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风险监管体系研究
“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 一带国
一路” 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然而， 在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 国家进行投资时， 面临的不仅是机遇， 。“也有挑战 一带一路” 多为欠发达国家， 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落后， 政治环境相对不稳定， 法律效率低下且体系不完善，加上所需的投资又大多以铁路、 公路、 海港等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主， 存在资金需求量大、 投资回报周期长、 投资回报率较低的问题。２０１８ “一带一路”年是 倡议提出五周年， 要想持续推进和发展， 解决上述问题， 亟须构建国际贸易投资风险监管体系， 并进行动态和长期监测。 对于企业对外投资所面临的各种风险， 已有文献从不同的视角切入进行了某一类风险的研究， 但是尚没有形成系统的或者科学的分类依据。 本文综合已有研究的各类主要风险指标， 并根据商务部印发《对外投资合作境外安全风险预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 以此为依据和标准将企业投资面临的风险从政治风险、 经济风险、 政策风险、 支付风险方面进行系统归类， 加强对不同区域风险控制的分析研究。
一、 中国对 “一带一路” 国家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分析 国家的政治风险发展现状， “要对近期 一带一 路” 国家的政治风险建立指标监管体系从而进行动态和深入的评价。本文结合已有研究和商务部印发的《对外投资合作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和 信息通报制度》， 选择从国内是否发生政府更迭、 政局变化、 冲突等衡量国内稳定的定性指标， 国际是否发生战争和一国法律效率角度进行分析。 “一带一路”按照现在公认的国家名单， 根据政治风险的国内外衡量维度和数据最大可获得性， 选
５０ “一带一路”
择 个 沿线国家进行分析， ７ 个地区，共划分为 分别是
１ （蒙古）、 ２ （吉尔东亚 国 中亚 国吉斯斯坦、 哈萨克斯坦）、 ６独联体
（ 、
国 包括俄罗斯联邦 亚美尼亚等）、 ８ （包括新加坡、东盟 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等）、 ５南亚 国（ 、 印度、包括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等）、 １２ （包括伊朗、西亚 国 以色列、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 以及中
１６ （包括波兰、 立陶宛、东欧 国 捷克共和国等）， １。
参见表
１
从表 的政治风险指标中可以看出， 对于发生战争冲突的国家和地区， 由于有很高的政治风险， 需（ ０）；要谨慎进行投资 指标为 对于进行政府更迭、 换届的国家， 基于政权的交接所引发的政策的不确定（ ０ ５），
性增加 指标为 需要全面分析可能发生的风险变化趋势； 其他（ １）。国家国内较稳定 指标为 对于法律效率指数都普遍较低的中东欧 国家及与东欧相接壤的独联体国家，由于法律规则、 体系的欠缺， 并且处于东、 西方世界价值观、 法律制度、 宗教文化等剧烈交汇的地区，在进行贸易投资时更需要密切关注东道国滥用法律、 发生政府违约（如不履行或拒绝履行投资协议、
拒绝履行担保义务等） 等政治风险。具体来看， ２０１４ 年菲律宾因为政府与摩洛分离组织、 阿布沙耶夫组织的斗争等原因发生国内动乱，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存在政府换届的问题， 而伊朗则有总统选举后进行政府更迭的问题， 乌克兰发生顿巴斯军事战争。 ２０１５ 年乌克兰相继有示威冲突。 ２０１６ 年领土争端问题持续发酵， 克里米亚独立， 乌克兰爆发内战， 政府陷入腐败问题， 被迫提前选举， 另外沙特王国和也门的战事也不断升级， 土耳其方面政变未遂， 总统埃尔多安稳住了的国内局势， 并且这一年还是很多国家的（ ０ ５
选举年 其他得分 的国家是２０１６ 年发生政府选举）。 ２０１７ 年， 乌克兰内战持续发酵， 黎巴嫩总理遭绑架政局动荡。 “国际和平”在 方，“一带一路”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面 国家在年度基本都处于和平状态， 并未在本土发生重大对外战争。“法律效率 （ ）”指解决争议标表示一国为公司解决争端的法律体系效率水平， 数值越低， 效率越低。 １ 中显示， ２０１４
