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抗疫外交”：成效与启示

〔提 要〕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通过多边、双边和公共外交等形式，在较短时间内改变了在国际舆论中的不利局面，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信心，巩固和发展了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国的抗疫外交体现出了一些引人关注的创新和经验。在疫情后时代的大变局中，中国需要继续创新外交举措，重视东亚地区在疫情中呈现出来的合作潜力，用地区合作推动全球化迈上新台阶；积极推动建立更强有力的全球卫生治理体制，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进一步强化总体外交协调能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关 键 词〕抗疫外交、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外交、中国外交〔作者简介〕周鑫宇，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0）5 期 00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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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一度成为国际舆情关注的中心。中国外交不仅担负着为国内抗疫争取支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任务，而且还要同各种将中国抗疫污名化、政治化的图谋作斗争。因此，中国抗疫外交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冷战后全球主流媒体意识形态演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舆论对策研究”（18ZDA320）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外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任冬旭为本文所作的贡献。文中疏漏由作者本人负责。

[1]

内涵 丰富，处境复杂，其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值得对其予以关注。

一、中国“抗疫外交”的主要举措

[2]中国作为最早暴发大规模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之一， 受到冲击最早、面临的国际政治压力最大。中国抗疫斗争的首要目标是结束国内的疫情传播，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经贸人员往来，克服疫情带来的连锁政治经济影响。这一时期外交工作最紧迫的目标则是在诸多不利的外部条件下回应舆论压力，维护国家形象、开展国际合作、巩固外交关系，有效稳定和改善国际环境，为国内抗疫和改革、发展、稳定创造良好局面。随着 2020 年 4月中国国内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抗疫外交也实现了阶段性的主要目标。这期间中国的外交工作庞杂细致，包括很多内容，以下仅从多边外交、双边外交、公共外交三个角度选择作者认为最具有创新性和突破性的问题加以分析：

[1] 在相关研究领域，国内外比较成熟的概念包括西方学者提出的“灾难外交”和中国学者谈论较多的“卫生外交”“救援外交”等。“灾难外交”指在重大公共安全危机发生以后，受灾国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舆论环境和衍生的外部政治经济威胁，需要及时开展多方面的外交行动，以维护国家形象、稳固政治关系、改善经济环境等。参见Ilan elman, Disaster Diplomacy: How Disasters Affect Peace and Conflict, Abingdon: Routledge, 2012。“卫生外交”“救援外交”等概念主要被国内学者用来分析一个国家通过参与国际灾难救援、公共卫生合作而推动外交关系发展的行为。参见赵磊：“公共卫生外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面旗帜”，《学

习时报》2020 年第 5期；张清敏：“外交转型与全球卫生外交”，《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 2期；周庆安：“救援外交需畅通国际渠道”，《环球时报》2008年 6 月 16日。中国的抗疫外交包含了以上两个方面：自2020 年 1月开始抗疫斗争，到2020 年 4月武汉解除封城、中国国内大流行得到控制，这一阶段所开展的外交主要符合西方所说的“灾难外交”概念。

2020 年 4月以后，随着中国疫情的基本结束、世界各国疫情的大范围暴发，中国外交转入比较典型的“卫生外交”“救援外交”。两个阶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都值得分析研究。由于学术界以往对中国卫生救援外交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再加上到本文完稿之时全球疫情尚未结束，许多重要的变化才刚刚开始发生，因而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抗疫外交”的第一阶段，兼顾第二阶段的相关发展。

[2] 到本文截稿时间为止，新冠肺炎疾病的最初暴发地（特指集中大规模疾病感染的出现）还没有定论。从各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泰国在1月上旬向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报告了新冠肺炎疾病的确诊病例；到1月中下旬，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主要东亚国家和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美国家都有疫情报告。相比之下，中国等东亚国家最早受到大规模疫情的冲击。

（一）加强多边协调

在重大风险关头，中国外交最重要和有力的举措之一是同世界卫生组织开展及时沟通和密切合作。武汉疫情暴发之初，西方多国对中国采取了撤侨、断航等措施，西方媒体和部分政客大肆炒作中国疫情中的一些问题，发动对中国的政治攻击。中国一时间在国际上处于被动状态。外媒的炒作搅动国内舆论，加剧了突发事件中的社会应激反应和信任缺失。如何传递真实信息、获取国际信任、帮助稳定国内民心，是抗疫外交面临的头号任务。而世界卫生组织作为中立、客观、专业的第三方权威机构，是实现这一外交目标最重要的合作对象。从时间线来看，中国在发现疫情的第一时间就向世卫组织通

报了相关信息。1月 29日，在中国国内疫情进入高峰的至暗时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访问中国。此后，国际专家组又对武汉和其他重要中国城市的疫情进行了深入考察。中国开放透明的姿态赢得了世卫组织的肯定，后者在

