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右翼保守主义势力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

〔提 要〕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随着右翼保守主义势力对华认知趋于负面，对华强硬的保守主义派系掌控对华决策，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全面竞争态势。在右翼反华势力掌控对华决策以及“大选年”“疫情年”的双重政治效应叠加的背景下，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政策进一步加强。未来一段时期，随着保守主义阵营与共和党重组的演进发展，共和党对华政策的民族主义、霸权主义色彩将进一步加深，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政策可能朝着更为强硬的方向发展。

〔关 键 词〕美国对华政策、右翼保守主义、特朗普政府、中美关系〔作者简介〕张继业，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

（ ） 期

右翼保守主义势力聚合在共和党旗帜下影响着美国的内政外交。在对华政策方面，历届共和党政府总体较为理性务实，以接触合作为主要政策方向。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共和党政府对华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既与特朗普个人执政风格相关，亦缘于其执政施策所依赖的保守势力。本文从保守势力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视角，通过分析共和党政府对华政策的历史演进，对*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朝鲜半岛新形势下我国东黄海权益维护研究”（项目批准号：18VHQ009）的阶段性成果。

特朗普政府及共和党对华政策走向做出判断。[1]

一、右翼保守势力影响下的对华政策

在美国两党政治图谱下，右翼保守主义势力相对于左翼自由主义势力而存在。自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以来，到60、70年代美国国内民权运动，乃至 21世纪初美国政治高度极化，共和党、民主党日益为右翼保守势力、左翼自由势力所分别占据，成为两大影响美国内政外交的政治势力。在政治哲学与国内政策主张上，自由主义者从西方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传统与人类理性出发，认为人类有能力改造社会并使之不断进步，强调政府在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保守主义者质疑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认为治国理政的核心是坚守美国建国以来形成的市场经济原则、“小政府”理念、白人基督教等传统。在对外政策上，自由主义者从普世价值角度出发，推崇人类自由平等，重视全人类利益，关注气候变化、跨国疾病等全球性问题，把改造国内社会的逻辑延伸到国际社会，基于“康德—威尔逊”理想主义传统，认为通过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民主制度扩展、国际制度与法制等，能够使国际社会超越无政府状态，实现和谐。而保守主义者多从民族国家角度出发，视美国国家利益、世界霸权地位为重中之重，笃信国际政治丛林法则，对国际组织与条约持质疑态度，强调硬实力手段的重要性。右翼保守势力内部也存在意见分歧，尤其是在对外政策上，大致可分为五大派系。[2]

[1] 国内学界已从国际体系层面、特朗普个人因素层面对特朗普时代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内涵、动因、影响做了一定的探讨，主要研究包括吴心伯：“特朗普政府重构中美关系的

抱负与局限”，《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 2期；吴心伯：“竞争导向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

美关系转型”，《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3期；韦宗友：“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地位焦虑’

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美国研究》2018年第 4期；尹继武：“特朗普的个性特质

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分析”，《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2期。

[2] 除了本文所述的保守主义派系外，孤立主义保守派也曾是共和党重要的保守主义派系，此派在20 世纪 20、30年代曾对美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但自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权国以来，其在共和党内地位日趋边缘，近年来在国会议员罗恩·保罗、兰德·保罗父子领导下影响力有所上升，但仍不是能够左右共和党政府政策的主流派系，加上其与美国对华政策、中美关系的关联度不大，所以未加以深入阐述。

现实主义保守派聚焦国家安全，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出发，超越意识形态因素，基于地缘政治、权力制衡等谋划政策，认为捍卫美国安全的关键是要塑造有利于美国的力量平衡，重点防止在亚太、欧洲、中东三大核心地区出现地区性霸权国家，进而危及美国安全，挑战美国全球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尼克松、基辛格、老布什等。

国防保守派亦被称为国防鹰派，同样秉持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维，相比现实主义保守派推崇强大军力及海外军事联盟的重要性，国防保守派倾向于综合使用经济、外交、军事等多种手段，其政策倾向缘于现实利益，由军方、军工企业、国会议员构成的军工利益集团往往通过夸大美国威胁、塑造假想敌，从而在高额国防预算中获得巨大利益。代表人物有前参议员麦坎恩、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

