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变局中构建中国对外贸易新优势

革开放以来， 对外贸易持续改

高速增长， 中国创造了人类贸易史上的奇迹。 这一奇迹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借助全球产业链。 ２００８上的增长与发展获得的 年金融危机开启了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经济全球化进程呈现出诸多新变化， 给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习近平总书２０１４ １２ ５

记在 年 月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中，“

特别指出 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 巩固外贸传统优势， 培育竞争新优势”。 客观分析危机以来的全球化变局及其影响， 积极致力于对外贸易新优势的构建， 对于中国保持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 推进大国战略， 具有重要意义。

一、 经济全球化进程与中国对外贸易的传统优势

（一）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与东亚经济的 “雁阵” 特征

２０ ８０ 年代以来，世纪 国际直接投资加快了脚步。 直接投资的加速增长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 推动了产业全球价值链（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的形成和发展。 在全球价值链上， 不同国家的企业依据其竞争优势居于不同的价值环节， 它们之间的分工合作基本依靠国际贸易来实现。 于是， 国际 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日趋一体化，它们构成经济全球化的两翼， 共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为后起国家的经济腾飞与赶超创造了条件。 在东亚， ， “先是日本 然后是亚洲 四小”， 紧接着是中国和东盟，龙 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通过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开放型发展， 先后融入了全球化进程， 实现了经济赶超， 也

２０ ８０创造了东亚经济自 世纪 年代“一枝独秀”以来在世界经济中的发展局面。 通过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 一方面， 劳动密集的中低端链条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依次转移和传递， 另一方面，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依据各自竞争优势居于不同的价值链环节， 东亚地区形成了紧密交织的产业链网络， 也构建了独具特色“雁阵” 发展格局。

的

（二） 中国的贸易奇迹与全球经贸新格局

２０ ８０ 年代中后期，世纪 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始大规模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 在此后三十年时间里， 中国成为本轮全球化进程中承接产业转移最多、 最成功的国家。伴随着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源源不断地聚集在中国沿海， 制成品出口持续高速增长， 中国创造了人类贸易史上的奇迹。 １９７８

自 年至２０１６ 年， 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在全 ０ ７６％球出口中的比重从 增长至１３ ６％ ， 中国从一个依靠农产品出口换取外汇的穷国、 弱国变为以机电产品出口为主的贸易大国。 在全球产业链上对外经贸的增长与扩展， 让中国逐步具备了鲜明的竞争优势： 低廉的综合经营成本， 适宜的中低端应用技术， 充足的资本积累， 完善的基础设施， 富有全球竞争力的加工配套能力， 具有庞大发展空间的需求市场。凭借上述竞争优势， 中国对外贸易崛起， 并改变了全球经贸格局。在东亚， 中国成为东亚产业链中低，“端环节汇集的中心和平台 中国制造” 的低成本、 大规模和高效率， “雁阵” 持续增长和扩展，不仅让而且赋予它经久的活力与能量， 亚洲的全球势力正在超越欧洲和北美。在全球， 中国贸易和经济的大规模增长带动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贸格局中地位的大幅提升， 改变了南北方实力悬殊的态势； 中国大市场的崛起， 分散了全球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对欧美特别是对美国大市场的依赖， 改写了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的版图。

二、 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新态势及其影响

（一） 危机与萧条催生大型区ＲＴＡ）

域协定 （ 的商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区

域经济一体化始终贯穿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 客观上看， 区域内部的贸易自由化措施有效地推进了贸易的便利化， 约束了区域内的保护主义倾向。 因而， 世界贸易组织认可成员间签署和实施区域一体化措施。 但是， 区域协定对域外国家构成的贸易和投资歧视与贸易和投资转移始终存在。

１ “抱团取暖”发达国家 与

ＴＰＰ、 ＴＴＩＰ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欧美发达“抱团取暖”国家率先采取了 行动， ＴＰＰ （积极推进了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ＴＩＰ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这两个广覆盖、 高标准、 超大型区域经贸协定的商签。 ＴＰＰ ＴＴＩＰ

