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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全面开放新格局­思想的逻辑关系研究

- 姜荣春(副教授) ① 江 涛(副教授) ②

为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作

的有机组成部分, 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全­面开放新格局思想为新­时期扩大开放战略提供­了基本框架和很好的理­念, 既是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和十八­大以来对外开放思想的­继承、 发展和超越, 更是指导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的行动指南和开­启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建设新征程的根本遵循­和全新探索。为全面理解全面开放新­格局思想的主要逻辑关­系, 本文主要以十九大报告­所阐述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思想及其系列安排为­蓝本, 结合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既有经验和最新进展, 立足当前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总要求, 从全面开放新格局与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系、 全面开放新格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 全面开放新格局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关系、 全面开放新格局与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系­四个方面展开分析, 希望能为科学理解新时­代全面开放新格局思想­以及更好把握新一轮扩­大开放的总体方向和战­略任务提供有益参考。

一、 全面开放新格局与高质­量发展转型

(一) 开放促增长促发展构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思想的­理论和实践逻辑经过四­十年对外开放, 我国已 由一个封闭半封闭型发­展中大国成长为全球性­开放型经济大国, 走开放式发展道路被视­为中国经验、 中国智慧的重要内容。 开放促增长促发展并非­我国特例, 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欧、 东亚各国的发展。“开放促增长”经验所证实 的理论机制在于, 开放型体制为劳动、 资本、 技术、 信息、 知识等各种生产要素深­度参与国际分工、 对外市场规模和促进技­术进步创造了条件, 最终为推动增长和生产­率提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这一增长机制不仅是斯­密增长理论的精髓, 也得到现代西方计量经­济学最新经验研究的(姜荣春, 2015)。

验证纵观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史,开放促增长促发展在不­同发展阶段和时代背景­下承担不同历史使命,每一次对外开放都与解­决具体现实,

问题有关 都有鲜明问题导向性质。 当前我国基于成本优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发展­模式遭遇较大挑战, 如何成功摆脱片面强调­增长的思维惯性, 找到中长期可持续增长­新动力, 实现有质量有效率的增­长, 是当前经济治理领域的­首要实践问题。 另一方面, 我国主要社会矛盾出现­历史性变化,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凸显。 通过推动高质量发展转­型,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 、 、在经济 政治 文化 教育 健康、 环境等方面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成为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与增长相比, 发展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 为发展提供动力机制、 要素支持、 发展经验和制度参照, 特别是急需扩大开放, 从而培育和引入高质量­转型所急需的高级要素­和复杂制度。因此, 开放促增长促发展不仅­得到主流经济学理论支­持, 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发展实践所验证,更是基于我国发展现实­需求做出的战略选择, 构成新时代全面开放思­想的理论和实践逻辑。 在这一背景下, “十九大在十八大提出 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和十八大“

三中全会提出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旨“开放促增长促发展”在继续沿用这一基本经­济原理和既有发展经验­解决我国当前重大现实­问题, 推动发展方式转型和动­力转换, 完成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历史使命。

(二)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为实现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具体路­径十九大系列部署为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转型提供了具体路径。 一是全面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具体包括: 第一, 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基­础构建新型贸易政策体­系,削减中间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推动企业向价值

链中上游攀升, 实现外贸发展方式“、 、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 动力变”; 第二, 实施积极进口政策,革满足国内中高端消费­缺口和产业升级需求, 为世界提供市场空间和­增长动力, 如进一步下调进口关税、提升进口便利化水平、 举办进口博览会、 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等; 第三, 支持跨境电子商务、 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 第四, 主动塑造和全面提升贸­易话语权, 努力在贸易议题设置、议程制定和规则治理特­别是新兴贸易领域规则­塑造方面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 二是实施外商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 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的营­商环境。 加快服务业开放, 稳步推进金融业开放; 尽快研究出台统《外商投资法》,一的 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合法保护外资权益, 全面消除所有制歧视。 三是优化开放布局, 进一步扩大中西部开放。 通“一带一路”过将 建设与区域开放发展政­策相结合, 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包容性发展、 协调发展和平衡发展, 带动中西部地区、 周边国家和沿线国家共­同发展。 四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 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 “作和竞争新优势 加大对 一带一路” 沿线投资, 以市场为主导,以互利共赢和可持续发­展为基本遵循, 构建立足中国、 面向全球的新型商业生­态系统。 五是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 结合国家战略和当前发­展需求, 在风险可控前提下, 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如近期上海原油期货、 铁矿石期货的相继开通­以及海南设为自由贸易­试验区、 探索自由贸易港 建设, 意味着我国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迈­出新步伐。

二、 全面开放新格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 对外开放与深化改革相­互促进、 协同发展是开放型经济­成功的基本经验回顾四­十年对外开放历程, 对外开放与深化改革相­互促进、 协同发展是我国开放型­经济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 改革为开放创造体制基­础和内在条件, 开放为改革提供经验借­鉴和活力源泉, 二者相互依存、 协同共进。 深化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由于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市场经济, 对外开放意味着放弃计­划和行政手段, 实行市场经济和价格调­节, 才能参与国际竞争。 因此, 对外开放过程也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制度变迁过程,核心是政府将管制经济­的权力下放给市场。 为履行入世承诺, 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清­理各种法律法规、2300 19 万多件,部门规章 多件和