[1]国际舆论中及时发出客观、权威的声音。 2 月 29日世卫组织发布的《中国-世卫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对新冠肺炎病毒

[2]的来源及暴发作了科学的说明，认可了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 世卫组织认可和支持中国的抗疫工作，中国也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除了及时和持续地向世卫组织通报信息、配合参与世卫组织的相关研究和调查项目，中国还增加了对该组织的资金支持。中国和世卫组织之间建立起的合作和信任关系成为了国家“灾难外交”案例中的典范。

此外，中国还充分利用各种多边外交场合推动国际社会合作抗疫。在2月中旬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外交部副部长秦刚、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等都与会介绍中国抗击疫情的工作、回应西方的疑问和抹黑，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3 月 26 日，二十国集团

（G20）领导人举行视频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

[1] Donald G. Mcneil Jr, “Inside China’s All-out War on the Coronaviru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9, 2020, https:// www. nytimes. com/ 2020/ 03/ 04/ health/ coronavirus- china- aylward.

html?searchresultposition=1.（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7 日）

[2]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port of the Who-china Joint Mission on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 February 29, 2020,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

who-china-joint-mission-on-covid-19-final-report.pdf.（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7 日）

[1]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四点倡议，把多边抗疫外交继续推向高潮。 此

外，中国通过“10+1”“10+3”等地区合作机制，团结周边国家共同开展抗

疫合作。2月 20日，在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上，中方建议推动中国与东盟卫生、检疫、交通、出入境等部门密切协调，探讨建立中国 -东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中国-东盟防疫物资储备中心。4月 14 日，东盟 10+3机制举办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会议发表了联合声明，提出了18项目标共识，制定了“疫情区域联防联控”和“经济区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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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双轨推动方案。

（二）开展双边沟通与合作

在双边外交中，最引人瞩目的首先是“首脑电话外交”。1月 20 日之后的三个月左右时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同多个国家的元首通电话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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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次， 介绍中国抗击疫情的情况。其中，与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沙特等国家还进行了不只一次的通话。这种特殊形式的首脑间“电话外交”，就其密度和内容来说创下了中国外交史上的一项记录。首脑外交推动了最高层面的战略沟通，也为外交部门和各驻外使馆的具体工作打下了基础。

此外，医疗卫生援助合作也是中国抗疫双边外交的重要方面。疫情暴发之后，多个国家对中国开展了援助，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对华援助使用了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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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化特色的表达。 中国随后也“礼尚往来”，营造出带有文化韵味的

[1] “Extraordinary G20 Leaders’ Summit Statement on COVID-19,” March 27, 2020, https://

g20.org/en/media/documents/g20_extraordinary 20G20 20Leaders E2 80 99 20Summit_ Statement_en 20 3 .pdf.（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8日）

[2] 黄钰钦：“‘关键时刻’10+3开启特别会议 中方三点倡议助区域合作‘双轨驱动’”，

中国新闻网，2020 年 4 月 15 日， www.chinanews.com/gn/2020/04-15/9157766.shtml。（上网时

间：2020 年 6 月 10 日）

[3] “‘50+1’通电话，都和这件大事有关”，新华网，2020 年 5 月 16 日， 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5/16/c_1125994633.htm。（上网时间：2020 年 6 月 24 日）

[4] 日本驻华大使馆：“来自日本各界的支援物资抵达武汉市，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当地市民雪中送炭”，2020 年 2 月 17 日， https://www.cn.emb- apan.go. p/itpr_zh/00_000455. html；中国驻大韩民国大使馆：“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新闻发言人：中国10省市将积极调剂口罩，确保首批向韩国 500万只的出口”，2020 年 3 月 9 日， http://kr.chineseembassy.org/chn/

sgxx/t1753657.htm；中国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和在伊某中资向伊朗捐赠 5000 人份核酸检测试剂盒”，2020年 2 月 26 日， http://ir.chineseembassy.org/chn/sgzc/

t1749681.htm；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马学军研究员赴伊朗援助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2020 年 3 月 2日， http://www.chinacdc.cn/yw_9324/202003/t20200302_213979.html。（上

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7 日）

友好氛围，增强了民间亲近感。值得关注的是，3月初中国就开始了成规模的对外援助。彼时国际疫情正处在暴发初期，中国国内疫情所带来的物资人员压力刚刚有所缓解。可以说，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在“第一时间”进行的。从受援到回援，这种国家之间的彼此援助不但展现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意愿，也反映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各国落地生根。以欧洲为例，意大利是欧洲疫情出现最早、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政府3 月 12 日开始多次向意大利派出支援团队，是第一批主动支援意大利的国家 当时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疫区，这时开展的对外援助可以说是“患难与共”。