和 将对全球经贸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 ＴＰＰ

和ＴＴＩＰ ＦＴＡ的商签掀起了全球 签署的新热潮， 全球发展将趋于经济集团化、 ； 其次， ＴＰＰ市场碎片化态势

ＴＴＩＰ

和 的商签开启了新的全球经。 ＷＴＯ贸规则体系的发展 多边体制趋于边缘化， 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将重新得到强化， 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势头将受到有效抑制，发达国家重新牢牢把握后危机时期全球经贸格局发展的主动权。

ＴＰＰ ＴＴＩＰ

和 对中国的挑战显而易见。 第一， 中国面临市场的挑战。 中国不仅被排除在巨大的欧美市场之外， 而且面临不容忽视的贸易、 投资歧视与贸易、 投资转移。ＦＴＡ商签热潮也凸显了中国在区域集团化和经贸规则谈判中的相对弱势。 第二， 中国面临产业链的挑战。 通过原产地规则和其他一系列贸易投资规则， ＴＰＰ １２将促成新的 个成员方的亚太产业链， 将已经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和平台的原有产业链打断， 把中国链条整体切割剥离。 第三， 战。中国面临规则的挑新的以欧美发达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以边境内规制为特征的经贸规则体系， 不仅很容易成为发达国家驾轻就熟的贸易、 投资保护措施， 而且对中国相关领域的运营模式和管理机制带来重大压力， 更对中国参与全球经贸治理构成严峻挑战。

２ ＣＥＴＡ、特朗普胜选与欧加

ＥＰＡ

欧日

２０１７ 年以来， 随着特朗普的胜选， ＴＰＰ， ＴＴＩＰ美国退出 谈判陷入停顿， “发达国家在危机后 抱团取暖” 的战略部署及其对全球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的威胁与挑战似乎顷刻间消遁。 然而， ２０１６ １０ 月，年 欧《综合性经济贸易协议》 （ＣＥＴＡ）加

７ 年谈判正式签署。 这样，历经 在北美地区， １９９４ 年签署了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 １９９９ 年签署了欧墨自由贸易协定， ２０１６ 年签署了欧加自由贸易协定。 这就意味着， ４一旦年以后， 或者在更短时期里， 美国 ＴＴＩＰ 谈成，与欧盟的 一个由经济发达、 体量巨大的欧盟、 北美地区组成的横跨大西洋的自由贸易协定呼之欲出， 其影响与挑战将远远大于ＴＴＩＰ 本身。

２０１７ ７ 月，年 欧盟和日本就（ＥＰＡ）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达， ２０１７成框架协议 该协议有望在

，年年底前达成最终协议 并于２０１９ 年年初生效。 “欧洲在 真正” 上拿下一城，掌握自己的命运日本获得了向美国施加压力、 倒逼ＴＰＰ 的有力筹码。其重返 而欧加ＣＥＴＡ ＥＰＡ 的签署表明，和欧日 在美国自行其是的同时， 欧洲和日本仍旧沿着原来制定的战略方向前进。 ＦＴＡ

两个巨型 所承载的巨大商机和它们给域外经济体带来的负面效应， 发达经济体通过区域规则影响全球规则并联手制造贸易壁垒的可能性， 在经历了短暂的波折之后， 依然清晰地呈现在中国面前。

（二） 危机与萧条引发反全球化的新浪潮

２０ ９０ 年代开始，世纪 反全球化思潮在发达国家抬头。 ２０１６ ６年

月， 英国公投脱欧， 随后美国特朗普胜选， 意大利修宪失败， 荷兰、法国右翼政党势力抬头， 它们的领袖都在大选中提出了退出欧盟、 限制移民的反全球化主张。 虽然马克龙在法国的当选让人们舒了口气，但势不可挡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受到了阻滞， 反全球化似乎正在从思潮演变为切实的大国政策。