新保守派是20 世纪 60、70年代从左翼自由主义势力中分裂出来的，该派聚焦意识形态因素，笃信美国例外论，主张在全球推进西方制度模式，缔造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倾向于以武力手段达成目的，这与左翼势力差异明显。代表人物有“历史终结论”提出者福山等人。

社会文化保守派也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因素，但与新保守派基于人性追求与普世价值而推崇西方制度模式不同，社会文化保守派从宗教、族裔、文化等因素出发，认为西方之所以为西方，美国之所以为美国，关键在于文明的存续与发扬光大。该派将文明与意识形态因素相关联，扩展至宗教、族裔等因素，对内通过堕胎、移民等社会文化议题强化国民身份认同，对外则确保对所谓异类文明的压倒性优势，从“文明冲突论”[1]出发对其他文明的发展高度警惕乃至遏制打压。基督教福音派为主的宗教右翼既是该派系的主力军，也是共和党重要选民基础，通过选举政治极大地影响着共和党政府外交政策。代表人物有“文明冲突论”提出者亨廷顿、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前众议长金里奇等。

商业保守派秉持保守主义经济理念，对内推崇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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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Affairs 9RO 1R

干预，对外主张贸易投资自由化，以最大限度攫取经济利益。大金融、大商业、大企业是该派骨干力量，长期作为共和党重要“金主”，推动共和党政府施行亲资本的政策。代表人物有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前副国务卿佐利克等。

长期以来，上述五派势力共同影响、塑造着共和党政府对外政策。在对华政策上，自尼克松政府打破中美关系坚冰，开启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以来，除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初的短暂时间，历届共和党政府对华政策均较为理性务实，以对华接触合作为大方向。从右翼保守势力影响的角度来看，主要缘于保守势力总体较为正面的对华认知，以及对华决策被高度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保守主义派系所掌控。比如，冷战时期，尼克松政府、福特政府、里根政府任内，各派保守势力从不同角度出发都将发展对华关系视为战略机遇，对华决策大权亦被基于地缘战略利益对中国认知最为正面的尼克松、基辛格、黑格等现实主义派、国防保守派所掌控，对华政策遂朝着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推进战略安全合作方向发展。冷战结束前后，老布什政府时期，由于国际形势剧变以及中国国内政治风波，保守阵营内部共识虽不复存在，但基于中国自身大国地位所具有的战略意义，中美实力悬殊，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以及“历史终结论”下对中国政治转型的乐观预期等因素，保守势力对于中国的认知总体仍较正面。加之老布什、斯考克罗夫特等对华理性务实的现实主义“知华派”主导对华政策，遂顶住美国内政治压力，中美关系大局得以维持。后冷战时期，小布什政府上任之初，除商业保守派外，各派保守势力均将中国视为美国21世纪的主要潜在威胁，来自国防保守派、现实主义派、新保守派的拉姆斯菲尔德、赖斯、沃尔福威茨等“鹰派”干将主导对华政策，导致小布什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对华政策脱离接触合作轨道。“9·11”事件爆发后，美国推动全球反恐战略，加之2001年中国“入世”与中美经济关系的深度发展淡化了中国崛起的“负面效应”，各保守势力对华认知又发生了积极变化。随着经贸因素在美国对华决策中的重要性上升，新保守派、国防保守派关注点被中东、反恐等问题所牵扯，以财政部长保尔森、副国务卿佐利克为首的商业保守派开始主导对华政策，重回接触合作轨道并朝着促使中国深度融入国际体系、成为“负责任利益攸关方”的方向发展。

二、右翼保守势力对华战略认知的发展变化

从右翼保守势力影响共和党政府对华政策的历史可以看出，右翼保守势力总体对华认知趋于负面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重要原因之一。进入

21世纪以来，在经历了充分量的积累后，世界大变局发展态势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前后日益凸显。相较以中国为“领头羊”的非西方力量的加速崛起，美国与西方深陷系统性危机而衰落之势加剧，秉持美国利益至上、对美国实力地位与制度文明等有着超强自信的右翼保守势力难以接受，对于失去世界霸

权的战略焦虑感与时空紧迫感空前加强。尤其是当前在以人工智能、5*等新兴技术为牵引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向纵深发展，对经济增长方式、社会治理模式、战争战备形式产生革命性影响，加速了大国实力消长，各派保守势力对“领头羊”中国的认知趋于负面。