[1]中国的援助获得了意大利官方和民间的感谢。 此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分别以英文、法文、德文三种语言录制视频讲话，感谢中国为欧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支持。捷克总统泽曼在电视讲话上感谢中国，因为中国是唯一一个为捷克提供医疗物资援助的国家。塞尔维亚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中国医疗支援团队到来。乌克兰卫生部副部长代表乌克兰政府为中国送来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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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紧急抗疫物资表达感激。 在政府间外交的推动下，城市和地方层面上的双边医疗卫生合作案例更是数不胜数。

（三）创新开展对外宣介和公共外交

西方“灾难外交”理论非常强调国际舆论的作用。武汉疫情暴发之后，中国面对的不仅是一般的国际形象和信任危机，还包括特殊的、带有政治目的的“舆论战”。反击西方的刻意抹黑、增进世界各国民众对中国抗疫的准

[1] Jacopo Barigazzi, “Italy’s Foreign Minister Hails Chinese Coronavirus Aid,” Politico, March 13, 2020,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italys-foreign-minister-hails-chinese-caronavirusaid/；“意大利官员：感谢中方的慷慨帮助”，《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0 年 3 月 12 日， https://bai iahao.baidu.com/s?id=1660927276354451938&wfr=spider&for=pc。（上网时间：2020年 4 月 4日）

[2] “Von der Leyen Says EU Grateful for China’s Support,” Xinhua News, March 19, 2020,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0-03/19/c_138895724.htm “China Sends More Medical Aid after Czech President Appeals for Help in Its Fight against COVID-19,” CGTN, March 20, 2020, https:// news. cgtn. com/ news/ 2020- 03- 20/ Czech- president- thanks- China- for- support- in- fighting

Covid-19-pandemic-p0 Sr9 Ol6/index.html “Serbian President isses Chinese Flag as Support Team Arrives,” CGTN, March 22, 2020, https://news.cgtn.com/news/2020-03-22/serbian-president

kisses-chinese-flag-as-support-team-arrives--p3flpiemba/index.html；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中

国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抗疫物资”，2020年 4 月 2 日， http://www.cidca.gov.cn/2020-04/02/

c_1210541635.htm。（上网时间：2020年 4 月 4日）

确认识是中国公共外交责无旁贷的任务。

中国抗疫公共外交最具有突破性的动作是“推特外交”。2月 14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发出了第一条推特。此后，华春莹的推特账号在疫情期间持续发文，其推特账号甚至用日语表达对日本疫情的关心。中国外交部另一位发言人赵立坚也使用推特发声，引发较大关注。部分驻外使馆也开始运用新媒体。例如，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张霄在“脸书”上发表言论，用更加适应社交媒体环境的个人语言风格而不是外交官的公务语言，反驳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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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抹黑。 还有不少使馆利用自己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宣传疫情期间的国际援助和民间友好行为，其中不乏感人的故事和细节。中国外交官和驻外使馆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以带有个人语言风格的方式、针对重大焦点问题发声，证明中国在抗疫外交期间开始把国际社交媒体放入公共外交“工具箱”。

疫情期间，中国驻外使节纷纷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介绍中国疫情的实际情况，回应国外社会普遍存在的疑问，抓住西方舆论报道中出现的种族主义、

[2]事实不清等问题，予以反驳和回击。

除接受媒体采访以外，中国驻外使馆的公共外交还包括同各国意见领袖的沟通。例如，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疫情期间除了多次登上媒体，还走访英

[3]国的主要智库，交流中国的立场。 相较而言，西方智库比媒体更重视宏观

[1]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大使馆：“张霄大使脸书：别再甩锅找替罪羊，是时候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2020 年 3 月 14 日， http://kz.chineseembassy.org/chn/sgxx/sgdt/t1755938. htm。（上网时间：2020年 3 月 17 日）

[2] 中国驻澳大利亚联邦大使馆：“王晰宁公使就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召开

中澳媒体记者会”，2002年 2 月 5日， http://au.china-embassy.org/chn/sghdxwfb/t1740433.htm；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mbassador Liu iaoming Gives Exclusive Interview on CGTN’S Global Business,” March

28, 2020, http://www.chinese-embassy.org.uk/eng/dshd h/t1763001.htm；中国驻意大利共和国大

使馆：“李军华大使就新冠肺炎疫情接受意大利国家电视台直播专访”，2020年 2 月 21 日，

https://www.fmprc.gov.cn/ce/ceit/chn/sbdt/t1747705.htm；中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吴