１ 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衡及其治理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发展的不平衡和各类要素所有者收益的不平衡，正在给全球化带来巨大的挑战。 各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导致国家实力此消彼长， 发达国家地位相对下降，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崛起；各类要素所有者收益的不平衡导致各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发达国家蓝领阶层失业率上升， 利益受损的感受尤为迫切。 克服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需要各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改进和完善全球治理机制； 克服要素所有者之间收益的不平衡， 需要各国加快社会制度变革，改进和完善国家治理机制。

２ 保护主义盛行与全球经贸发展的不确定性

但是， 美英发达国家对全球发展不平衡的回应是狭隘的。 他们打，

着变革的旗号 奉行利己主义理念， 推行鲜明的保护主义政策。 在美国， ＴＰＰ，特朗普政府退出了 启２２动了至今已经运行 年的北美自（ ＮＡＴＦＡ ） 。贸区 的重新谈判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 年度贸易报告》 ：“

中称 自美国获得独立以来， 有一点始终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原则： 美国公民只受制于美国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 而不受制于外国 。政府或国际机构作出的裁决 因此， 在贸易政策问题上， 特朗普政府将积极维护美国的主权。” 这意味着， 美国有可能选择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运行至今半个多世纪的国际贸易秩序宣战， 意图不受约束地对贸易伙伴国实施保护主义。美国经贸政策的倒退及其不确定性， 将引发全球经贸发展的一系列不确定性， 甚至可能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贸易自由化态势的重大反转， 从而给中国对外经贸的外部环境带来严峻挑战。

（三） 传统的全球化路径正在发生改变

危机爆发以来， ２０ ８０自 世纪年代以来形成的以标准化大规模生产为特征、 以产业链扩展与转移为载体的全球化路径悄然发生了改变。 原有模式依旧在继续， 新的因素或将颠覆之。

１ 全球产业链依然沿着原有路径在延展， 但面临调整和重构危机之后， 伴随着中国本土综合经营成本的持续提升， 中国的中资和外资企业以及新的劳动密集型国际投资， 越来越多地投向越南、柬埔寨、 缅甸、 孟加拉、 印度、 巴基斯坦等等， 这些地区的纺织、 服装出口开始快速增长。 ２、如图 图３ 所示， 在全球纺织品出口中， 印度已经居于第三位， 巴基斯坦和越；

南进入前十位 在全球服装出口中， 孟加拉已经居于第三位， 越南、 印度、 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进入前十位。 这些数据表明， 劳动密集型产业链和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产业链条， 依然沿着原有路径在延展， 从相对高成本的中国向相对低成本的东南亚、 南亚甚至更辽远的 国家和地区转移， 亚洲经济与贸易的高增长态势也同步由中国向东南亚、 ——— “雁阵”南亚地区传递继续发展壮大。 但是， 这一路径面临调整和重构。

首先， 与危机前不同的是， 发达国家传统产业的向外转移已经基本结束， 新兴产业总体上尚不具备转移条件， 全球产业分工合作、 转移传递的源动力开始减弱。 在世界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之间不停流转的产业与产业链条， 有可能放慢流转步伐， 并可能部分地在当地沉淀下来， 而科技革命将为就地沉淀创造更多条件。 其次， ９ 年里，危机爆发至今的 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借助新一轮技术革命重新改变其制造业综合成本， 制造业回流初显成效。 与奥巴马政策侧重依靠“再工业化”创新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路线不同， 特朗普执政以来特别强调“流向海外的制造业就业机会重要将新带回美国本土”， “减税”、包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特朗在内的普新政” 将进一步增进制造业回流的动力。

因此， 沿着传统路径推进的经济全球化步伐开始放缓和调整， 受此影响， 全球贸易将进入一个较低增速的新阶段。 产业在雁阵中的转移和扩展加大了中国制造业转移升级的压力， 也给中国带来了传统产；“再工业化”业空心化的风险 和“制造业回流” 则让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换代面临前所未有的负面冲击。 这些压力与冲击都将因为全球贸易增速放缓而处于倍增状态。

２ 科技革命带来生产方式和交易方式变革， 或将为全球化开辟新路径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