国防保守派、现实主义保守派将中国视为美国在地缘政治与安全领域的主要威胁。在其看来，在地缘政治回归、大国竞争的时代，中、俄等“修正主义”大国要打破地区乃至全球力量平衡，“修正”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地区与世界秩序，从而取代恐怖主义等成为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俄罗斯被其视为短期威胁，虽能制造危机，但不会成为像中国那样势均力敌的对手与长期

性战略威胁。[1] 而中国实力快速增长带来的安全挑战更为紧迫：一是中美在二是西太平洋地区军力差距缩小、“一带一路”向全球推进的地缘挑战；[2]

[1] (OEULGJH $ &ROE\ DQG $ :HVV 0LWFKHOO ³7KH $JH RI *UHDW 3RZHU &RPSHWLWLRQ +RZ WKH 7UXPS $GPLQLVWUDWLRQ 5HIDVKLRQHG $PHULFDQ 6WUDWHJ\ ´ Foreign Affairs 9RO 1R S ³3ODQQLQJ IRU &ULWLFDO DQG (PHUJLQJ 7KUHDWV RI WKH )XWXUH ´ $VSHQ 6HFXULW\ )RUXP -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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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³0LOLWDU\ &RPSHWLWLRQ ZLWK &KLQD 0DLQWDLQLQJ $PHULFDV (GJH ´ $VSHQ 6HFXULW\ )RUXP -XO\ KWWSV DUFKLYH RUJ GHWDLOV WKHDVSHQ 0LOLWDU\B&RPSHWLWLRQBZLWKB&KLQDB B0DLQWDLQLQJB $PHULFDBVB(GJH ³3ODQQLQJ IRU &ULWLFDO DQG (PHUJLQJ 7KUHDWV RI WKH )XWXUH ´ $VSHQ 6HFXULW\ )RUXP -XO\ KWWSV DUFKLYH RUJ GHWDLOV WKHDVSHQ 3ODQQLQJBIRUB&ULWLFDOBDQGB(PHUJLQJB7KUHDWVBRIB WKHB)XWXUH （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9 日）

中国科技进步对美国军事科技优势地位的挑战；[1] 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缘政治效应及其安全挑战，包括中国以市场、投资与援助等经济手段谋求政治

影响力，以及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供应链依赖所导致的安全威胁。[2] 国防保守派鼓噪中国威胁更为卖力，奥巴马政府时期，财政减支导致军费大减，反恐战争弱化且恐怖主义等低端对手难以拉动军费大幅增长，美国国内厌战情绪加剧，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干预难以为继，为了国防预算持续稳定增加，国防保守派在利益驱动下着力将中国塑造为强大的高端军事对手。

社会文化保守派、新保守派将中国视为意识形态与文明领域的主要威胁。福山等人认为，西方制度与文明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中，美国作为领导者，其自身制度陷于“功能衰退”，自由市场经济造成经济社会空前不平等，权力制衡的民主制度被党派与利益集团所挟持，政治议程难以有效推进，西方制度与文明的吸引力随着西方实力地位的整体性衰落而下降；中、俄等“威权国家”强势崛起，一些“转型国家”“脆弱民主国家”出现“民主倒退”，

整个世界重新陷入意识形态与文明竞争之中。[3] 两派势力在对自身制度与文明高度焦虑、不自信的同时，从维护美国西方在制度文明领域的霸权地位出

发，将中国视为美国在全球意识形态与文明竞争中的头号对手。[4] 基于这一战略定位，他们在全球范围对中国进行抹黑、施压，炒作中国以所谓“锐实力”渗透海外，以“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输出所谓“威权模式”，甚至在美国

[1] 5obert O. Worn and Greg Grant, “Beating the Americans at their Own Game An Offset Strate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enter I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19.