恳大使接受德国《青年世界报》专访实录（下）”，2020年 3 月 5日， http://de.china-embassy. org/chn/dszl/ds scf/t1752525.htm；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驻法国使馆发言人对法国媒体

针对使馆质疑的回应”，2020年4月1日， http://fr.china-embassy.org/chn/ttxw/t1764464.htm。（上

网时间：2020 年 4 月 4日）

[3]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eynote Speech by H.E. Ambassador Liu iaoming at the Chatham House: Pull in the Same Direction and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March 2, 2020, http://www.chinese-embassy.org.uk/eng/dshd h/t1751448.htm.（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7 日）

分析和政策影响。刘晓明在英国智库的讲话主要涉及战略学者关心的国际秩序问题等，相比媒体采访注意调整了侧重点。中国外交官与国外智库的接触，更有利于对方精英层客观全面认识中国抗疫，进而影响当地舆论。

中国外交官员主动接触西方主流媒体、在国际社交媒体开设账号、直面舆论挑战、更加直率地表达观点、有意识地运用差异化的身份和具有个性色彩的语言，这在中国公共外交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是抗疫外交所激发出的重大改变。

二、抗疫外交的效果与经验

中国的抗疫外交不仅助力国内疫情防控阻击战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而且在维护中国国际形象、巩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世界各国的灾难外交具有启发意义。

一方面，抗疫外交的举措有效改善了国际舆论，世界各国对中国抗疫的了解和信心增强。疫情暴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从多个角度对中国展开舆论攻击，这些攻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首先是政治妖魔化。例如

[1]攻击中国政府掩盖疫情，隐瞒真实数据； 指责中国政府封锁言论、封锁城市，限制个人自由，并牵扯到涉疆、涉港等问题，宣称中国政府力量不受限制，

[2] [3]是世界性威胁。 也有一些研究断言中国将发生持续的政治危机。 其次是

[ 1] Nick Wadhams and Jennifer Jacobs, “China Concealed Extent of Virus Outbreak, U. S. Intelligence Says,” Bloomberg News, April 1, 2020, https:// www. bloomberg. com/ news/

articles/2020-04-01/china-concealed-extent-of-virus-outbreak-u-s-intelligence-says.（ 上 网 时 间：

2020 年 4 月 2日）

[2] Sheena Chestnut Greitens, Myunghee Lee and Emir azici, “Understanding China’s Preventive Repression’ in in iang,” The Brookings, March 4, 2020, https://www.brookings.edu/

blog/order-from-chaos/2020/03/04/understanding-chinas-preventive-repression-in-xin iang/ Motoko Rich, “Why Asia’s New Wave of Virus Cases Should Worry the World,”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31,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31/world/asia/coronavirus-china-hong-kong-singaporesouth-korea.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日）

[3] evin Rudd, “The Coronavirus and i Jinping’s Worldview,” Belfer Centre of Harvard ennedy School, February 8, 2020, 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coronavirus-and-xiinpings-worldview.（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5日）

经济妖魔化。西方媒体和智库夸大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打击世

[1]

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宣扬中美经济“脱钩论”，如宣称“冠状病毒的最大影响在于，西方国家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美国和西方仍可以蓬勃

[2]发展”等。这些言论与中美贸易战挂钩，呼吁美国降低和中国的相互依赖。最后是文化妖魔化。西方部分主流媒体和大量自媒体也把攻击的矛头瞄准中国文化、中国人，比如利用食用野生动物、政治文化等问题渲染“新东亚病夫论”，[ 3]煽动对中国人的排斥、歧视、隔离。[4]西方的政客、媒体、自媒体编织了一个话语大网，中国的国家形象面临严重恶化的风险。

抗疫外交对此予以回应，引导国际社会正确理解中国疫情，支持中国的抗疫斗争，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建立信心。随着中国公共外交活动的展开，也伴随着西方国家国内疫情和政情的变化，西方主流媒体涉华舆论开始多元化，理性看待中国的声音增加。为了评估这一变化，我们对《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两份国际主流媒体2020 年 1 月 10 日至 3 月 10日涉及中国疫情的文章进行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在中国疫情暴发的初期，美国两家主流媒体的对华负面报道占据绝对优势；在2 月到 3月之间，美国两家媒体对华的

[ 1] “China’s Economy Faces Virus Aftershocks from Lost Jobs to Debt,” Bloomberg News, March 26, 2020,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3-25/five-charts-showthe-economic-risks-that-china-is-now-facing Daniel Russel, “The Coronavirus will not be Fatal for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ut It Will Strike a Heavy Blow,” March 17, 2020, https:// 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coronavirus-will-not-be-fatal-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it-willstrike-heavy Philip Citowicki, “Domestic Vulnerabilities Lie behind China’s Aggressive Expansion,” Australia Lowy Institute, February 14, 2020, http://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domesticvulnerabilities-lie-behind-china-s-aggressive-expansion.（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2日）