业融合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全球范围内孕育兴起， 并给世界产业技术和分工格局带来了革命性影响， 智能制造成为全球新一轮制造变革的核心内容。 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３Ｄ 打印、 无人驾驶汽车、物联网高端机器人等等， 一批具有颠覆性的前沿科技成果相继步入产业化阶段， 同时， 能源技术、 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也在加速创新发展。 产业变革注定将引发生产方式与格局的转变。 本地化、 个性化、 分散式生产将与标准化、 大规模、 集中生产并行， 绿色制造成为新趋势， 全球化路径日益趋向多元化。与此同时， 电子商务推动跨境贸易迅速增长， 全球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已经达到全球贸易总额的３０％ ～ ４０％ ， 并呈现持续加速扩展态势。 电子商务把广布全球的各类生产者和消费者纳入全球生产与交易体系， 将有效打破各类垄断， 影响新的生产、 贸易规则， 进而带来国际生产和交易领域的巨大变革，并为全球化开辟新路径。智能制造大幅度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在要素成本上的相对优势， 综合生产成本优势的重要性不断降低， 发达国家凭借在制造智能化、数字化方面的领先优势， 可能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 并通过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其他边界内规则， 努力将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和最前沿的创新活动控制在本土。 新兴产业和高科技的发展或将再一次拉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 但是， 与以往历史时期不同的是， 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拥有了资本、 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储备， 并拥有更加富有增长潜力的消费需求市场。 智能制造为中国制造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条件， 科技革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三、 积极构建对外贸易新优势

金融危机开启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阶段。 以金融危机为转折点， 受制于全球经济复苏的疲弱和中国经济转型的制约， 中国的对外贸易告别了高增长时代， 进入转型升级、 构建竞争新优势的新时期。以中国当前的经济体量与贸易发展水平， 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不仅仅在贸易本身， 它是与贸易相关的宏微观、 国内外诸多领域的多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因此， 我们需要确立与全球化变局和变局中 的中国现实相适应的贸易发展理念与策略， 从世界格局演变和大国博弈的长远战略视角出发， 综合考量全球化进程的新态势和中国在全球经贸格局中地位与作用的新变化，多部门、 多领域联动发力， 构建推动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 塑造对外贸易强国的综合竞争优势。这一综合竞争优势由产业优势、 营商优势、 市场优势和治理优势共同组成。 其中， 产业优势是对外贸易新优势的内在基础， 营商优势是对外贸易新优势的必要条件，市场优势决定对外贸易新优势的发展空间， 治理优势保障对外贸易新优势的长存久安。 它们共同构成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系统优势力量。

（一） 打造对外贸易产业优势，夯实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１

产业新优势尚未凸显对外贸易是一国产业发展状况的最真实、 最直接的外在体现。产业竞争优势是国家对外贸易优势的核心和基础。 一国对外贸易的产业优势表现在由制造业支撑的货物贸易竞争力、 服务业支撑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和强势产业的微观基础———跨国公司的竞争力三方面。中国货物贸易的优势是毋庸。 ， 危机爆发以来，置疑的 然而随着综合经营成本的快速上升， “”

中国制造 转型升级的压力也是显而易见的。 进行全球和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增长的比较， 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竞争优势转换的观察视角。 ４ 所示， ２００７如图 自年第四季度起， 中国货物贸易出口的季度增长曲线结束了高于全球增长曲线的局面， 开始与全球贸易的增长曲线黏合在一起，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在危机后近十年的时间里， 通过政府和业界卓有成效的努力， 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发生了诸多值得称道的优化态势， 但是， 货物贸易出口增速显著、 持续高于全球出口增速的状况并没有再现。 ２０１７

年以来， 在全球贸易回暖的态势下， 中国出口的回暖缓于全球一个季度，中国出口的增速略小于全球进口增速。 这从一定意义上表明， 中国出口的回暖基本得益于外部经济的好转， 没有足够的数据显示和支持中国货物贸易出口竞争力得到新的转换和提升。由于改革与开放的相对滞后， 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远没有货物贸易那么有竞争力。 从规模上衡量服务贸易竞争力， 其相对较差的状态突出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服务贸易占比不高， 二是服务贸易逆差持续增长。 统计显示， ２０１２ 年，至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在全部出口中的占比１０％ ，

