作与交流。2016年为纪念日菲友好关系60周年，日本以驻菲律宾使领馆为核心，组织安排了23场相关活动，增进日菲人文交流。此外，日本还支持援助菲律宾相关人员赴日学习、培训等，如日本政府学者项目（包括教师培训、研究生学习、研修生项目、特殊培训项目、科技院项目等）、年轻领导人项目、日语交流与学习项目等。为加深菲律宾民众对日本的了解，日本驻菲律宾使馆还推出“Hello Japan”节目，以PPT、视频等多种形式向菲律宾民众展示和介绍日本文化、传统、节日、食品、语言、和服等。在日本的宣传攻势下，菲律宾赴日游客呈连年增长态势。据日本政府观光局（JNTO）的统计，
2016 年 6月，菲律宾赴日游客增长率攀升至赴日游客增长率的首位，同比增长 62.4%；2017 年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同比增长 17.8%；[1]2018 年同比增长
23.8%，截至 2019 年 10月日本的暂定数据，菲律宾赴日旅游人数将同比再增长 36.7%。[1]
二、安倍政府加强对菲关系的动因
在国际及地区格局调整的背景下，提升日菲关系符合安倍政府维护并重塑日本地区主导性地位的战略考量。（一）改善日本的国际形象，提升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对于日本而言，菲律宾可以在历史问题上助力日本善国际形象。强化日菲关系可淡化菲律宾追究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责任，阻挠地区内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形成“历史问题联盟”，并以日菲“历史和解”为案例，推动形
成反向证明效应。2015年，在二战结束60周年之际，亚洲邻国均对“安倍谈话”未就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道歉表示不满，但阿基诺三世却声称，战后日本“远不止”履行了“修复历史创伤”的责任，他们“不仅重建了自己（的国家）”，还“无私帮助我们（菲律宾）建设国家”，同时表示希望安倍在“谈话”中
以日菲关系为例，展示“什么样的合作能带来共荣”。[2]菲律宾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上的表态对所有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而言，可能成为日本修正主义史观外溢的缺口。
此外，热络的日菲关系有助于日本提升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赢得更多投票支持。安倍再次执政后开始推动运用军事力量扩大行动空间的政策，提升国际社会对日本追求国际政治地位的认可度和容忍度，但遭遇联合国“敌国条款”的政治天花板。为此，日本联合国外交的目标之一就是推动修改《联合国宪章》，删除“敌国条款”，使日本在联合国的地位“正常化”，为实现更高目标——“入常”铺路。而修改《联合国宪章》
需要足够的票源支持，菲律宾作为东盟成员国和东南亚有影响力的人口大国，其政治支持将有助于日本提升国际地位的努力，并将带动东盟其他国家认可、支持日本的政治大国追求。（二）助推美国主导的地区同盟体系转型，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地区秩序提升和强化日菲关系是日本构建“次级同盟体系”的重要一环。战后亚太地区秩序的基本权力架构是以美国为轴心的“辐辏型”同盟体系，菲律宾与日本同为支撑美国亚太地区霸权的盟友，但日菲并非盟国关系。奥巴马政府为辅助落实“重返亚太”战略，鼓励同盟国承担更多安全义务的同时，推动“辐辏型”同盟体系向“网格状”同盟体系转变，支持亚太同盟国之间发展和强化安全关系，日菲安全关系的迅速发展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副产品之一。强调“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缩小承担安全责任的范围和力度，这必将加快地区格局调整的速度和深度，日本决意利用亚太地区秩序调整的档期，达成摆脱“战后体制”，建设“强大日本”的战略目标。为此，日本在强化“硬实力”以自保的同时，“与美国密切配合以在地区秩序形成中扮演领导
者角色”，[1]将战略目标由充当美国的战略前沿和“不沉的航空母舰”，调适为逐步依靠自身力量维护安全，并努力塑造于其自身有利的地区局势，按照美国构筑地区秩序的模式，构建日本主导下的“次级准同盟体系”。为实现这一战略野心，“日本需要菲律宾的外交支持，而菲律宾需要日本的肌肉，