[2] Richard N. Haass, “Why the Coronavirus Should Change the Way We Think about China,” American Committee of Foreign Relations, February 11, 2020, https://www.cfr.org/article/whycoronavirus-should-change-way-we-think-about-china Bernard Moreland “Coronavirus’ Greatest Impact Reveals U.S. and West Can Thrive witho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February 15, 2020, https:// www. washingtontimes. com/ news/ 2020/ feb/ 15/ coronavirusgreatest-impact-reveals-us-and-west-ca/.（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5日）

[3] Walter Russell Mead, “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3, 2020, https://www.ws .com/articles/china-is-the-real-sick-man-of-asia-11580773677.（上

网时间：2020 年 3 月 5日）

[4] i-zheng Lian, “Why did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Start i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1,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2/20/opinion/sunday/coronavirus-china-cause. 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17 日）

[1]负面报道明显下降，中立的报道占据了主流，正面报道也有上升。 在上述观察期内，中国的疫情还没有得到全面控制，而美国的疫情也尚未全面暴发。这期间美国主流媒体的对华态度出现转变，可以基本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证明中国公开透明的信息传递和全方位的沟通外交努力产生了效果。

进入 4月以后，西方主流媒体把主要矛头转向国内，集中向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不力开炮。虽然美国朝野在对华态度上至今仍然不够理性和客观，但是要像在1 月和 2月那样一味抹黑中国、甩锅中国已经没有市场了。短短几个月间，美国就失去了自以为是、指指点点的心态，转而用焦虑和恐惧的

眼光看待中国的恢复和发展。根据我们对西方智库的研究，4月以后欧美主流智库也开始批评西方正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而相比之下，中国正从疫情中恢复过来，同时伸出援手帮助其他国家，这表明中国正在逐步获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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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疫情防控的话语权。 中国从一个“失败国家”形象几个月内迅速转化为“成功国家”的形象，这在灾难外交的历史中也堪称经典。这种国际认知的变化，首先是中国国内抗疫成功本身带来的，但跟中国通过多边、双边和公共外交手段开展的沟通也有关系。

另一方面，抗疫外交的举措有效稳定和发展了伙伴关系网络，有助于争取最大层面的支持。疫情中的国家关系打破了“西方”与“非西方”、“美国盟友”与“传统友好国家”的界限，也给中国外交关系网络提出了新的要求。武汉疫情暴发以后，各国对华态度分化明显。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攻击态度使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一度趋于恶化。但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并非铁板一

[1] 文章评判标准如下：“正面”表示文章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各领域活动展现信心；“中立”则在文中未涉及对中国的政治倾向，只对中国的国内外行动作了客观描述；“负面”则在文中有针对中国的批评和污蔑。

[2] urt M. Campbell and Rush Doshi, “The Coronavirus Could Reshape Global Order: China is Maneuvering for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s the United States Falters,” Foreign Affairs, March 18,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3-18/coronavirus-could-reshape-globalorder Daniel F. Runde, “Competition or Coordination: Coronaviru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CSIS, March 27, 2020,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ompetition-or-coordination-coronavirus-developingworld Chad P. Bown, “COVID-19: China’s Exports of Medical Supplies Provide a Ray of Hope,” PIIE, March 26, 2020, https://www.piie.com/blogs/trade-and-investment-policy-watch/covid-19chinas-exports-medical-supplies-provide-ray-hope.（上网时间：2020 年 4 月 4日）

[1]块。欧洲的舆论虽然出现了一些和美国相似的声音， 但总体来说相对克制，在政策层面对中国也相对中性。而在东亚国家中，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虽然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却对中国保持相对友好的姿态。再加上巴基斯坦、俄罗斯等传统友好国家的支持，中国和周边国家在疫情期间出现了守望相助、彼此支援的亲近氛围。

中国的抗疫外交得到了世界范围内多个国家政府的积极回应，中国同欧洲、非洲、中亚等地区的合作都有加强，中国同东亚邻国的抗疫合作尤为引人瞩目。东亚是最早受到疫情冲击的地区之一。到5月为止，东亚国家染病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病死率都普遍低于其它国家。这证明疾病的传播得到了更有效的控制。这样的表现跟东亚地区国家的国内政治理念、管理政策、文化传统都有一定关系，也跟东亚地区在疫情冲击下表现出来的国际团结分不开。这种团结在多个层面上表现出来。首先是政治信任。疫情出现之后，东亚国家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指责。与国际疫情发展中出现的争吵和杂音比起来，东亚国家的政府和民间合作是主流。其次是政策协调。东亚国家在第一时间就针对防止疫情输入问题开展协调，并迅速通过多边机制将政策协调覆盖到多个功能领域。这些合作为东亚地区织起了一道相对统一的防护网，虽然疫情虽然最早冲击东亚，但其传播却在地区内部得到了最好的控制。最后是国家和国民间的相互援助。东亚的区域内援助是及时的、双向的、立体的、全方位的，国家政府、城市、民间社会共同参与其中。以上所列举的东亚地区在疫情中表现出来的良好国际秩序，跟中国的外交努力有关系。