才刚刚超过 而全球服务贸易１８ ６％ ； ２０１６彼时的相应比重为 至年， 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在全部国际２３％ ，贸易出口中的占比已经增至而中国服务贸易的相应比重却又退９％。 １９９５ 年以来，

至 自 中国服务贸易一直呈逆差状态， 危机之后逆差显著增长。 ２０１６ 年， 我国服务贸２６０１ 亿美元。易逆差已经达到 服务 贸易的逆差状态不仅与中国货物贸易大国的地位不相称， 也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服务贸易持续大额顺差形成鲜明对比。

４０

在近 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中， 中国跨国企业的实力大幅增长。但是， 由于直接投资起步较晚，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经营发展水平不高。２０１４ 年， 《世界投资报告》在 以海外资产衡量的全球非金融类跨国公１００ 强中， ２司 中国入围企业只有家； 在发展中和转轨经济体非金融１００ 强中，类跨国公司 中国入围企业

１６ 家。 １００只有 我国跨国公司 强的１３ ６６％ ，跨国指数平均为 而全球跨１００ ６２％国公司 强的跨国指数在 以

上。 与此同时， 在我国跨国公司的海外经营中， 国际化定位不清、 长期战略缺乏、 社会责任意识不足、尽职调查和项目论证不充分、 盲目跟风投资等现象比较普遍， 投入后管理和整合能力不足、 国际化人才缺乏、 本地化管理水平滞后等等短板尚未得到有效改观。

２

积极打造产业新优势第一， 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制造”集中力量培育 的新优势。在全球化变局中， 通过制造业，“中国制造”信息化和服务化发展亟待实现三方面转型升级： 一是在全球产业链中从劳动密集的中低端链条向资本、 技术密集的高端链条攀升， 实现产业链上的升级换代；二是用信息化和服务化改造与支撑传统产业， 实现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 三是把握全球产业发展新态势，积极发展高科技新兴产业。 前两者打造传统产业集群中的新优势， 后者构建新兴产业集群中的新优势。

《 ２０２５》

中国制造 就是着眼于国际产业变革和国内产业发展大势而制定的具有全局性、 系统性、 战， 自颁布以来，略性的规划文本

《 ２０２５》

中国制造 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 重大工程实施指南、 专项行动指南、 产业发展指南以及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纷纷出台。 全面《 ２０２５》

实施 中国制造 将强化我国工业基础能力， 促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 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也将由此获得强大的制造业支撑。第二， 依托服务业开放与改革， “中国服务”全力推动 竞争力的普遍提升。 全力提升服务业竞争力， 一是要积极推动研发设计、 信息技术、咨询认证、 物流配送、 人力资源培育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 加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 提升“中国制造” 的效率和水平； 二是要大力发展医疗卫生、 教育培训、健康养老、 文化娱乐、 家政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 引领消费升级， 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 文化。和精神生活之需求 在这一进程中， 传统服务业将得到改造， 新兴服务业将迅猛发展， “中国制造” “” 将在相互融合、与 中国服务相互促进中并肩驰骋于国际市场。推动服务业竞争力的普遍提升，服务业的双向开放是关键。 能否尽“对外开放不足，快突破服务业 对内管制过度” 的现象， 对于服务业竞争力的普遍提升，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２０１３ 年上海自贸区挂牌，拉开了中国服务业新一轮开放序幕。近年来， 国务院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意见 比如科技服务业、 现代保险服务业、 健康服务业、 养老服务业等）， 服务业引进外资政策积极推进， 自贸试验。“十三五” 期间，区建设逐步扩大中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都将迎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第三， 以构建中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为目标， 培育国际一流跨国公司。

ＧＤＰ以对外投资与 之比来衡量， ２０１６ 年全球的平均水平为３４ ６％ ，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４４ ８％ １９ ８％ ，相应数字为 和 而１１ ４％。 ，