两者形成一种‘共生关系’”。[2]此外，日本还试图利用坚固的日菲关系来稳定日美关系，确保美国在日本尚未强大到完全可以“自主防卫”之前仍“留在亚太”。“美国优先”对战后一直依赖美国保护伞的日本形成强烈的“特朗普冲击”。为应对该“冲击”造成的安保恐惧，“日本应该展示出主动构建本地区国际秩序的姿态。如果日本将主导东亚形势这一点得以明确，那么特朗普政权或许也就不得不
围绕日美同盟这个核心来切换东亚外交的策略方向了”。[1]因此，日本积极构筑伙伴关系网络的另一目的是防止以美国为支柱的亚太地区秩序突然坍塌，
发挥牵制美国“离开亚太”的预防性功效。2017年 2月，安倍在访美前夕，先赴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地区“伙伴关系国”访问，协调各国针对“美国优先”的政策步调，既凸显了安倍试图填补“美国优先”在亚太造成的权力空白，也显示出日本利用亚太地区关系网牵制美国的战略意图。（三）助力日本实现“海洋大国”追求为突破“岛国”身份对日本“大国地位”的天然瓶颈，安倍政府积极构筑新的综合海洋战略，将“海洋国家”身份作为日本“大国地位”的基点，利用海洋这一平台，实现“海洋大国”目标。菲律宾是安倍实施南下“海事外交”
的重点对象国之一，海洋安全合作已经成为日菲合作的重要内容。2016年 10月，日菲“联合声明”宣称“作为亚洲海洋国家，两国领导人再次确认两国在维护和提升地区与世界范围内和平、稳定与繁荣方面享有共同利益”，“两国领导人期待利用其朋友与同盟关系网络，特别是日菲将日益强化的关系纽
带，助力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与海事安全”。[2]声明共 15条的内容，涉及海洋及相关事务的就有10 条之多。2017 年 1月，安倍回访菲律宾时再次突出强调日菲“同为海洋国家”的身份定位，并称将“加大对菲海洋安全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同时以经济手段引诱和拉拢菲律宾，使杜特尔特认可安倍的外交说辞——日菲“双方将继续共同开展工作，以建设更为稳定与安全的
地区秩序，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能够安享更多的和平、进步和繁荣”。[3] （四）牵制中菲关系进一步发展安倍通过强化日菲关系，离间中菲关系，牵制中国。在安倍的视野中，确立日本的地区主导地位与牵制中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为此日本采取所有可能阻遏中国发展的手段，如激活和放大中日争端、激化而非调和中国与其他邻国间的争议，与其他同中国存在争端的国家塑造共同话语，构建中国“破
Manila Times, -anxar\ 13, 2017.
坏”地区秩序及“法治”的“受害者联盟”，在牵制中国的同时，打造日本抗击“中国霸权”的领导者地位，实现既牵制中国又成就日本地区主导地位的目标。具体到中菲关系上，安倍政府离间和激化中菲关系的手段之一是插手南海问题：首先蛊惑菲律宾将南海问题诉诸柳井俊二（安倍的心腹）担任主席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裁决后，日本政府高层包括安倍晋三、岸田文雄等均多次发声，要求执行裁决，将中国置于破坏“国际法”的名义下，牵制中国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正当行动；同时，还诱使毫无干系的G7 等组织将南海问题作为讨论议题之一，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杜特尔特接任菲律宾总统后，安倍仍呼吁执行所谓“南海仲裁决议”。杜特尔特回应称，“日
本和我们有相同的遭遇，我们计划一直站在日本这一边”。[1]这透露出：杜特尔特政权只是暂时“搁置”了南海问题和所谓“仲裁案”结果，菲律宾随时可能旧事重提，拿仲裁决议说事。日本另一手段就是支持菲律宾军事力量
[2]建设，使其发挥制衡中国的作用，“这已经成为日本政府关键政策的核心”。在菲律宾事实上搁置南海争端背景下，日本暂时无从以“秩序”“法治”等借口“搅局”中菲关系，安倍政府积极践行之前援助管理部强化海岸警备队及海军建设的承诺，甚至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力度向菲律宾提供二手武器装备及相关零部件，拉拢菲律宾，牵制中菲关系向安全领域拓展和深化。在因美国批评杜特尔特的禁毒政策造成美菲关系恶化的背景下，日本试图在美菲之间发挥桥梁作用，拉紧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链条，坐实日本首倡、美国接棒的“印太战略”，防止第一岛链因中菲关系改善而断裂，确保对中国的地缘战略“封堵”。