表 年排名最低
的国家分别是中东欧国家斯洛伐克共和国、 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
５西亚黎巴嫩和独联体国家乌克兰国，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年和 年斯洛伐克共和国、 克罗地亚仍处于垫底的位置，且分值下降， ２０１７ 年克罗地亚取代斯洛伐克共和国成为最后一名， 此外中东欧的希腊和波黑也进入倒数后五名之列。 相比来说， ２０１４ 年排名最高的是东盟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及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卡塔尔
５ 国，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和沙特阿拉伯等年依然是东盟和西亚的这五个国家排在前面， 西亚整体表现较好， 大部分国家占据排名的前十位。
“（ ）”指法律效率 挑战规则标表示个人、 机构和企业通过法律体系而非专制政府获得公正的效率水平。 １ 结果显示， ２０１４
表 年排名最低的国家分别是西亚黎巴嫩，中东欧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共和国， 独联体的摩尔多瓦和乌克兰，中东欧国家塞尔维亚、 斯洛文尼亚（
和西亚国家伊朗 后五个国家并） ８ 国， ２０１５列倒数第四 等 年该，指标效率有所上升 其中克罗地亚、 摩尔多瓦、 斯洛伐克共和国仍处于末位，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年和 年该指标效率有所下降， 处于末位的五个国家都属于中东欧地区的国家。 相比而言， ２０１４ 年排名最高的前五名国家分别是西亚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和约旦， 东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２０１５ 年度卡塔尔仍位列第一，其他最高的国家分别是新加坡、 马来西亚、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爱沙尼亚，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年和 年排名最靠（卡塔尔、前的是西亚的三个国家
）
沙特阿拉伯和巴林 和东盟的两（ ）。个国家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整体来看， ， “一政治风险方面带一路” 地区东盟和西亚相对较好，而中东欧和独联体地区风险较大。
二、 中国对 “一带一路” 国家直接投资的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监管体系选择从经济（ＧＤＰ）、
增长率 经济环境效率和（ＣＰＩ 物价指数）通货膨胀 角度进（ ２）。
行分析 参见表
首先， ２０１４ 年经济增长指标最差的国家为独联体乌克兰， 西亚塞浦路斯和科威特， 中东欧塞尔维。 ２０１５亚和克罗地亚等五国 年经济增长指标最差的国家为独联体乌克兰、 俄罗斯联邦， 西亚伊朗和科威特， 中东欧希腊等五国。 乌克兰因为国内冲突的影响， 出现严重的负增长； 俄罗斯联邦由于其严重依赖于能源出口而国际原油价格的暴跌拖累了国家的经济增长， 也出现较大负增长， 随着国际油价反弹， ２０１６ 年俄罗斯经济负增长宽度有所收窄但仍为负值； 伊朗因为国际制裁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２０１６ 年，危机缓和后经济有所恢复， 但是独联体的阿塞拜疆经济下滑较大， 首次出现负增长， 主要原因是建筑领域产值大幅下滑。 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虽得到缓解， 但经济并未显著好转。 ２０１７ 年， 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经济负增长， 主要是由于石油和天然气价格走低， 经济下滑。 经济风险较大的区域由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扩展到西亚地区。
， ２０１４
