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成本上升、 产业优势断档与我国新型比较优势培育
年来， 伴随国内各类生产要近
素成本进入集中上升期， 传统低成本优势逐步弱化却并未逻辑，地催生新型比较优势的形成 在产业层面上即突出表现为面临价值链低端锁定特征明显、 产品品质提升困难等断档风险。 外贸发展产业基础遭受严重侵蚀， 正是近年来中国外贸增速从高速转向中低速乃至负增长的重要原因。因此， 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度演进和外贸仍然是驱动经济发展一支重要力量的条件下， 进入新阶段后的中国外贸发展如何应对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挑战， 化解产业升级断档的风险， 构筑新型比较优势， 不仅是继续实施贸易立国战略的需要， 更是迈向贸易强国的战略需要。
一、 要素成本上升对产业升级具有倒逼作用
关于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 现有理论研究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其具体的作用机制是倒逼企业进行创新， 进而在产业层面推动其转型升级。 在这一方面， ２０早在 世纪３０ 年代希克斯就做出了开创性探索。 其研究指出， 生产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 尤其是劳动要素成本的相对提高， 会促使企业进行创新活动以节约变得更加昂贵的劳动生产 要素使用。 从微观层面上看， 这是引致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的重要推动力， 而从中观上看， 其结果就是产业升级。 哈巴古书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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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美国 世纪时期之所以能够比英国具有更快技术进步能力原因时就指出， 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面临着劳动力稀缺 即劳动力成本高企）， 从而推动企业在机械化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技术创新， 以节约劳动力的投入使用。 ， ２０与哈巴古书假说研究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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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年代提出的所谓波特假说（Ｐｏｒｔｅｒ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即更为严厉的环境管制会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暗含了成本变化与企业创新， 进而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 即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倒逼了产业升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等， 针对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变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也做出了较为丰富的探讨， 并且一致认为其具体的作用机制， 正是通过倒逼企业创新而实现了产业升级。 例如，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指出， 劳动力成本上升会提高资本的均衡水平， 如果技术进步内嵌于资本品， 这显然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 表现在中观层面即是产业升级效应。 同样地， 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也指出， 在正常的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需求曲线下， 劳动力成本 上升会导致需求下降进而就业下降， 为了开拓新的市场需求或者提高就业水平， 厂商就会有动力去进行技术创新， 或者引进和采用新的技术， 进行产品升级或者新产品的生产。 特别是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与劳动报酬之间呈正相关， 劳动报酬下降会挫伤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与之相反， 劳动报酬提高即工资提高对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激励作用。 总之， 要素成本上升会在一定程度上倒逼着企业进行创新， 进而引发产业升级， 这是要素成本上升条件下产业升级的主要作用机制。
二、 要素成本上升与产业优势断档的可能原因
虽然要素成本上升对产业升级具有内在的倒逼作用机制， 但从实践情况来看， 产业升级并非一个顺利的过程和自然而然的结果， 甚至在一段时期内会出现所谓的产业优势断档。 之所以如此， 一方面是由于开放条件下尤其是要素跨国流动性不断增强所推动的产业国际转移， “比较优势真空期”；会形成另一方面可能意味着倒逼机制作用的发挥， 实际上会受到一系列条件的约束。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 不论经济发展处于何种发展阶段， 比较优势一定是存在的， 因此， 开放