密切的日菲关系还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如有助于日本拓展海外市场，助力“安倍经济学”相关政策的展开，扩大旅游市场等。但经济需求仅为安倍政府强化日菲关系的衍生性内容，根本目的还是试图通过提升日菲关系，夯实“俯瞰地球仪外交”在东南亚的地区支点，提升日本的地区存在感及影
响力，逐步构筑日本主导的“次级同盟体系”，填补“美国优先”可能导致在亚太地区出现的战略空白，渐进性地达成摆脱“战后体制”的终极目标。
三、菲律宾积极回应的政策考量
日菲关系的快速发展既是安倍政府积极践行日本既定国家战略的结果，也是菲律宾出于扩大国家利益考虑而予以政策响应的产物。从菲律宾国家利益角度分析，发展对日友好关系，无论在外交领域，还是在军事安全、经济发展等层面均将为菲律宾提供有力支撑。（一）复归大国平衡外交的需要在外交层面，菲律宾强化与日本的战略关系是开展“独立”外交的需要。冷战结束后，美军撤出菲律宾，两国仍维持同盟关系，其后菲律宾谋求与地区大国间改善关系，基本奉行“大国平衡”外交。阿基诺三世却彻底转向全面依靠美国，并构建起与日本间“强化的战略伙伴关系”，与中国全面对抗，致使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复杂化。但事实表明，菲律宾并未从与中国的对抗中获得任何实际利益，在南海问题上，美国无力、也无意执行与菲律宾的同盟约定。菲律宾作为南海周边国家，局势持续紧张、动荡并不符合其国家利益。正是基于对现实的清晰认知和对菲律宾国家利益的明确定位，杜特尔特改变单向亲美政策，奉行“独立外交”，将外交轨道重新调整至“大国平衡”。在这一转向过程中，菲律宾仍保持对日关系的稳定发展态势，这有利于菲律宾外交棋盘的灵活运转。一是借日菲关系平衡和牵制中国，避免外交完全倾向对华关系轨道，确保菲律宾外交以国家利益为基轴进行运作。二是强化日菲关系还可加大菲律宾在中菲关系中的砝码，从中国获取更多资金技术援助，进而再将中菲关系作为与日本谈判的砝码，使菲律宾在中日关系不稳态势下能够在中- 菲 -日间两面获益，而在中日关系趋稳时，则利用中 - 菲 -日三边关系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在确保菲自主性的同时，提升地区影响力。三是提升日菲军事安保关系以降低菲律宾对美国军事技术及装备的过度依赖，推动菲律宾军事安全关系多元化，助力“独立外交”。此外，日本作为美国盟友，可发挥菲美关系中介、桥梁作用，防止菲美关系完全脱轨，
以免菲律宾大国外交再次“失衡”。
（二）借助日本推动军事现代化在军事安全层面，菲律宾意图借助日本在军事技术及装备领域的领先地位，推动本国军事现代化进程。菲律宾军事力量及装备落后，不足以应对国
内外安全挑战。据统计，2019年度菲律宾军事力量在137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综合排名为第64位，现役士兵人数 125000 人，排名第38位，空军力量排名第 55位，以战斗坦克为依据的陆军力量排名第99位，以装甲步兵战车为依
[1]
据的陆军排名第77 位。 菲律宾的整体军力与其国家安全面临的复杂形势与挑战并不协调，菲律宾国土分散，海岸线长达3.6万公里，加之经济落后，社会问题突出，极易滋生和藏匿犯罪分子，甚至成为分裂势力及恐怖分子武装力量的聚集地。当前，菲律宾地方叛乱武装与国内恐怖组织之间在成员构成上建立了某种供应链关系，更为严峻的是菲律宾国内恐怖组织与国际恐怖主义（如伊斯兰国）也形成呼应态势，使安全形势更趋严峻。同时，菲律宾周边海域海盗活动日渐猖獗，这对菲律宾海空军事力量构成挑战。
为应对安全形势的挑战，阿基诺三世借南海问题滋事，于2012 年重启军队现代化计划，并承诺5年内投入约18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杜特尔特以平息国内武装叛乱及打击恐怖主义为首要任务目标，继续推动菲律宾军队现
代化改革。2017 年 7月，杜特尔特提出2018 年将安排 1404 亿比索提升菲律宾军队的能力建设，这比2017 年军费支出高出7.5%，并承诺将付 31 亿比索
用于海岸警备队的现代化项目。[2]然而菲律宾本国国防科技水平及工业能力难以满足军队现代化对武器装备的需求，需从其他国家引进相关装备。随着日菲关系日益密切，菲律宾希望从日本引进防卫装备及相关技术，并通过与日本自卫队的联合训练、演习等提升菲律宾军队的应战能力、情报收集及分析能力等。随着安倍政府放松武器出口管制、实施“新安保法”，并积极助推日本防卫装备及自卫队“走出去”。菲律宾将日本视为武器军力的重要进