相比之下 年经济增长指标最好的国家是东亚蒙古， 独联体摩尔多瓦和东盟老挝、 柬埔寨，以及南亚的印度、 孟加拉国， 但是２０１５ 年发生变化， 经济增长指标 ，最好的国家是南亚印度 东盟老挝、 柬埔寨、 越南和南亚孟加拉国， ２０１６ 年伊朗因为解除制裁经济大幅反弹， 增速位列第一， ２０１７年阿曼和尼泊尔位列前茅， 依然是东盟和部分南亚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好。 ２０１４ 年增长快速的蒙古由于对矿产资源的极度依赖， 在国际矿产资源价格暴跌之后， 经济增长受到严重打击； 摩尔多瓦因为地缘上与乌克兰相近， 受到乌克兰战乱的一定影响， ２０１５ 年的经济增长下降较大， 且国内因金融丑闻引起社会对现政府不信任并导致全面危机； 东盟国家和部分南亚国家则普遍维持良好的增长势头。 该指标每年变化都较大。
其次， ２ 显示， ２０１４
表 年经济环境指标最差的前五位国家为西亚黎巴嫩， 南亚巴基斯坦， 中东欧希腊， 西亚塞浦路斯和约旦； ２０１５
年经济环境指标最差的国家为黎巴嫩、乌克兰、 蒙古、 希腊和约旦； ２０１６年最差的国家中蒙古被黑山替代； ２０１７年又是黎巴嫩倒数第一， 乌克兰倒数第二， 希腊倒数第三。 总体来看， 中东欧地区经济环境恶化，西亚地区经济环境两极化。 相比之下， ２０１４年经济环境指标最好的国家都是西亚国家， 分别是卡塔尔、科威特、 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 ２０１５ 年经济环境指标最好的国家是西亚的前四名国家， ２０１６加上独联体国家阿塞拜疆年经济环境指标最好的国家是卡塔尔、 科威特、 新加坡、 爱沙尼亚和泰国， ２０１７ 年捷克和泰国超过卡塔尔并列第一。 一般来说， 经济环境指标作为一个综合衡量指标， 各国都普遍保持相对稳定。 然而对于
“一带一路” 国家来说， 经济环境并不是十分稳定， ５０两年间 个国家８ １０％以上的波中有 个国家出现了
动， ３ ２０％
有 个国家出现了 以上的波动。 可以看到， 有些国家如乌克兰受到战乱的影响， 黎巴嫩受政局动荡的影响， 经济环境指数大幅度滑坡。 经济风险加大很大程度上来自政治风险引发的系统影响， 经济风险体系与政治风险体系具有紧密联系。
最后， ２０１４ 年通货膨胀指标为负数的国家为希腊， 独联体国家格鲁吉亚、 乌克兰和中东欧国家拉脱维亚； ２０１５年通货膨胀指标为负数的国家为中东欧国家保加利亚、 希腊、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黑山和匈牙利；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年和 年通货膨胀指标为负数的国家为中东欧国家罗马尼亚、 １３ 个国家。保加利亚等
２０１４年通货膨胀指标畸高的国（３５ ２）、 （９ ９）、家为伊朗 尼泊尔
（９ ６） （９ ５）， ２０１５蒙古 和印度 年通货膨胀指标畸高的国家为伊朗（１５ ５）、 （ １２ ９ ）
蒙古 和乌克兰（１２ １）， ２０１６ 年通货膨胀指标畸高（４８ ７）、的国家为乌克兰 俄罗斯（１５ ５） （１２）， ２０１７和伊朗 年通货膨胀指标畸高的国家为哈萨克斯坦（１４ ６）、 （１３ ９）
乌克兰 和阿塞拜（１２ ４）。 伊朗、疆 乌克兰等国由于处在经济封锁期和战乱时期， 通货膨胀大幅提高； 蒙古由于货币大幅贬值导致通胀率上升， 后因政府鼓励储蓄、 限制消费而有所缓解； 哈萨克斯坦由于石油开采量和工业生产总量等大幅增加， 经济高速增长带来通货膨胀。整体来看， 经济风险方面， 中亚和东盟的经济发展较快， 经济环 境较好， 而中东欧和独联体的经济环境最差， 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高度相关， 整体环境较差。
三、 中国对 “一带一路” 国家直接投资的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是指投资目的国的政策或措施可能引起的风险， 又分为外商投资环境风险和贸易壁垒风险， （ ＷＴＯ）同时考虑到世界贸易组织在促进市场开放、 确立公平贸易规则、 调解成员国贸易纠纷等方面的影响， “一带一路”而一些 国家还ＷＴＯ，
没有加入 本文选取外商投资占比、 （贸易壁垒减少 包括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措施减少） 以及是ＷＴＯ “
否为 成员作为构建 一带一路” 国家的政策风险监管体系的评价指标， ３。具体结果见表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年，年和 外商投资环境风险最大的国家为西亚的伊朗和科威特，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年和 年外商投资环境风险排名前五的国家有伊朗、 科威特， 以及南亚的尼泊尔和独联体国家的乌克兰、 俄罗斯， 只２０１７