条件下一国资源会被配置到比较优势产业部门， 从而要素成本的变化引发比较优势的转变， 新的比较优势决定的产业结构应该会随之调整。 但实践中比较优势的发挥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尤其是在比较优势并不十分显著的情况下， 有可能会被其他因素掩盖和消除， 从而丧失融入全球化进程的能力。 这一点， 理论和实践经验都有一定依据。 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研究发现，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时期， 按照人均收入水平排列的各国长期增长率， 会Ｕ 型特征，呈现 即人均收入水平比较低和人均收入水平比较高的国家， 其长期增长率往往相对较高， 而人均收入水平处于中间状态的国家， 其长期增长率可能表现出相对较低的态势。 这是因为，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即富裕国家的劳动者， 从其要素禀赋优势来看，由于劳动者具有更高的技能和技术， 因此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会面临着技能型和管理型岗位增加的机遇， 从而带来长期高增长效应； 而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即贫穷国家的劳动者， 从要素禀赋结构来看， 虽然不具备技能方面的优势， 却能在非熟练就业岗位需求增加中获得更多机遇，从而也能带来长期的高增长效应；唯独人均收入水平处于中等水平也即处于中间状态的国家， 两方面的优势均无法凸显， 因此会面临着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困难。换言之， 处于经济发展较高阶，
段的国家 因其处于科技创新前沿， 因而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拥有比较 优势， 从而成为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受益者。 这是当前发达国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现状。 而处于经济发展较低阶段的国家， 因其劳动力丰富且成本低廉， 因而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其在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 从而同样能够成为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受益者。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现状， 也是目前更具低端要素成本优势的诸如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现状。 而处于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两头挤压”由于受到 从而使得其两类比较优势均不突出， 因而即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但获益会相对较少。 这是目前中国外贸发展到新阶段后的现实状况。 当然， 这种总结和概况可能不尽全面和准确， 但基本能够反映总体情况和变化趋势。 我们不妨将陷入中间状态的情形称为“比较优势真空期”。 “比对应着
” 问题，较优势真空 实际上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警示性地指出， 中国在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丧失， 而新兴比较优势产业尚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 有可能面临着“产业断档” 的风险。 因此， 在要素成本上升条件下， 由于中国既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的前方 堵”，
截 又面临着来自更具低端成本“追兵”，优势国家的后方 因而容“比较优势真空”易陷入 困境并面临可能的产业优势断档风险。 在此背景下， 培育新的比较优势是进一步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
“前有堵截、 后有追兵”除了
“的开放发展环境导致 比较优势 真空期” 出现外， 另一方面就是新型比较优势的培育， 或者说倒逼效应的出现实际上还会面临其他一系列约束条件。 其实， 现有关于要素成本上升的倒逼效应研究中已经暗含了这一逻辑关系， 即原有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乃至高级化发展，并非由要素价格变化这一简单层面因素所决定， 而是要素价格变化推动了新型生产要素或者说高端生产要素的出现。 众所周知， 生产过程和产业发展过程正是多种生产要素投入和组合的结果。 因此， 产业能否升级以及升级到何种程度， 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拥有什么层次和什么质量的生产要素。 如果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既未逻辑地带动相应生产要素质量提升， 也没有培育出其他高端生产要素， 或者即便原有生产要素质量有所提升以及高端生产要素有所培育， 但其程度却不足以弥补要素成本的上升， 那么就会面临原有的比较优势丧失但新型比较优势却未能构筑的发展困境，出现产业优势断档风险。 近年来，从整体层面看， 我国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不及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之快， 是导致传统比较优势丧失但新型比较优势未能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致使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孔雀东南飞” 现象。现了 更为重要的是， 从国际比较角度看， 相关研究表明， 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与历史上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类似发展阶段相比， 还呈现出生产率提升过早衰弱的迹象。 一方面是劳动力等诸多要素成本的不断高企， 另一方面却是生产率提升的过早衰弱，预示着产业优势断档的潜在巨大风险。 由此可见， 产业生态系统和产