在国内疫情集中暴发的最艰难时期，中国的抗疫外交能够取得上述成效，

[1] u Jie, “Centralization is Hobbling China’s Response to the Coronavirus,” Chatham House, February 6, 2020, https://www.chathamhouse.org/expert/comment/centralization-hobblingchina-s-response-coronavirus Elliot Wilson, “Coronavirus Returns to Bite China Again,” Euromoney, March 20, 2020, https://www.euromoney.com/article/b1kv4pxb6yh ts/coronavirus-returns-to-bitechina-again Emma Graham-harrison and Lily uo, “China’s Coronavirus Lockdown Strategy: Brutal but Effective,” The Guardian, March 19,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

mar/19/chinas-coronavirus-lockdown-strategy-brutal-but-effective Jeremy Culley, “China Records Just One Domestic Coronavirus Case after Enforcing Ruthless Lockdown,” Daily Mirror, March 18,

2020, https://www.mirror.co.uk/news/world-news/china-records- ust-one-domestic-21711082.（上网

时间：2020 年 3 月 25 日）

和卓越的政治领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外交传统积淀和优秀的外交团队等因素分不开。中国抗疫外交不应被视为特殊个例，它代表着一个大国在重大国际公共危机中的外交反应模式。通过和近年来类似的“灾难外交”案例进行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总结中国抗疫外交取得成效的普遍经验。

我们可以和最近的两场国际公共卫生危机进行对比。2009年甲型 111流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等州暴发并蔓延，造成了国际性的恐慌。世卫组织对该病毒进行研究后，宣布该病毒的杀伤力远不如过去引发全球灾难的流感病毒。然而，此轮流感在2010年春夏之交才最终被遏制住，疫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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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6080 万人感染、27.4万人住院、3万到9万人死亡， 但总体来说没有对美国的国家形象和外交环境带来太大的冲击。这是美国强大的外交话语权和软实力作用的结果。

而对于软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来说，挑战就要大得多。巴西于2015 年上半年出现寨卡病毒疫情。由于里约奥运会将在该年内举行，疫情的暴发一度动摇了国际社会的信心。为了消灭传染源，巴西开启从上到下的“灭蚊总动员”行动。此外，巴西政府建立疫情上报机制，向感染者免费发放驱蚊药物。由于巴西政府后续措施有效，世卫组织解除了巴西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定性。里约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最终扭转了不利于巴西的国际舆论。

从中国、美国和巴西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在国际公共安全危机出现时，最大的国际挑战来自于危机得到有效控制之前的“时间差”。在这个时间差之内，积极有效的外交活动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其中最主要的经验包括：

一方面，与权威的国际组织建立良好沟通，取得其支持。世卫组织在几个案例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相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传统上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更弱。但在危机之中，如果采取开放透明的姿态，主动向国际组织提供信息，可以最大程度地获得国际组织的理解和支持。

[1] “2009 H1N1 Pandemic,”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June 11, 2019,

https://www.cdc.gov/flu/pandemic-resources/2009-h1n1-pandemic.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3 月

25 日）

实际上以中国、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也在不断提升在国际议程中的话语权，和国际组织建立更深入的合作，支持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一次危机的暴发，也是这类合作的新起点。

另一方面，及时开展真诚的战略沟通。相关国家应该在第一时间将真相告诉国际社会，有针对性地回应谣言和猜测。中国和美国在两次危机事件中的反应很快，而巴西相对迟缓的沟通则遭到了诟病，也使自己一度陷入形象危机之中。对外沟通的信息要真实，不必进行“无所不能”的夸张宣传，也不必刻意掩盖主要问题，方能取信于国际社会。

真诚的沟通还包括实际的合作。中国在抗疫外交中迅速开展对外援助，取得显著效果。无论是经验和信息的分享，还是物资和人员的支持，及时的对外援助让中国抗疫经验看得见、摸得着、用的上，能够给外国民众产生“获得感”。相对于简单宣传“优势”“经验”，甚至发出“扬我贬他”的声音，这种具有普适性、可操作性和“低政治”色彩的沟通和合作，对提升中国形象有更好的效果。美国在流感疫情中一度呈现出的傲慢姿态就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批评。而一些西方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也陷入了危机，其“疫情外交”却失去章法，单边主义、自我优先的外交姿态削弱了软实力，对外沟通流于言论、缓于行动，进一步加剧了其外交局面的被动。