是 年西亚的科威特上升到第一位， 外商投资占比指标基本变动不大。 究其原因， 西亚的科威特因为产业结构单一、 可投资渠道稀少和劳动力严重短缺， 而伊朗因为国内宗教教义和过度保护本国市场等影响导致敌视对外商投资。 相比来看，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外商投资指标较高的国家均为新加坡、 斯洛伐克共和国和捷克共和国。
３ 显示，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根据表 年和年贸易政策指标较差的国家为中东欧国家阿尔巴尼亚， 西亚国家科威特和伊朗， ２０１６ 年该指标数值有所下降， 风险较大的国家为独联体国 家乌克兰、 俄罗斯， 中东欧国家匈牙利， 东盟国家越南以及南亚的巴基斯坦和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 ２０１７年， 乌克兰、 波黑和俄罗斯排名倒。“一带一路”数后三位 国家存在较大的政策风险， 很多国家经济封闭、贫穷和落后， 正处在向开放经济的。 ， ２０１４转型之中 相比之下 年和２０１５年贸易政策指标保持最高的国家为新加坡、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 ２０１６独联体国家格鲁吉亚 年和２０１７ 年情况一样， 卡塔尔超过格鲁吉亚位列第三。 大部分国家贸易政策具有不确定性， 要根据其国内发展情况进行变化， 即使同一地区之间的不同国家， 差异也较大。目前， “一带一路”选取的
５０ 个国家中，沿线 只有中东欧国家波黑和塞尔维亚、 西亚国家黎巴嫩和伊朗， 以及独联体国家阿塞拜ＷＴＯ 成员，疆共五国为非 塞尔维ＷＴＯ。亚正在积极加入 这些国家国内贸易规则和政策环境落后， 无ＷＴＯ
法借助 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进行纠纷裁决， 风险较大。 整体来看， 政策风险方面， 东盟和中东欧方面投资和贸易政策相对较好， 而独联体和南亚的风险较大。
四、 中国对 “一带一路” 国家直接投资的支付风险
支付风险分为贸易收支风险、财政收支风险和国家信用等级变动风险。 “一通过这几个指标构建带一路” 国家直接投资的支付风险监管体系， ４。具体结果见表
４ ，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通过表 可知
ＧＤＰ年贸易差额占 指标偏低的国家包括黎巴嫩、 黑山、 阿曼、 蒙古和老挝， 其中黎巴嫩、 蒙古等由于
国内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的贸易逆差问题严重， 而黑山、 老挝等由于基础设施落后、 能源匮乏从而导致。 ， ２０１４外贸逆差严重 与此同时年卡塔尔、 科威特等国由于过依赖原油出口， 则有较大的贸易顺差，之后由于原油价格市场波动较大，价格下降使得贸易顺差也有所降低。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年和 年贸易差额占ＧＤＰ 指标偏高的国家分别是东盟国家新加坡和泰国。 考虑到各国经， ＧＤＰ济结构的关系 贸易差额占的比重也较少出现大幅波动。 指数波动较大的国家如蒙古多是由于国内经济情况严重变化导致进口的急剧减少， 而科威特这类石油国家多是受石油市场行情变化影响， 由于，
伊朗协议达成 国际原油供给增多， 导致其贸易顺差下降。
ＧＤＰ财政赤字占 的比重最严重的国家多为西亚国家。 西亚地区的财政赤字问题比较突出， 主要原因在于这些西亚国家普遍以原油出口收入为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 然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而 年原油价格的暴跌致使财政收入大幅减少， 在财政支出水平难以在短期大幅调整的情况下， ＧＤＰ导致财政赤字占 的比重出现较大波动， ２０１６
尤其 年财政，
赤字比较突出 阿曼财政赤字占ＧＤＰ ２１％，的比重达到 巴林为１７ ６％， １７ ２％。沙特阿拉伯为
２０１７ 年依然是西亚的巴林、 阿曼。 ４和沙特阿拉伯最为严峻 表 显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财政状况较好、一直保持财政盈余的国家是西亚的科威特和东盟的新加坡， 其他大部分国家都呈现为财政赤字， 赤字的波动也比较大， 数值不断变化。国家信用等级是指评级机构对 主权国家的信用等级进行评定， 并用一定数值表示的评级结果。 各国的国家信用等级指标相对比较稳定， 基本未出现大幅度变化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国家信用等级指标最低的五个国家为南亚尼泊尔、 东盟老挝、 独联体乌克兰、 西亚伊朗和， ２０１６南亚巴基斯坦 年乌克兰最严重， 尼泊尔和老挝也非常低。 由于受到经济制裁与动乱影响， 乌克兰和俄罗斯国家信用等级评分下降较大。 相比之下， ２０１４ 年国家信用等级指标最高的国家为新加坡、卡塔尔、 科威特、 沙特阿拉伯和捷克共和国， ２０１５ 年国家信用等级、指标最高的国家有新加坡 卡塔尔、 捷克共和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 ２０１６