业升级是复杂的， 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因此， 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虽然会对产业升级产生内在的倒逼机制和动力， 但会在各种因素和理论的博弈中受阻前行， 由此也决定了产业升级是一个艰巨、 复杂和痛苦的过程。 短期来看， 面临产业优势断档的极大风险。
三、 中国当前面临着产业优势断档的巨大风险
不可否认， 近年来中国外贸发展呈现的乏力现象， 既与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等外在因素有关， 也与产业发展的新旧动力转换不力和新旧产业更替速度过慢有关。 从作为外贸发展基础的产业层面看， 当前中国产业发展的确呈现优势断档的征兆和表现， 面临巨大风险。
（一） 从产业间断档看产业间断档既包括三产产业结构演进的断档， 尤其是制造业向服务业的高级化产业结构演进断档，比如制造业占比下降但高端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发展不足，也包括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演进的断档， 比如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跳跃受阻。就制造业而言， 目前我国制造业中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 低端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最高， 但由于比较优势的不断弱化， 我国制造业正“阵痛期”。处于艰难的结构调整反映在外贸领域， 在市场占有率方面我们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低端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率比较高， 低端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率超１７％ 。
过 尽管目前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总规模全球第一， 但这其中高 技术产品的比重却远远落后于美国、 日本、 德国。 中高端产品的比较优势在经过一个时期增长之后也处于平台期。 有研究表明， 目前中国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水平和层次， 在全球产业结构分工体系中大“立足低端、体可以定位为 挺进中端、 遥望高端”。 因此， 制造业产业结构分工地位和现状， 决定了当我国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品以及低端产品的比较优势弱化后， 制造业内部结构短期内可能呈现出“青黄不接” 的结果。 制造业向服务业的高级化产业结构演进其实同样存在断档现象。 尽管近年来我国伴随制造业比重的下降， 服务业比重有所提升， 但大多是由金融过度创新和泡沫等因素所致， 同时也包括一些低端服务业的过度扩张。 因而， 服务业比重名义上的提高， 其“”。
本质却是 断档
（二） 从价值链断档看既有研究表明， 价值链升级通常包括四个阶段， 即从工艺流程升级到产品升级， 再到功能升级， 最后到链条升级的顺序。 中国在融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 以积极、 开放的姿态接受发达国家一般和接近边缘的生产技术传播和扩散， 顺利实现了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 但是目前却面临着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的巨大障碍。 即企业试图从原比（劳动密集型、较优势环节 资本密集型） 攀升到发达国家企业的（知识密集型、比较优势环节 技） 的过程受阻，术密集型 也就是“
学术界所热议的 价值链低端锁定” 问题， 特别是处于价值链条低端和价值网络底层的企业在知识绑定、 结构垄断、 隔离机制等因素 的瀑布效应下形成的低端锁定。 目前兴起的有关贸易附加值的测度，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度，无不反映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中处于中低端的事实特征。 比如现有许多实证研究均揭示， 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偏低， 中国对外贸“只赚数字不赚钱”。易 更为重要的是， 现有测算结果甚至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有下降趋势， 这一令人担忧的结果充分说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面临着进一步升级的困难。 因此， 在要素成本上升背景下， 如果不能顺利实现价值链的升级， 而原有环节和阶段的比较优势又逐步丧失， 必然会“价值链断档” 的风险。出现 中国制造业面临价值链断档风险， 固然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治理模式有关， 同时也与自身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有关， 即低端要素成本上升后却没有相应高端要素递补， 缺乏攀升价值链的高端要素支撑， 在价值链增长环节的专业化方面相应地也“青黄不接”就会表现出 的断档现象。
（三） 从产品品质断档看
，