三、面向抗疫外交新阶段的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结束，其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冲击才刚刚开始。中国外交还要继续面对疫情所引发和凸显出来的各种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成为国际关系历史进程中的突变点。必须对疫情中暴露出来的国际政治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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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才能有效把握“疫情后时代” 的国际环境特征。

[1] 限于篇幅和本文所主要讨论的外交类主题，以下主要分析狭义的国际政治问题，不涉及经济等其他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之间相互联系。

[2] “疫情后时代”（The Time after Pandemic）和“后疫情时代”（post Pandemic Time）有所不同。前者是指疫情暴发之后的时代特征，包括了疫情流行期间。而后者从语言习惯上一般泛指疫情结束后的时期。

中国在抗疫外交中的经验应该凝结为面向中长期的政策发展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国际政治的固有矛盾。在疫情冲击下，世界各国因其不同的国家利益和政治需求做出反应，就像在原有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投入一份催化剂，放大了国际环境的正面和负面因素。疫情凸显了中国外交所面临的深层次挑战，包括：

一是对中国的政治偏见主导了西方政策思维。疫情再次充分地展露了西方国家对中国抱残守缺的思维模式。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脱胎于冷战。冷战时期国际体系大约有四十年历史处于非彼即此、非资即社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至今影响着西方大国及其部分民众，使其在看待中国问题上呈现出“泛政治化”和“情绪化”的非理性特征。无论是把中国疫情的暴发归结为中国的政治邪恶，还是把本国疫情的暴发归结为中国的罪责、要向中国索偿，这样的言论在常识中都是荒谬的，但在西方社会中却大有市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越来越成为西方国家心理上的一个参照物：中国的“专制”映照出西方的“民主”；中国的“崛起”映照出西方的“衰落”。各方面的政客都在利用中国“讲故事”，作为政治话术的一部分。中国由此深深卷入西方国内政治的语境中，被参照、扭曲和抹黑。疫情为这类政治“故事”提供了近在眼前的、活生生的“论据”。这是中国国际环境需要面对的长期问题，也是疫情“舆论战”的主要背景。未来，疫情的持续冲击会让西方思想界继续炒作所谓“制度竞争”的问题，辩论“法西斯主义崛起”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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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制度的韧性”等题目。 这种思维和话语陷阱不打破，中国越成功、反而越容易被贴标签，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就越被动。

二是大国政治竞争加剧。疫情暴发于一个较为特殊的历史关口，即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中国抗疫斗争和抗疫外交的成功加剧了美国的不自信和不安全感，结合其国内政治，刺激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频频玩火。这证明稳定中美关系处在多重的矛盾和两难中。在疫情带来的长

[1] Francis Fukuyama, “The Pandemic and Politic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20.

期冲击中，美国心态会更加患得患失，中美关系还将面临较长时期的波动局面。由于美国的超强地位，中国与欧洲、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大国的关系都会受到美国的影响。怎样在美国所推动的大国竞争中，实现务实有效的大国合作，是中国在疫情后时代面临的重大挑战。在未来的抗疫外交中，中国既要承受疫情本身带来的风险，还要应对美国开展大国竞争的挑战，既要把世界对中国的预期稳定下来，又要把中美关系稳定下来。

三是国际制度的严重缺陷。新冠肺炎疫情也再次暴露出国际多边机制存在的问题。二战以后建立的国际制度以国家自发合作、协调谈判为基础，旨在实现三种功能：提供公共产品、降低交易成本和稳定政治预期。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突出的地位导致“霸权稳定论”的逻辑甚嚣尘上，相信国际秩序需要仰仗美国来维持，这导致了国际合作机制的内在缺陷。重大公共安全危

[1]机出现以后，国际制度的软弱暴露无遗。 世卫组织更多发挥的是建议性而非约束性作用。在提供公共产品上，更多的是国家间双边的互援互助，而非全球层面上多边的、有组织的公共物品供给。在降低交易成本上，一些国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但不愿意公布与疫情相关的信息，甚至故意传递错误信息、混淆视听。在中国和早期出现疫情的国家已经及时提供科学信息的情况下，一些国家仍然不相信、不重视，延误了早期防疫的时间窗口。在这样的条件下，各国也很难通过国际机制建立对彼此行为的稳定预期。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执政风格及美国国内大选期间的激烈党争，让外界对美国的行动方向没有把握。各个国家缺乏沟通、协调、信任，除了东亚等少部分地区以外，全球治理合作机制在疫情的大考下整体是失败的。世卫组织不但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还遭到质疑和打击，美国甚至以世卫组织偏袒中国为由停止了对世卫组织的拨款，将大国竞争的逻辑纳入全球治理机制中，更加动摇了国际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伊兰·凯尔曼在《灾难外交》一书中认为，“灾情出现后，相关的因素势必会影响一国的外交工作，但是长期来看，灾情相关因素会逐渐消减，一