[2] “5egaining the Strategic Advantage in an Age oi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 Conversation with 0ichael Griiiin,” Hudson ,nstitute, April 13, 2018, https://www.hud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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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19, https://archive.org/details/theaspen-planningbiorbcriticalbandb(mergingbthreatsboibtheb

)uture.（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30 日）

国内制造反华“红色恐慌”，[1] 并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对于全球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炒作所谓中国“数字威权”模式。这一系列动作背后，是其对于中国在上述领域社会治理能力加强、治理模式渐具世界示范意义的戒

惧，担忧美国丧失对互联网这一“开放空间”“民主高地”的主导权。[2] 两派势力中，社会文化保守派对华敌意更强，金里奇在其新著《特朗普对决中国》里宣称，中国是美国建国243年来继纳粹德国、苏联等之后的第五个重大威胁，

中美之争是基于制度与文明完全对立基础上的你死我活、不容妥协的斗争。[3]社会文化保守派仇视中国，背后不乏为了西方与美国文明存续而刻意将中国塑造为敌的考虑。冷战结束初期，亨廷顿等保守派元老就曾指出，美国与苏联均非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要避免重蹈苏联国家解体的覆辙，使美国与西方文明传承下去，需要有强大的异类制度与文明的敌人，从而使美国人同仇敌忾，

在爱国情感中强化基于西方文明与制度之上的国民身份认同。[4]商业保守派对华认知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世界经济格局“东升西降”，特别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上升，不仅成为世界最重要的消费市场，而且朝着世界产业链中高端进军。此种发展态势所导致的利益结构变迁促使商业保守派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一方面，仍将中国市场视

为美国最大的机遇，2030年世界 40%的中产阶级将在中国，任何美国公司要

想生存，必须与中国做生意；[5] 另一方面，将中国视为长期挑战，中国向高科技领域进军，使中美经济互补时代结束，两国经济竞争性进一步加强，虽

[1] /arry Diamond and Orville Schell,

,nstitution Press Publication, 2019, pp.5-13.

[2]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Global Threat To )ree Speech,” Hearing Beiore The Congressional-([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April 26, 2018.

[3] Newt Gingrich, Trump Vs China: Facing America’s Greatest Threat, Hachette Boon Group, 2019, https://www.cecc.gov/sites/chinacommission.house.gov/files/documents/hearings/chs-Digital 20Authoritarianism 20hearing.pdi.（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10 日）

[4]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rosion oi American National ,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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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an American Business Succeed in China,” Aspen Security )orum, -uly 20, 2019, https:// archive.org/details/theaspen-canbamericanbbusinessbsucceedbinbchina. （上网时间：2020年4

月11日）

China’s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Hoover

Foreign Affairs,

然美国仍将在高科技领域占据绝对优势，但从长期看，在中国政府产业政策支持下，中国企业将基于巨大市场规模之上的成本优势与不断增强的科研能

[1]力相结合，并以更具性价比的产品抢占海外市场，令美国优势面临严峻挑战。近年来，这种对于中国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的担忧，不仅反映在美国商界对“中国制造2025”的关注上，而且弥漫于美国多个主要产业。华尔街担心中国互联网金融对其传统信用卡业务的冲击，美国航空业界担心“中国商飞”发展使其得以趁波音飞机失事、质量被诟病之机抢占国际市场，谷歌、脸书等互联网巨头忧心于百度、腾讯等将中国互联网经济规模、海量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加以结合，挑战其世界主导地位。

除了右翼保守势力总体对华认知发生变化，各派系影响力变化也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重要原因。

民粹派异军突起，与社会文化保守派、国防保守派一道，成为特朗普执政施策、谋求连任最重要的依赖力量。民粹派脱胎于右翼保守阵营内对共和、民主两党精英阶层不满的反建制派力量，代表人物包括班农、纳瓦罗、罗斯、莱特希泽等人，其支持者多为身处美国内陆、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较低、受经济全球化冲击较大、信奉基督教的白人平民。在政策主张上，民粹派有着强烈的白人民族主义倾向，其认为精英阶层已沦为“全球主义者”“利己主义者”“多元文化主义者”，导致西方基督教文明与资本主义制度陷于深重危机中，因此要求还政于民，对内重塑资本主义制度使财富分配更加平均，加强移民管控以强化基督教白人社会的纯净性；对外强调公平与互惠贸易，减少国际制度对美国利益的侵蚀，使制造业与就业岗位回归美国，并从崇尚武力的“杰克逊主义”传统出发，高度重视国家安全与军力建设。民粹派将[1]

三、民粹主义保守派崛起下右翼保守势力派系影响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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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视为美国精英阶层的“合谋者”与美国面临的最迫切挑战，认为中美经贸问题导致了美国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引发了毒品滥用、社区崩溃等经济社会问题，还令中国获得尖端科技，影响美国的长期福祉与国家安全，如不调整对华政策，中国将在未来25 年至 30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美国遂