(王大大促进了市场化转­轨进程

、 , 2008; 高尚全,子先 姜荣春

2018 )。 总体看, 过去四十年, 改、

革助开放 开放促改革是贯穿始终、 相互依存的过程, 外部市场不仅在器物层­面补充内部市场的不足, 也在规则和制度层面助­推了市场化转型过程。进入新时代, 我国已成为具备较高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型经济­大国, 需进一步扩大开放满足­国内外预期; 另一方面, 发展模式转变也急需得­到更高开放水平的有力­支 持。 在新历史条件下, 有些过渡性治理模式不­适应了, 有些体制机制约束变突­出了, 有些则是开放型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还有因认识不足和各种­局限导致的一些错误做­法和失误亟待矫正。 例如, 出口导向型政策在开放­早期有利于积累外汇、 降低债务风险, 但在外汇储备和资本已­相当丰裕的当下, 支持进口既有利于满足­我国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需求, 也是构成我国新时期比­较优势和发挥大国影响­力的关键要素, 因此, 我国贸易体制急需向支­持进出口协调发展的中­性贸易制度转型。改革本质是调整上层建­筑与生产力关系, 必然是与经济发展演进­相伴生的制度变迁和治­理体系变革过程。 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应深入研究新阶段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要求, 继续以深化改革为基础­条件和动力, 遵循问题导向, 持续推进涉外经济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对­接, 进一步完善法治化、 国际化、 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二) 全面开放新格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协同­发展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十九­大报告指出, 实现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结构改革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 通过改进和优化制度供­给, 协调好经济主体的利益­机制和竞争机制, 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 2017),新机制 方福前 核心仍然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

系, 即通过进一步简政放权­和机构调整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把政府对微观市场机制­的直接干预转向提供更­好服务, 并在宏观层面加强调控­和监管能力, 更好(刘鹤, 2018)。发挥作用在开放实践中, 就是把扩大开放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 调整涉外经济领域的各­类政策扭曲和制度安排, 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市场化改革力度, 降低各种商事费用和交­易成本, 营造公平公正透明高效­的市场环境。 例如, “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 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必然涉及外商投资管理­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将政府角色从事前准入­管理调整为;“扩大服务业开放”,事中事后监管就要深化­服务经济改革, 打破长期存在的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 放开市场准入; 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要求对标中国香港、 新加坡等国际一流自由­贸易港, 构建基于市场规则的国­际化经济治理模式, 优化营商环境。 此外, 深化涉外经济领域改革­还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 从思想意识上破除出口­优先、 更重视引进来及与企业­所有制有关的歧视性做­法。

应注意到, 作为一个大国, 直接面对市场的更多是­地方政府, 考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必须深入研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不同角色­和互动关系。 此外, 在新时代扩大,

开放实践中 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已排上重要日程, 必然要更多考虑与国。 , 2018际经济制度相­兼容 例如 年中美贸易冲突已超越­贸易逆差和利益分配层­面, 涉及经济治理理念和体­制机制问题, 根本在于中美对于政府­角色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知存在深刻分歧。 另一方面, 由于经济发展在网络和­大数据时代呈现出一些­新特征新规律, 传统政府和市场的角色­也在发生快速调整,认知水平相对滞后于实­践, 也会对(政府经济治理带来挑战 江小涓等, 2018)。上述复杂因素决定在扩­大开放实践中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必然是一个广泛涉及经­济、 政治、 社会、 文化、 技术、 理念的规则重塑过程, 不可避免会引发国内外­不同集团和阶层的利益­和权力再分配, 有待于通过较长时段的­创新“”。探索提供更多 实践智慧

三、 全面开放新格局与区域­协调发展

(一) 对外开放与区域发展战­略相互支撑、 不可分割对外开放与区­域发展战略始终是有机­联系、 不可分割的。 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是­从沿海发展战略起, 。步的 实为区域发展战略 从1979 年中央对广东、 福建实施特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殊政策到对外开放进入­新高潮, 由沿海地区, “经迅速向内陆腹地拓展 形成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 (开放格局 田纪云, 2015)。 2001 年年底, 我国加WTO,

入 由政策性区域性开放进(入制度性全方位开放阶­段 王子先、 姜荣春, 2008)。 由于开放战略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趋势高­度吻合, 优先开放的东部沿海实­现 , “快速发展 不仅成功 让一批人先富起来”, 也带动我国整体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同时, 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水平持续提升, 国际上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经济社会格局也影­响( 林,到我国区域格局 李 培2011 ) , 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发。展差距不断加大 为解决上述问题, 1999 “西部大开发”年启动

战略, 2003 “

年实施 振兴东北老” , 2006工业基地 战略 年推出“中部崛起” 战略, 逐渐形成覆盖“四大板块”全国的 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核心目标是缩小区域差­距, “和实现协调发展 推动 先富带”(刘慧、 刘卫东, 2017),动后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西部地区发展压力, 但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与­东部沿海的显著差距。 十八大强调扩大开放在­区域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作,“创新开放模式,用 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 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 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 创“一带一路”造性提出 倡议和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推动形成东西南北纵横­联动发(王一鸣, 2017)。展新格局 十九“

大报告要求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 “

展新机制 推动全面形成新格局, ‘ ’ 为重点,要以 一带一路形成陆海内外­联动、 东西双向互济”, “

的开放格局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 ”。加大西部开放力度从最­新发展动向看, 雄安新区与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是新时­代开放战略与区域发展­战略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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