[1] 孙吉胜：“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治理变革”，《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5期。

国的外交行动会逐渐恢复正常，所以一国的外交行动必须综合考虑灾情期间

[1]的特殊背景与灾情结束后的普遍背景。” 长期来看，抗疫外交不只是为了应对疫情，也不只是为了反击西方的攻击、在短期内减少国家利益的损失，还要化危为机，在疫情所带来的大变局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环境向更理想的方向转变。在大国合作和全球治理处于低潮的背景下，中国外交可从以下方面着力。

第一，用东亚地区合作带动全球合作。突如其来的疫情就像一场海啸，冲击着每一个国家。可是在东亚的这一段堤坝上，国家没有被冲散，反而愈发团结，合作的范围越来越大，合作的水平越来越高。很多西方学者认为，

[2]新冠疫情将加速世界权力的中心向亚洲转移。 东亚国家在疫情中的表现确实给风雨飘摇的国际政治带来了希望。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后，人类要应对健康安全危机、经济衰退、社会矛盾和政治挑战。要克服这些挑战，国际合作必须跨上新的台阶。而矛盾总是在局部中突破，东亚地区有可能把全球化引向新的高度、开启新的阶段。现有的东盟-中日韩、中国-东盟、中日韩三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地区机制需要整合和提升，东亚区域合作的制度设计必须要能够应对困扰当前这个时代的政治挑战，比如民粹主义、国家利己主义，还有权力政治和大国竞争，这意味着必须为贫富分化、国际经济和贸易不平衡、移民和文化冲突等时代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凝聚不同国家、族群、阶层对于新阶段全球化的最广泛共识。为此，东亚合作可能需要借鉴欧盟早期的发展道路，在各个领域广泛探索“功能主义”的务实合作路径，发展在农业、金融贸易、旅游业、文化产业、健康产业、科技、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全方位的功能性合作机制，发挥灵活和务实的政治技巧，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第二，积极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制的改革和强化。一方面是克服政治化的问题。全球卫生治理体制的确立本意是为了提高各国应对卫生危机的能力和水平，却逐渐成为少数大国谋求政治目标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克服治理的

[1] Ilan elman, Disaster Diplomacy:how Disasters Affect Peace and Conflict, p.128. [2] Francis Fukuyama, “The Pandemic and Political Order”.

碎片化和集团化势头。世卫组织一直以来严重依赖成员国的自愿捐款，而绝大多数捐款都被捐助国及其伙伴指定了具体用途。这种自愿捐款机制削弱了世卫组织本来具有的权威，反倒促使各成员国根据具体的议题和利益进行分化和抱团，世卫组织的协调性和行动力也被大大削弱。未来中国应进一步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观念为引领，广泛构建国际共识，最大程度联合其他国家和各方面力量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制的改革。

第三，继续创新开展公共外交，打破西方主导的思维定势。成熟的公共外交不只是宣传，还需要在外交实践中建立“话语意识”，用新思维来引领共同的外交实践。西方国家广泛运用网络直播等新形式抓住国际话语权。从罗马教皇直播宗教礼拜，到美国艺人Lady Gaga与世卫组织联合发起线上音乐会，类似的活动以不易察觉的方式在国际社会传播了正面形象、无形之中提升了影响力和好感度，同时也在试图为全球合作营造舆论氛围。像“网上直播”这样的新媒体形式在中国的发展很快，在技术和实践上甚至超过多数发达国家。疫情发生后，中国在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建设中还曾尝试过成功的直播活动，但是把这些技术优势和实践经验运用到公共外交方面还不多。这也需要观念的突破和思维的创新。国际社交媒体是抗疫外交的重要赛场。西方国家已经普遍把舆论主战场向社交媒体转移。特朗普甚至被认为用“推特治国”。西方政府和官员的社交媒体账户语言简单直接，任何人都能读懂。中国公共外交必须进一步适应这样的环境。要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形成力量，中国的公共外交就不能仅靠政府和官员唱独角戏。从国外来看，疫情中的社会慈善组织、医疗机构、科研实验室、宗教团体、医生教师等都是重要的自媒体。这些民间主体应该取代政府主体成为国际社交媒体活动的主角。在民间主体“给力”的情况下，政府的国际社交媒体账号可以“退居二线”，有选择地转发社会主体的传播品，协助扩大舆论影响，实现进退有余、相互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