亟须与中国打一场经济战。[1] 在政策主张与选民基础上，民粹派与社会文化保守派、国防保守派多有重叠之处，这也成为三派势力在特朗普政府内共谋政策的前提与基础。事实上，特朗普作为政治实用主义者，顺利执政并再次当选总统是其首要关切，除了依赖民粹派及其信众力量外，亦须借助建制派力量。社会文化保守派，特别是以基督教福音派为主的宗教右翼，是特朗普重要的选票来源，因而为其所倚重。国防保守派在强大国防上与特朗普及民粹派政策主张一致，尤其是在特朗普对现实主义派、新保守派主张的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嗤之以鼻，并因“通俄门”等事件对由这两大派系掌控的国务院、情报部门心存芥蒂情况下，自然成为特朗普在国家安全与外交方面得以借助的建制派力量。

与此同时，长期对共和党政府政策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对中美关系起

积极作用的商业保守派，在共和党内的地位与政策影响力大幅下降。2016年大选时，为赢得中低收入阶层选民支持，特朗普即对商业保守派大肆抨击。

2017年上台之后，政策分歧日益显露，特朗普在移民、贸易等方面的政策严重冲击商业保守派的价值理念与现实利益，两者关系趋冷并拉开距离。长期

支持共和党的美国商会、“科赫”网络等组织明确表示，2020年大选不再支持特朗普与共和党，而特朗普身后的“金主”本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大企业、大商业、大金融势力，而是来自美国内陆的油气、博彩、军工利益集团，因

[1] Walter 5ussell 0ead, “Steve Bannon ,sn¶t Going Awa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3, 2017; Peggy Noonan, “Does Steve Bannon Have Something to Off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5-16, 2017; 5obert .uttner, “Trump¶s (mbattled Strategist Phones 0e, 8nbidden, to Opine on China, .orea, and His (nemi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The American Prospect, August 16, 2017; Peter Navarro and Greg Autry, Death by China: Confronting the Dragon — A Global Call to Action, Pearson (ducation, ,nc, 2011.

此他对商业保守派亦毫不妥协。[1]

四、右翼保守势力影响下的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

在保守势力对华认知趋于负面以及民粹派、国防保守派、社会文化保守派等华强硬势力掌控对华政策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形成了对华全面竞争政策格局。这一政策调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特朗普上台初期，较倚重有执政经验与权力根基的共和党建制派势力，库什纳、姆努钦、科恩、马蒂斯、麦克马斯特等出任要职，这一人事安排及其背后的建制派政策路线极大地影响了特朗普政府上台初期的对

[2]华政策。尽管班农、纳瓦罗在进入白宫后即将应对中国威胁作为最重要议题，但在与建制派斗争中，民粹派落于下风，商业保守派、国防保守派掌控对华政策，加之2017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亦使美国仍需对华合作加以应对。特朗普政府这一阶段的对华政策总体上回到了共和党传统路线，未将竞选期间的强硬言论付诸实施。在库什纳等人推动下，中美元首实现互访，双方建立四大高层对话机制，启动中美百日行动计划等，美方继续通过接触合作以解决对华分歧。与此同时，在国防保守派、现实主义派推动下，特朗普政府率先在地缘政治与安全领域调整对华政策，加强了对华竞争的一面。早就对奥巴马政府在地缘上对华“软弱”不满的两派势力，亦迫不及待地实施对华“战略推回”、在印太地区加强对华力量制衡，重启美军南海“自由航行”并增

加航行频次、使之常态化，[3] 推动出台“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等。

第二阶段，2018年初开始，由于 2017年在减税等重要政策议程上取得

[1] -osh Dawsey and 0ichelle

[2] 5obert .uttner, “Trump¶s (mbattled Strategist Phones 0e, 8nbidden, to Opine on China, .orea, and His (nemi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THE AMERICAN Prospect, August 16, 2017; Peter Navarro, “Why the White House Worries About Trade Defici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0arch 7,

2017.