众所周知 就同一种产品而言， 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所依托的优势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同等条件下的价格优势或者说成本优势， 另外一种就是同等条件下的品质优势。产品品质从异质性角度看同样也是比较优势的一种， 而且相对于价格优势而言， 由出口产品品质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往往意味着更好的收益和出口效益， 对于出口厂商意义更大。 现有的微观经济理论表明，更高品质的产品虽然通常意味着更
高的价格， 但经品质折算后的单位价格往往更低， 或者说消费者支付单位成本所能获取的效用更高。因此， 出口产品品质提升对于扩大出口是有着重要促进作用的，如果再考虑到产品品质所形成的异质性垄断效果， 其所能获得的竞争优势更强。 从动态发展的角度看， 也能够产生更为持久的竞争优势。 中国出口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多年来所依托的主要优势就是由成本低廉的低端要素所形成的低价格优势。 当这种传统优势伴随生产要素价格逐步上，
升而消逝后 基于产品品质提升的新优势构筑就显得异常必要和紧迫。 但遗憾的是， 中国出口产品品质一直在低水平徘徊， 与发达国家差距尚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曾从产品品质角度对中国制成品国际竞争力进行过调查研究， 所得结果证实了上述判断。 利用定量方法测算出口产品品质的一些实证研究发现， 中国出口市场扩张主要依赖于数量和产品种类， 而非依赖于产品品质提升。 这些发现在另一层面上说明了中国出口产品品质提升确实有限， 甚至在大量出口企业涌入出口竞争行列过程中过度依赖价格竞争而导致出口产品品（李坤望等， ２０１４）。质下滑 实际上， 从近年来中国人到海外市场进“海淘”，
行疯狂 也可以看出中国出口产品与发达国家产品在品质方。“海淘”面的差异性 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国人的需求结构尤其是对产品品质的追求正往高级化方向迅速地升级， 另一方面说明了国内高品质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窘境， 产品品质陷入断档风险。
四、 断档风险下新型比较优势培育方向
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背景下我国传统比较优势正逐步丧失， 在全球产业链专业化分工中面临断档风险， 因而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外贸发展进入新阶段后， 构筑新型比较优势， 已成为当务之急， 也是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战略需要。 新型比较优势培育应着重瞄准如下几个方向：一是要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是新型比较优势培育的重要方向之一， 也是构建以单位要素成本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新战略。 伴随我国对外贸易发“低要素成本” “高展从 时代向
” 时代的转变，要素成本 我国外贸发展已经不能再仅仅依靠低成本要素优势来维持国际竞争力了， 必须依托新的竞争优势。 针对要素成本上升的客观事实， 外贸企业往往可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 比如利用更为先进的机器设备、 使用更为先进的管理手段、 采用更为先进的技）。 因此，术等 中国未来的外贸发展战略， 应该逐步摒弃传统的、 狭义的主要依托人口红利等低成本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战略， 建立起新型的、 广义的以单位要素成本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战略， 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充分发挥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成本的综合效应， 形成综合的要素成本优势。 也就是说， 在要素成本等生产成本不断上升条件下， 应高度重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实施一些战略措施来提升我国外向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使得单位要 素的实际使用成本得以不断下降，进而保持乃至提升我国外贸发展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 我国外贸发展的新型比较优势培育方向， 应该从主要依托低要素成本优势向依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转变。二是加强人力资本的培育和积累。 当前国际分工和生产的主导模式是全球价值链。 在此背景下， 低端生产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进而传统低成本优势不断丧失背景下， 或者说在原有中低端生产环节和阶段的专业化优势不断丧失背景下， 为了能够保持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实质上就是要求沿着全球价值链攀升， 能够在价值链的中高端生产环节和阶段获取竞争优势， 即实现新型比较优势的构筑。 从决定比较优势的要素禀赋结构角度看， 新型比较优势的构筑不仅取决生产要素的数量， 更取决于生产要素的质量和层次。 而在所有的生产要素中， “劳动力” 这一特殊的生产要素最为关键， 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 何况， 目前中国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和传统低成本优势的丧失， 主要表现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也就是学“人口红利” 的消失，术界所谓的新型比较优势构筑的重要方向之一“”自然就要求从 人口红利 向“人才红利” 转变。 “人才红利”的实现显然离不开人才或者说人力资本的培育和积累。 众所周知，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 最终取决于人才的竞争。劳动者素质或者技能水平的提升，不仅其本身就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而且有利于技术创新， 有利于技术设备的改良和改进， 有利于新技术的应用， 进而推动产业结构