口来源及安全合作的“战略伙伴”。（三）改善民生，助力“杜特尔特经济学”相关政策落地生效为打破限制国家发展的怪圈，阿基诺三世执政之后，菲律宾致力于推行改革，打击腐败和财政重建，虽取得一定成效，但并未彻底打破制约菲律宾经济发展的藩篱。杜特尔特政府继续推动经济社会改革进程，以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民生为施政主要发力点，推出“杜特尔特经济学”，即政府加大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形成和社会保护等方面投入的经济战略，充足的资金及相应的技术支持是其成功的重要保障，仅基础设施建设中期预计资金需求即达4.4万亿美元的规模，吸引外资及获得援助是菲律宾政府的重要目标。日本不仅是菲律宾获取ODA资金的最主要来源国，而且还承诺为菲律宾
[1]
基础设施建设提供90亿美元的融资支持。 其中，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承诺提供24亿美元低息贷款建造连接图图班、马尼拉和马洛洛斯的通勤铁路
（N6C5），还将提供 44亿美元官方发展援助资金用于建设菲律宾第一条地下
铁路——马尼拉地铁系统项目，[2]这将极大缓解马尼拉地区的交通压力，助力杜特尔特“大建特建”计划。此外，积极的日菲关系也将使菲律宾更容易获得由日本和美国共同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援助，有利于菲律宾“基础设施黄金时代”的飞跃式发展。杜特尔特执政后，亚洲开发银行声称将继续支持菲律宾经济健康稳定增长和菲律宾中产阶级发展，并将重点支持菲律宾政府的社会事业、减贫等事项。
日菲双边贸易为菲律宾提供的巨额贸易顺差也是菲律宾政府的重点关切。根据 2019 年 1—3月的统计数据，日本是菲律宾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二大出口目的地。不同于中菲贸易，在日菲贸易关系中，菲律宾处于顺差地位，这为菲律宾国内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外汇资金。此外，菲律宾在发展过程中还可借鉴同为岛国的日本发展经验，借助日本在环境治理、城市规划、农业等各方面的先进技术，以实现杜特尔特提出的“绿色发展”
目标。
除日菲两国出于各自战略考量及利益需求驱动双方相互靠近之外，地区秩序调整及域外力量也助推日菲关系进一步发展。除前文所述的美国外交政策令美国盟友加快探索军事“自保”或“抱团取暖”外，中国不可逆的崛起势头也使周边部分国家采取“平衡性”的“双面人”政策，在经济上“搭便车”的同时也对中国保持警惕，这些都成为日菲关系提升的客观推动力量。
四、结论
日菲关系并未因各自国内政府变动受影响，而是保持稳定提升的发展态势。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段内，日菲两国发展相互关系的需求将成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提质加速的稳定常量，这种需求已超越两国各自内部的党派纷争，上升至国家利益层面。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地缘战略布局具有鲜明牵制中国的意图，菲律宾仍将是其未来培植和利用的重要对象。而菲律宾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东盟成员国的地位及作为南海争端的当事国身份，使其成为中国周边外交中较具影响力的一个变量。
尽管日菲关系提速升级，但也应看到两国关系短期内不会以结盟为导向发生质变，这是因为：其一，日本现行宪法仍将是约束日本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结成亲密军事攻守同盟关系的红线；其二，菲律宾国内社会治安状况、政治运作方式等将阻碍以利润为追求的日本企业大幅扩大在菲律宾的投资；其三，短期内，发展中菲关系以获取经济与安全利益的刚需将一定程度上牵制菲律宾无限度向日本靠拢的速度与深度；其四，以“亲诚惠容”理念为指导的中国周边外交有效纾解了周边紧张心态。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给相关国家带去实实在在的利益，有力证明“强起来”的中国将继续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外交方针政策，这将使周边国家逐渐弱化乃至消除与他国联手制华的冲动。
【完稿日期：2020-2-8】【责任编辑：姜胤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