[3] Gordon /ubold and -eremy Page, “8.S. Set To Boost Patrols in Disputed Waters,”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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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加之美国经济向好，特朗普执政信心和权力基础得到加强，在治国理政方面、尤其是经济政策上对商业保守派等建制派势力依赖下降，转而着眼于 2018 年中期选举、2020年大选，开始兑现 2016年大选承诺、回应民粹派及其选民诉求，以期夯实选举根基。在民粹派关注的贸易、移民等议题上，特朗普采纳民粹派政策路线，疏远建制派。对华经贸政策上，民粹派取代商业保守派成为特朗普最倚重的力量。对华安全政策上，麦克马斯特、马蒂斯等国防保守派，通过主导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等战略文件的制定与执行，继续掌控政策。在这两大对华强硬势力影响下，加之美朝领导人历史性会晤、朝鲜威胁紧迫性下降，特朗普政府推翻了以接触合作为主的对华政策路线，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等文件明确政策调整方向，宣布美国对华接触合作政策已告失败，中国成为美国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应举

全政府之力与中国进行长期全面战略竞争。[1] 基于民粹派、国防保守派的政策偏好，重点在地缘政治与安全、经贸两大领域推进政策调整。经贸领域成为美国对华竞争新战场，商业保守派虽着力稳定中美经济关系，但民粹派政

策影响力更胜一筹。2018年 3月，在纳瓦罗、罗斯建议下，特朗普以中国为主要对象国宣布对钢、铝征收关税，拉开对华贸易战序幕。白宫经济委员会

主任科恩虽积极努力，但因未能挽回局面愤而辞职。[2] 随后，号称“将美国蓝领工人而非跨国公司利益放在首位”、认为让中国“入世”是重大战略失误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主持完成中国对美知识产权侵权调查后，说服特朗普对 500亿美元中国高科技产品课以25% 关税。[3] 此后，为避免中美贸易战升级，财长姆努钦为首的商业保守派促使特朗普同意与中国谈判，但纳瓦罗、莱特希泽等民粹派立场强硬，主张以贸易战威胁迫使中国实施经济“结构性改革”，甚至通过实施关税使外资企业离开中国，在令制造业与就业岗

[1] 7KH :KLWH +RXVH ³1DWLRQDO 6HFXULW\ 6WUDWHJ\ RI WKH 8QLWHG 6WDWHV RI $PHULFD ´ 'HFHPEHU KWWSV ZZZ ZKLWHKRXVH JRY ZS FRQWHQW XSORDGV 166 )LQ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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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回归美国的同时，使中美经济“脱钩”，并将中国逐出全球供应链体系，从而迟滞中国发展。在对华贸易谈判中，上述两派矛盾公开化，姆努钦推动

中美达成协议的努力功亏一篑。[1] 特朗普政府于6月对上述中国产品实施第

一轮关税制裁；9月，在莱特希泽领导下贸易代表办公室对20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启动第二轮关税制裁，对华贸易战持续升级。中美关系整体氛围逐渐恶化，并从经贸竞争向地缘政治与安全领域溢出，国防保守派乘势推动特朗普政府加快政策调整，推出一系列竞争性举措强势，包括成立美国印太司令部以整合资源推进印太战略，出台《核态势评估报告》以中、俄为打击对象强化核战略能力，成立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以加强与“一带一路”竞争，拒绝邀请中国参加 2018年“环太平洋”军演而为两国军事关系“踩刹车”等。

第三阶段，2018 年 10月，随着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重要涉华演说，社会文化保守派、国防保守派、民粹派三大强硬势力合流，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向纵深推进，尤其是在意识形态与文明领域，打破了长期以来共和党政府相对低调务实的传统。彭斯、蓬佩奥等社会文化保守派极大地塑造着对华政策，作为国内宗教右翼领军人物，彭斯自诩“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保守派、

最后才是共和党人”，[2] 蓬佩奥号称要做“基督教领袖”，以对于上帝的信

仰与使命塑造美国外交。[3] 二人从狭隘的宗教观出发，对所谓“异类制度与文明”的中国极为敌视。在其影响下，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不仅在涉疆、涉港、涉台等议题上大肆抹黑、施压中国，指责中国“干涉美国民主政治”，将中美在地缘政治、经贸等领域一切纷争归因于中国政权性质，