升级。 可见， 通过对劳动者本身的投资， 加大人力资本的引进、 培育和积累， 从依赖数量型扩张向依赖质量型提升转变， 是应对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有效对策。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从开放经， （济条件下看 由于要素 包括人） 跨国流动性越来越强，才要素
因此， 人力资本积累除了依靠自主培育外， 更重要的途径和措施， 就是制定和实施国际人才战略， 吸引全球各国各类人才， 特别是高端人才到中国来学习、 工作、 创业， 从而增加中国可用人才总量， 改变中。 “人才战略”国人才结构 依赖构筑新型比较优势并推动贸易转型发展。三是要注重技术创新。 无论是是沿着全球价值链向高端攀升， 抑或是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 最根本、 最直接， 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技术进步。 目前， 由于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和创新不足带来的“断档” 风险日益凸显， 为了化解这一风险并构筑新型比较优势， 外贸发展从以往的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将成为必由之路。 从广义角度看， 技术也是一种生产要素，而且是一种高级要素。 因此， 在要素成本尤其是初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背景下， 注重技术创新的实质，就是通过培育和积累新型高级要素， 以弥补原有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本质上改变本国要素禀赋结构并趋向高级化发展。 但是遗憾的是， 由于研发经费投入相对不足以及技术改造力度相对有限， 在大多数行业领域， 中国企业还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造成了知识产权和品牌严重缺失的不良境 地。 这也是造成产业升级出现困难“断档”
和面临 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 中国必须提高研发和技术改造等活动经费的投入， 以此提高技术水平。 这不仅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举措和直接路径， 也是借此对传统劳动密集型领域进行适用性技术和高新技术改造从而获取竞争新优势的必由之路， 同时也是价值链升级和产品品质提升的重要基础。 中国是科教大国， 拥有雄厚的科教基础和丰富的科教资源， 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支撑条件。 相信只要能让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或者个人成为真正的创新主体，使得社会创新潜能和活力得以充分发挥， 实现技术创新和增强技术进步并进而成为外贸竞争新优势的主要依托， 便指日可待。四是要注重培育工匠精神。 如前所述， 在要素成本不断上升背景下， 中国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面临的断档风险表现之一， 就是中国出口产品品质断档问题。 新型比较优势的构筑不仅是要开发新的产品、 发展新的产业、 专业化新的生产环节和阶段， 更为重要的是， 要在原有传统比较优势产品生产领域，
通过品质提升 构筑新型比较优势。 依托品质提升和精致化， 而将传统比较优势领域的产品做深、 做绝、 做透。 目前， 从供求关系上来看， 中国出口产品生产所面临的不是简单的产品过剩问题， 而是产品品质提升未能有效适应国际市场需求问题， 即产品供求的品质结构性失衡， 突出表现为低端产品的供给大于需求， 而高端产品的供给则显著不足。 以新型比较优势为依托的 外贸转型发展， 就是要通过高品质产品出口开拓和满足国际市场中新的需求， 通过挖掘国际市场中新的需求增长极夯实外贸平稳发展的基础。 从现有国际经验看， 品质高端需要依靠工匠精神。 诸如德国、 日本等之所以能够成为工业强国， 其备受赞赏的工匠精神无疑发挥着重。 ，
要作用 为此 需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大力培育 工匠阶”。
层 我们需要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 中国要崛起为真正的制造强国， 必须高度重视技师队伍的培养和建设。 让工人技师有地位及崇高的身价， 是鼓励实体经济复苏、 抑制社会浮躁、 恢复崇高实业和技术技能的开始， 更是借此构筑品质层面的新型比较优势的关键。 值得庆，“工匠精神”幸的是 的倡导和培育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 比如， ２０１６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工匠精神” 写入其中。次将 严谨细致、 耐心专注、 精益求精是工匠精神的内涵所在， 因此注重培育工匠精神， 用工匠精神来提升产品的质量与效益， 来增加差异化产品的供给， 来扩大中高端产品的提供， 相信一定能够依托品质提升构筑外贸新型比较优势。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要素成本上升、 产业断档与我国新型比较优势培育研究” （１５ＢＪＹ１１９
）、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新人口红利’与江苏新型比较优势培育研究” （２０１５ＺＤＩＸＭ０２２）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责任编辑： 王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