国和科威特 年也是这些国家还包括爱沙尼亚。 企业在考虑对这些国家地区进行投资时， 需要重点关注一国的信用评级。 建立良好的商业信用环境和外部评价是促进未来经济投资发展的改革方向， 要“一带一路”高度重视逐渐完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用体系。整体来看， 支付风险方面， 东盟的信用风险相对较小， 南亚和独联体地区信用低风险大， 西亚地区呈现两极分化现象。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区域监控风险体系来看， 东盟地区综合各类风险指标排名首位，风险最小， “一带一路”这也是 倡议提出后中国与东盟国家不断展开合作的原因。 ２０１６ 年， 中国企业对９１ ３ 亿美元，东盟直接投资 同比增１０９ ９％。
长 而独联体地区的综合风险最大。 从四大主要风险分别来看：政治风险方面， 南亚地区政治风险 下降， 中东欧地区政治风险显著上升， 独联体国家受乌克兰紧张局势的影响， 国内外政治风险皆有所上升； 经济风险方面， 东亚地区经济，风险指数上升最为明显 风险下降， 独联体地区经济风险指数上升幅度最小， 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紧密相关； 政策风险方面， 中东欧地区贸易风险指数上升最为明显， 风险下降， 独联体地区经济风险指数下降最明显； 支付风险方面， 东盟上升， 南亚下降。
，针对这四大类别的风险 第一， 防范政治风险比较好的办法是当事国政府间签订不同层次的合作协议， 把经贸合作关系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以恰当的形式固定下来， 以保证双方投资政策的长期稳定。 第二， 国际贸易投资企业要关注一国的经济增长水平， 谨防经济大幅下滑和通货紧缩的国家带来需求的大幅减少， 从而使得对其投资的不确定性增大。 要进一步建立多层次多层面经济走廊， 促进区域经济整体和谐发展。 第三， 中国需要进一步了解一国的比较优势和政策法规， 尤其是一国潜在的贸易壁垒、 外国投资所有权比重的相关规定， ＷＴＯ
在 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上， 寻求更广泛的规则平台。 第四， 信贷评级和银行融资能力等信用风险在国家投资风险因素中较为普遍， “一带一路”由于 倡议涉及国家多、 投资周期长， 所以更加看重一国的信用发展水平， 企业要重点关注受债务危机影响较大的自身财政赤字严重的国家， 合理规避“一带一路”和控制对 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风险。
“一带一路” 倡议是新一届中
央领导集体制定并付诸实施的重要国家战略， 也是中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 “是我国积极应对 反全球化” 的挑战， 提高我国在亚欧大陆乃至全世界影响力的重大战略举措， 对于形成以我国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分工合作体系、 促进区域和世界经济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经“反全球化”济若想要打破 的桎梏， 相当程度上将取决于如何切实“” 倡议。有效地实施 一带一路有效的实施就是要走出去的同时控风险。 现实中， “一我国企业对带一路” 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时，面临各种宏观环境风险， 尤其是政治风险， 基本都超出了企业的实际控制能力。 基于本文的研究， 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一） 建立规则平台政府应当积极开展经济外交，构建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新格局，以化解潜在的宏观环境风险， 并保护企业面临的非商业性风险。
