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办公室的灯又亮了

住校的小儿子，心中涌起一丝歉疚。这一晚晓!!!!!!!!!!!!!!!!!!!!!!!!!!!!!!!!!!!!!!!!!!!!!!!!!!!!!!!!!!!!!!!!!!!!!!!!!!!! "艳又没睡踏实吧，她说我一出差她夜里就常常会醒。两个孩子应该睡得正香，都是马上要满 岁的小伙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155点20分。随着排队办理登机手续的人群， 他又往前挪了几步， 右腿还是疼得厉害。大概是在候机楼里着了凉，痛风的老毛病犯了，坐久了痛，站久了也痛。“痛风，痛风，痛起来要人发疯”，每次发作起来他都喜欢这么自嘲。

他下意识地摸了下衣袋，衣袋里有几张小卡片，密密麻麻记着各种待办事项，他从里面抽出一张。这是他多年的习惯，每做完一件事就划去一条， 事情做完纸片就扔了，做不完的誊到下一张卡片上。他迅速把当天要做的几件事在脑子里捋了一遍，又在卡片上加上几条。

时间真不够用。这些年，他一直有一种紧迫感：高原反应的危害可能要5到10年后才显现，希望老天再给我10年时间。

2015年底，大病初愈的他，第三次向组织递交了继续担任援藏干部的申请书，成为中组部第八批援藏干部。 家人对他生病后“变本加厉”的工作节奏很担心，80多岁的老父母打电话，希望他能减少一点工作，他每次都说，我没事，好着呢。每次电话说不了几句就要挂，要么是马上要上课了，要么是马上要开会了，要么是马上要登机了，急得母亲只好写信劝他。

张晓艳看他回到家后疲惫的样子很是心疼， 可几次劝说无效也就不再言语了。“他这人挺难改变的，我们能做的就是不给他加重负担。”张晓艳懂他，默默地数着他一次次往返的日子， 仔仔细细记着他说过的话：“希望老天再给我10年， 把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 等到西藏的事业能够可持续发展，那时我会考虑留在内地帮助西藏。”

连 载

（六）

2015年5月6日，长海医院重症监护病房

。入院第5天， 还没有度过危险期。担心出现意外， 说话还含糊不清的他一字一句艰难口述， 请学生记录下一封给党组织的信：

我是复旦大学的一名生物学教授，也是西藏大学校长助理、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及中组部第六、 七批援藏干部。 我刚获得了2015年度全国先进工作者的荣誉并上台领奖， 亲耳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干劲倍增。

在过去的14 年间，我走遍了西藏的山山水水，考察当地的生物资源，成了西藏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 “活地图”。我们共建的西藏大学生态学博士点已改变了西藏高等教育的历史， 为培养高水准的生态学人才奠定了基础。近年来，我们在西藏的各方面工作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我深知，这些工作还需加大力度。

路漫漫其修远兮。14年的援藏生涯对我而言，既有跋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的艰辛，也有人才育成、一举实现零的突破的欢欣； 既有组织上给予的责任和荣誉为伴， 也有窦性心律过缓和高血压等疾病相随。就我个人而言，我将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他的身上集合了多重身份，他是科学家，是援藏干部，是人民教师，是科普大家，是研究生教育领导者……而无论何时何地 他的第一身份始终是共产党员。

，这条不知疲倦的鱼儿， 此刻动弹不得，却无比渴望奔腾的浪花。5月15日，入院第13天，他就出院了，几乎创造了这家医院脑溢血康复的最快速度。

那些天，右手还不灵便，连餐盒都打 不开， 他倔强地坚持自理。 右脚还没有知觉，在病房的走廊里，他扶着墙一点点练习走路。住院十多天，他还“顺便”审改了好几本学生论文，把一本书的译稿校对了出来。

5月18日，他一步一挪从家走到了复旦大学的办公室，正式恢复工作。

包晓明看到，深夜，钟院长办公室的灯又亮了。

他就像一盏灯，给予了很多人光和热，点亮了一颗颗年轻的心。 他的乐观积极带动着身边所有人， 他的高尚和纯粹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他始终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 他要用一生写就一本顶天立地的“大书”，书的扉页是四个闪光大字：共产党员。

2017年5月4日，凌晨4点。天色微明，黑夜渐渐隐去，太阳还在积蓄力量。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候机大厅里，已经响起稀稀落落的脚步声， 伴着行李箱轮子划过地面的声音。

钟扬扫了一眼笔记本电脑右下角的时间，合上电脑，连同一沓稿纸塞进身旁一个老旧的双肩包，起立，抡包背上，一系列动作熟练流畅。起身后，才发觉右腿关节疼得 厉害，脚趾也痛。原地活动两下，他便一瘸一拐地往机场柜台走去。 进出西藏的机票有时非常紧张， 为了买到最早航班的机动票，他要早点去柜台等着。这天运气不错，买到了6点多起飞的航班。

这些年，钟扬的生活由“上海”和“西藏”两部分组成：他是复旦大学党委委员、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学科研和管理岗位“双肩挑”；他还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受聘到西藏大学工作，是中组部援藏干部、西藏大学生态学一流学科带头人。 在哪里他都是出了名的工作“疯子”。

5月3日 前一天刚过完53岁生日的钟扬，在复旦大学忙完一天的工作，便马不停

，蹄地到上海浦东机场赶最晚一班飞机前往成都，落地已是次日凌晨1点多。成都到拉萨的最早航班早上5点左右开始办理登机手续，中间也就3个多小时，他习惯就在机场候着。一来需要处理一天的邮件，二来继续完成手头的一大堆工作。困了，就在机场的候机楼里找个座位打个盹。

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睡在机场候机楼椅子上了。看着午夜稍显冷清的候机楼，他想起上海家中熟睡的妻子和大儿子，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