中国仅为 因此 即便提高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中国海外投资的规模增长还有很广阔的 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 在未来时期里， 中美、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签“” 建设的推进，署和 一带一路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消费结构的提升， 都将使中国海外投资的地理布局和产业结构得到显著均衡与优化。 国有企业改革将有效改善跨国经济的微观基础， 以混合所有制为特征的投资主体的形成与发展，将淡化国有企业的政府色彩， 民营企业将成为跨国投资的主体。 各类企业在自身切实可行的国际化战略推进中， 在国家不断健全完善的投资促进体制下， 有望构筑中国企业主导的跨国生产经营网络， 形成自主价值链体系。

（二） 构建对外贸易营商优势， 优化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内部环境

１ 中国的营商环境尚不具备国际竞争力

稳定、 成熟、 透明、 可预期的商业环境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企业活力的涵养之源。 然而， 调查分析和国际比较显示， 中国的营商环境尚不具备国际竞争力。

《按照世界银行 全球营商环２０１７》 的数据， １９０境报告 在总共个经济体中， 中国的综合营商环境７８ （见表１）。仅排在第 位 这一排名不仅显著低于欧美发达国家， 而且低于韩国和墨西哥这样的新兴经济体。 １ 可以看到，从表 中国在申请建筑许可、 税款缴纳、 中小投资者保护、 开办企业、 电力获得和跨境贸易等项目中表现不佳。 这些项目的排名至少显示了： 第一， 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进入市场、 获取平等商业机会、 获取充分商业信息方面存在着较多的困难； 第二，

我国在税款缴纳、 开办企业方面尽管有所进步， 但仍然处于显著劣势；第三， 尽管中国是对外贸易大国，但中国的贸易便利化状况并不乐观；第四，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一直被认为是引进外资的长项， 但在电力获得方面却需要下大力气改进。

２ ，

表 的纵向比较显示 与２００８ 年相比， 中国综合营商环境得到了改善。 在近十年里得到显著（前改善的指标依次是税款缴纳

３７ 位）、 （

进了 信贷获得 前进了

２２ ）、 （ １５ 位）位 合同实施 前进了

（ １０ ）。以及开办企业 前进了 位有两项指标出现了显著倒退， 且多年来一直处于倒退状态， 它们是跨（ ５４ 位）境贸易 倒退了 和中小投（ ４０ 位）。资者保护 倒退了 这表明， 中国通过在企业税款缴纳、 信贷获得、 合同实施和开办企业方面实施的改革措施， 让营商环境有了很大改善， 但在贸易便利化、 中小投资者保护方面却出现了不应有的显著退步。

２

优化营商环境时不我待

《

世界银行 全球营商环境报告２０１７》 展示的数据， 仅仅是我国营商环境问题的一个反映。 事实上，近年来， “撤离”围绕外资企业 和“出走” 海外的争论，中国企业 营商环境问题已经引发广泛关注。 中国在营商环境上的表现不仅与大国的经济地位很不相称， 而且不利于应对全球化变局带来的压力与挑战。通过切实的改革步伐形成适应全球化发展新态势的营商环境， 成为我国迫在眉睫的现实任务。

第一， 千方百计降低企业的综合运营成本。防止综合经营成本过快、 过度 增长已经成为当前和未来时期里我国产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也成为全球化变局中中国企业应对各类挑战与压力的重要前提条件。 多项研究显示， ２０ ９０自 世纪年代以来， 中国工资增长持续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 也高于多数发展中国家。 但工资的增长并没有保持与劳动力产出比的同步提升。 更重要的是， 由于住房等生活成本的更大幅度攀升， 工资的增长也没有带来可支配能力的同步增长和福利效应的同步提高。 与此同时，包括土地、 物流、 信贷、 税收、 能源、 原材料等各类价格的持续上升，共同推高了中国产业的综合经营成本。 因此， 遏制土地财政， 控制工资上涨幅度， 限制油、 电、 天然气等能源价格的上升幅度， 切实降低企业税费， 是我们的紧迫任务。第二， 在传统经济领域追平我国与竞争国家之间的差距。近年来， 我国加快了商事制度 改革， 实施了包括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 三证合一、 全程电子化、简易注销等一连串改革政策， 开启了改善和优化营商环境的新局面。在全球化变局中， 通过客观认识和准确评估营商环境， 与时俱进地更新监管理念， 优化管理流程， 针对政府服务、 透明度、 便利化措施等弱势领域， 要加强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 法令法规的确立与完善、 机构部门的调整与变革， 逐步缩小直至追平我国与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的营商环境差距， 具有战略意义。第三， 在新兴经济领域探索和建立更加优化的营商环境制度体系。新兴经济是中国产业发展和对外贸易增长的未来。 积极探索和建立与新产业、 新业态相适应的营商环境， 既是我国新兴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也是我国引领全球经济新规则发展、 推动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动力转换的必然需求。 要加强对