“一带一路”政府可以通过与国家签订高质量的双边与多边投资协定以及双边与多边自贸协定， 把“一带一路”与 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以恰当的形式固定下来， 以保证双方投资政策的长期稳定。 这种不同层次的合作协议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有力保障， 因此， 我国政府应根据与东道国的双边投资情况， 在恰当的时机积极与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在贸易政策方面， 要充分了解“一带一路” 国家的政策法规。 中“一带一路” 国家优势互补，国与产业合作的平台广泛， 具有合作基础， 中国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丝路基 金与亚投行等金融机构， 促进双方的投资合作， 解决资金缺口。 未来中国需要进一步了解国家潜在的贸易壁垒、 外国投资所有权比重的相关规定， ＷＴＯ
在 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上， 寻求更广泛的规则平台。
（二） 加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研究近几年的研究侧重点基本都是从自然资源、 市场要素等方面分析“一带一路”
中国对 国家的投资动因及影响机制， 缺少地缘政治风险的研究。 “一带一路”而 倡议的实施， 不可避免地要与沿线已有大国比如美国、 俄罗斯的势力发生交汇和碰撞， 面临复杂的地缘政治风险。考虑到企业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数据采集较为困难， 因此， 政府应当加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研究， 必要时还应构建地缘政治风险评价体系和雷达监控体系。
（三） 完善境外投资服务和救济机制我国企业在强烈的资源需求和市场拓展需求的驱动下， 可能将大“一带一路”量投资于 的发展中国家， 而这些国家普遍都存在诸如政局动荡、 政策变动、 文化冲突、经济增长停滞等风险， 加上我国企业对这些国家法律环境的生疏， 蕴藏了巨大的风险与挑战。 因此， 政府应当积极为境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信息搜集、 投资辅导、 法律咨询、 知识产权保护、 员工保护等配套服务， 促进我国企业完善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首先， 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投资引导手册， 提示我国企业谨慎投资政治风险高的国家或地区， 优先选择经济增长率、 通货膨胀率和国家 信用等级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
其次， 政府也可以通过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对特定行业、 特殊领域的企业制定风险管理的规范性要求， 比如完善境外投资前的法律、财务、 商业等尽职调查， 进行可行性研究等， 以加强本行业的投资风险管理能力。
最后， 当企业因政治风险或其他宏观环境风险出现或可能遭受投资损失时， 要以为企业提供实际的外交支持与保护、 提供区域间安全保障机制等措施来有效降低实际损失。 同时， 海外直接投资保险作为资本输出国较为通行的制度， 政府也应积极推进建立， 以鼓励海外投资， 并防患于未然。
（四） 简化投资审批、 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政府应当完成从投资的事前监管到事中和事后监管的转变， 简化和优化投资的事前审批， 建立对国有企业投资、 政府资金投资、 特定、行业或领域投资的监督 约束机制， 以提高投资效率， 实现对于投资行为的有效监管。 同时， 政府应当积极完善跨境征税机制和境外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设， 促进境外直接投资的更快发展。［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ＴＰＰ
年项目 “日本加入 后的东亚生产网络及中国的地位与合作空间研１４ＣＧＪ０２０）
究”（项目号 的资助。］ ①
（作者单位： 商务部国际贸②中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生院，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责任编辑： 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