并基于中美文明冲突设计对华战略。[4] 此外，国防保守派、民粹派也在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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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LQJ D FKULVWLDQ OHDGHU （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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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ll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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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关注的地缘政治与安全、经贸领域继续推动对华竞争发酵升级。首先是国防保守派。随着“军火商”沙纳汉、埃斯珀取代马蒂斯等“将军帮”先后执掌国防部，军工利益集团的利益被进一步放大，特朗普政府在安全领域接连发布对华强硬举措，包括成立太空军、发展超音速武器、加强导弹防御、加大对印太战略投入等。其次是民粹派。从中美元首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谈前夕

纳瓦罗抨击“华尔街”出卖美国利益并试图阻挠会谈达成协议，[1] 到莱特希泽主持对华贸易谈判、强力对华施压导致2019 年 5月谈判失败、美国启动对

华第三轮、第四轮关税制裁，[2] 致使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进入2020 年大选年之际，尽管特朗普为塑造有利选情，推动重启中美谈判，但美国在经贸领域对华强力竞争的局面并未根本改变。经过多轮贸易制裁，美国仍对约

37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更具战略意涵的是，以美国“围剿”华为为标志，民粹派一手导演的贸易极限施压蔓延至科技领域。在此过程中，国防保守派、社会文化保守派亦大打出手，与民粹派成合流之势。

五、共和党对华政策的发展趋向

2020年以来，随着“大选年”“疫情年”的双重政治效应叠加，在右翼保守势力影响下，美国对华全面竞争的政策格局呈现进一步强化态势。在经贸领域，美国中止联邦养老基金在华投资，贸易脱钩扩展到金融脱钩。科技脱钩继续发展，美国对华为的“断供”由本土生产芯片扩大到全球，纳瓦罗、罗斯之流借新冠疫情鼓噪在华制造业、医疗供应链等回归美国。在地缘政治领域，美国在大中东地区保持战略审慎，避免因“斩首”苏莱曼尼而陷于对伊朗的战争，履行与塔利班协议、从阿富汗撤军，从而集中力量在印太地区对付中国，在涉台、涉南海议题上不断挑战中方红线，动摇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对中美关系冲击最大的，当属右翼保守势力处心积虑欲借新冠疫情将中美竞争引向意识形态与文明之战，在蓬佩奥、彭斯等策划下，从恶毒攻击“中

[1] “Peter Navarro¶s Politburo Playbo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3, 2018.

[2] William 0auldin and 9ivian Salama, “Trump Plans New Tariffs on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 2019.

国是亚洲病夫”，到冠以“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等转嫁责任、激起美国民众对华对立情绪，以及史无前例地驱逐中国驻美记者。上述种种卑劣行径，一是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模式优越性凸显、“抗疫”外交使中国国际影响力增强，右翼保守势力对华忌惮乃至敌意上升；二是在新冠疫情冲击美国经济、难以继续打“经济牌”的情况下，特朗普及右翼保守势力针对保守派选民在族裔、经贸等议题上偏好，改打“中国牌”，调动大选选情。

未来一段时期，无论共和党继续执政，亦或下野，右翼保守势力仍将对美国对华政策施以巨大影响。总体看，在美国保守主义阵营以及共和党重组背景下，共和党对华政策将继续朝着民族主义、霸权主义方向发展。这一重组使原本长期支持民主党的白人平民阶层日益进入保守阵营、成为共和党的拥护者，而在经济政策上偏保守、社会文化政策上偏自由、对外秉持国际主义路线的商业保守派选民，与共和党渐行渐远。共和党正由传统意义上由商业大佬、政治精英掌控的“贵族党”，重组为主要由身处美国内陆落后地区、信奉基督教的白人平民组成的“平民党”。这一选民群体推崇强大的国防与安全，支持经济民族主义，笃信西方文明优越论等，对外具有强烈的白人民族主义、霸权主义倾向，在美国选举政治以及愈演愈烈的民粹主义风潮下，为回应这一选民群体的利益诉求与情感宣泄，共和党的对外政策将更加民族主义化、霸权主义化。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全面竞争的对华政策，及其背后保守势力总体对华认知趋于负面，民粹派等三派反华势力得以成为这一政策的重要牵引力量，皆缘于此。随着美国保守主义阵营以及共和党重组的进一步演进发展，共和党对华政策的民族主义、霸权主义色彩将进一步加深，其对华全面竞争政策很可能继续朝着更为强硬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