新兴产业业务流程、 业务形态、 跨界竞争、 网络效应、 平台模式等新特征的研究， 制定实施合规、 合意的激励政策， 建立健全科学、 有效、 富有前瞻性的监管体制。

（三） 增进对外贸易市场优势，确保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空间１ 自贸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对外贸易市场优势突出体现在自贸区建设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明确指出 以周边为基础加快”， “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２０１５ １２ 月，年 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 《意见》），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明确了战略部署， 提出了近期和中长期自贸区建设的目标任务。 截至２０１７ １０ 月， １５年 我国已经签署个自由贸易协定， ２３

涵盖 个国家和地区。 与此同时， 与马尔代夫结束了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与欧亚经济联盟实质性结束经贸合作协议谈判。 在中国已经签署和即将签署的自贸协定中， 一是包含与经济规模较大、 经济较发达国家的签署， 二是贸易自由化水平和投资便利化水平稳步提高， 开放领域逐步扩大，三是越来越多地涉及电子商务、 竞争政策、 政府采购、 “２１环境等 世纪新议题”， “准入前国四是开始采取

＋负面清单”

民待遇 的市场准入管理模式。 中国的自贸区建设向着既定目标稳步前行， 成效显著。

２ 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仍然任重道远在全球化变局中， 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将广义的自贸区建设演变为大国之间的全球市场之争和全球规则之争。 ，对于中国而言 自 贸区建设既是我国维护和增进全球经贸发展的市场空间、 争夺国际经贸规则话语权的重大战略考验， 也是我国以开放促改革、 推动中国市场化和法治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考察新兴经济体区域贸易协定签署的地理覆盖， 我们可以发现，新兴国家与欧盟等发达经济体， 与非洲等地相对落后的发展中经济体，与拉美、 中东等资源类经济体， 都ＲＴＡ 合作空间。有客观的 韩国的ＲＴＡ 目前覆盖了亚洲、 大洋洲、 非洲、 欧洲以及南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 考察同期巴西、 墨西哥、 印度、新加坡、 ＲＴＡ越南等新兴经济体 的签署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各不相同， 但它们在南亚、 西亚、 北非、 南非、 拉丁美洲和欧洲地区都拥有不同程度的地理覆盖。与这些新兴经济体相比， 中国ＲＴＡ

目前的 地理覆盖是相对有限的。 我们仍未与日本、 印度、 俄罗斯、 蒙古、 尼泊尔以及中亚等周边国家达成自贸协定， 北美和非洲尚未实现自贸协定的零突破。 我国的自贸伙伴多数经济体量较小， 与经济体量大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自贸区建设还有待推进 这种ＲＴＡ状况与中国的经济大国、 贸 易大国和投资大国的身份极为不相称， 《意见》距离 中设定的自贸区发展近期战略目标——— “积极推动与我国周边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 使我国与自由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或超过多数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水平”， 我们还有较大的差距。

必须看到， 中国在这些地区拓展自贸区， 既具有现实需求， 又具有乐观前景。 就现实而言， 中国目前的出口市场中， 美国和欧盟市场（３４％ ），仍然占绝对比重 金砖国、家市场占比与日本 韩国市场相，“其他” １７％ ，

当 部分占到了 后两者都是未来富有增长潜力的部分。 因此， 《 》“

按照 意见 同大部分新兴经济体、 发展中大国和部分发达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 构建金砖国家大市场、 新兴经济体大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大市场等”， 现实与战略意义凸显。 就前景来说， 中国是周边国家和众多发展中经济体首要的出口市场， ７０是全球 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中国大市场的巨大增长潜力与乐观发展前景为我们推进自贸区建设创造了最好的前提条件。

努力完成自贸区建设的中长期战略目标， 应该从以下几点着手：第一， 从为中国崛起拓展战略空间的高度， 强化自贸区建设的战略意识。 我们需要准确把握区域经济合作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潮流态势， 清晰认识我国在自贸区建设中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 深刻感知全球化变局中我国自贸区建设面临的巨大压力， 各部门各地区形成共识， 达成合力。 第二， 不断加快、 加大国内改革力度， 为自贸区战略博弈赢得主动权。 面对高标准、 、广覆盖 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经贸新规则的发展态势， 加大加快国内相关领域的改革力度， 推进国内经贸管理体制机制与国际接轨， 是顺利推进全球自贸区网络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健全保障体系”第三 和“” 。完善支持机制 是关键 国内外自贸区建设与发展的经验充分表明， 自贸协定的商签和推进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统筹考量国家整体和相关各个领域的收益与风险， 建立健全保障体系， 加强完善支持机制。 自贸园区的先行先试， 是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的非凡创新， 确保有效监管、 及时救济和合理补偿， 将有效化解开放风险， 降低改革阻力。

（四） 确立全球经济治理优势，强化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软实力

１ 在经济全球化变局中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经济全球化变局正在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带来重大挑战。 反全球化声浪的高企， 保护主义的盛行， 大型区域协定的商签， 显示着全球经济治 理体系正在加速变革之中。 通过参与全球治理来维护和增进中国的经贸利益， 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但从观众席走到舞台的中央， 中国对角色转换的认知和参与治理能力的培养， 显然需要一个过程。 事实证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迅速提升，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成效十分显著。

十八大以来， ＡＰＥＣ从北京 峰会、 Ｇ２０ “一带一路”杭州峰会到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从亚投行、 丝“一带一路” 倡议，路基金到 从包容性增长、 共享发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正在加速度、 高质量、 创造性地为全球发展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提供公共。“一带一路” 的横空出世，产品不仅为中国应对全球化变局中的市场挑战、 产业链挑战和规则挑战赢得了转机， 为中国未来长期的战略发展开辟了空间， 而且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增长新要素， 为全球化再平衡拓展了新路径。 中国理念、 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带动全球经贸增长的正能量。 中国正以自身的发展经验与发展自信， 娴熟地将中国利益与发展中国家利益、 全球利益融合在一起，为全球化发展打造新引擎， 为全球经济治理注入新动力。

２ 做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贡献者确立全球经济治理优势， 做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贡献者，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目标与定位。 中国正处在奔向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行程中， 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努力维护经 济全球化稳步发展之大势， 是维护战略机遇期、 实现复兴梦想的必然选择。 从这一目标出发， 中国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将改进已有治理体系而非构建新体系； 坚持以发展中大国身份参与全球治理， 谋求权利与义务相平衡； 坚持正确的义利观， 逐步提高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其次， 我们需要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构建坚实的国内支撑。 我们需要看到， 在当前全球经贸规则的大幅调整中， 发达国家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新兴经济体大都处于跟随、 参与态势； 在可以预见的时期里， 美国仍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拥有难以取代的影响力。 中国确立全球经济治理优势， 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需要一系列国内支撑。 尤其重要的， 一是努力持续增进中国经济发展的硬实力， 这是确立全球经济治理优势的基础， 这意味着顺利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保持经济发展实力持续增长；二是全面深化国内改革， 这将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不断提出新议题、新规则提供制度保障； 三是加快自“一带一路” 建设，贸区和 这是中国探索发展有利于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贸规则体系与治理机制的平台和空间； 四是加强理论研究、 智库建设和人才培养， 这将让中国有能力讲好中国故事， 讲清中国主张， 提出中国方案， 推进中国机制。

（作者系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 责任编辑： 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