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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戈壁滩隐姓埋名为­国打造“争气弹” 而今又把献了青春献终­生的誓言传扬上钢新村­有个“两弹一星”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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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雪妍“这是存放原子弹最小部­件的‘匣’。”上钢新村街道“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里,89岁的陶瑞滨指着眼­前这个不起眼的木匣子­对记者说。

木匣子外方内圆, 像个普通的笔筒。 谁也想不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中­子源曾躺在里面。 作为引起裂变反应的“扳机”,中子源虽然只有乒乓球­大小,但对原子弹至关重要。年 月 日夜,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前夜,飞机、大炮、坦克等“效应物”早已在罗布泊准备好。一公里1964 10 15外,“扳机”还在送来核心区的路上。茫茫戈壁,漆黑一片,两个手电筒发出微弱光­亮,三个年轻人手挽手,搀成人墙,齐声说着“一、二,一、二”,同步前行。他们脚下是滑沙,要保证中子源安然无恙,每一步必须走稳。走在正中、紧紧抱着中子源的人,就是陶瑞滨。回忆起那晚,陶瑞滨站了起来,弯起双臂 两手捧成碗状,好像还拿着那个怕震、怕水、怕晒的“宝贝”。“夜行戈壁,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陶瑞滨形容起那晚的天­气, “乌云密布,不见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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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瑞滨在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原 厂工作 年后,从青海回到了上海,住在浦东新区上钢新村­街道。陆续回221 33来的,还有他 余名老同事。在街道,他们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党支部———“两弹一星”党支部。支部现有 名党员, 80

陶瑞滨年纪最大,在 厂工作最久,最小的一位也已

28岁。他们用了近 年,筹建起全国第一个社区­爱国主义教221 72育基地,收集了很多当年的老物­件,陶瑞滨带回来的“匣” 20

就是镇馆之宝。

金银滩,消失的地名

年初,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民警陶瑞滨接到一纸调­令,通知他去北京任职,可去什么单位、做什么工作,

1964一概不知。临出发,他才被告知要去的是青­海湖北岸一片海拔 米的草原。就连同事都纳闷,连年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的他,怎么会去“那种地方”?在当时人们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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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中,青海是遣送劳改犯的地­方。

坐上西行的列车,穿过片片土坡和一路残­雪,4月初,高原上野草还是干黄的,远山上银雪闪闪。随着海拔升高,强烈的高原反应袭来,陶瑞滨头晕目眩,嘴唇发干发紫,流起了鼻血,下车后休整了几天才缓­过来。

在陶瑞滨之后,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陈­福良、从中科大毕业的陈栋标、从合肥化工学校毕业的­许震贵,也分别登上了西行的列­车。这些毕业生们都是第一­志愿填报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后改为核工业部)。“我们就是响应号召,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根本没有犹豫,打起背包就出发了,也不知道具体做什么。”陈栋标回忆。

他们共同的目的地 曾有个美丽的名字———“金银滩”。在王洛宾那首浪漫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中,青海

的草原令人神往。可从 年开始,这首歌就和一部名为《金银滩》的电影一起被禁播,“海晏县”也在地图上神秘地

1958消失了。“金银滩”屡易其名,从 “国营综合机械厂”,先后改为“兰字 部队”“总字 部队”“221 厂”。许震贵印象中,厂区周围山头上的积雪­一年四季都不

839 819融化,风沙很大,“风吹石头跑,眼睛睁不开”,野草长得比人还高。 陶瑞滨说:“我们住帐篷,吃黑馍,喝河沟里的水, 80℃水就烧开了,饭煮不熟,青稞馒头发黏,很难吃,副食是粉丝、土豆和大白菜‘三大样’,穿的是棉猴(长棉大衣)、皮帽和大头鞋 ‘三大件 基地有时 月的积雪都有大腿深,年平均气温在 到-3℃,毛衣毛裤不能离身。”

’, 7多年后经过解密,外界才知道“金银滩”这片草场之

0℃

所以神秘, 是因为这里成了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30数以万计来自天南­海北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在这里研▲上钢新村街道“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馆­里的照片墙。荩陶瑞滨有几十本笔记, 记录了自己从前的工作­生活经历,图为他在翻看回沪后重­新整理的笔记。

制出了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

毒害物,是家常便饭

因为保密需要,国务院批准这里对外叫“青海矿区”。当时,矿区级别很高,跟省会城市西宁平级,却基本不与外界接触。

“有关机密,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对外不能透露工作地点­和性质, 探亲出差不能买直达厂­区所在车站的车票……即使在同一个办公室,大家都不知道身边的同­事在做什么。”许震贵现在还把“保守国家机密,慎之又慎”的警语记得清清楚楚。

说话总是能切中要害,刚到那里工作时,在他指导下,大家进行实验和设计的­许震贵经常能见到一个“小老头”,他效率很高。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貌不惊人的“小老头”就是王淦昌,这位中国“核弹之父”化名“王京”28 年,与彭恒武、郭永怀这些科学家一起­隐姓埋名,带领着技术人员潜心攻­关。

厂里的每颗螺丝、每根电线,虽都是从全国工艺领先­工厂定制的,可还要再经过苛刻的筛­选。刚进厂时,陈栋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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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厂 车间负责质量检验,他举例,为了挑出质量过关的玻­璃二极管,需要依据“正向整流,反向耐压”检测。“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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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要 分钟以上,我坐在实验台前,用了两个多月,才从 万个样品里挑出 个。”

2 1许震贵起初在二分厂­生产部工作,当时原子弹所用的炸

300药是在“米哈耶洛夫锅”里熬制的,他对那种苦杏仁味记忆­犹新,这是 在加热融化成型的过程­中释放出的有毒气体, “通风不好, 强烈刺鼻的气味一下子­就把我冲晕在工作台

TNT上”。为了赶任务,他们经常不能按时就餐,但化学毒、物理毒却成了“家常便饭”。

高性能炸药要在数千吨­的压机中压制成形,随时都有发生爆炸的危­险,而且这些密度很高的炸­药还要在机床上再用刀­具加工成精度很高的产­品。“真的是提着脑袋干活儿。”

吊装第一颗氢弹时,产品刚装配好,偏偏停了电,吊车突然悬住不动了,千钧一发之际,在场的人不约而同冲了­上去,有人死死抱住挂钩,生死攸关时,每个人都下意识地只想­到要保护吊车上的大球。醒儿“把手表先摘下来,那时一块‘上海’牌手表很值钱,如果,我们同事间有一个习惯,就是做准备工作时,相互提个出了事,还能给家人留下点贵重­物品。”许震贵记得,切割炸药的202车间­原有30多人,短短几年,就有12人牺牲。

坐在一旁的陈福良静静­听着,眯起了眼睛补充:“有个上海技校毕业的小­伙子,才 岁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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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气弹,只为了那一刻

从苏联正式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资料,并撤走专家、终止合同那一刻起,参与核试验的科研人员­和干部职工都憋着一口­气,不分昼夜地工作,“就是用手抠,用牙啃,也要造出中国的‘争气弹’”。

“每项装配流程都要一气­呵成, 所以我们没有上下班之­说 累了就在弹旁休息一下,晚上厂房中、办公楼里都灯火通明 许震贵回忆,每天 时,接送大家下班的班车来­了,司

,机在外面一直按喇叭,也没人愿意放下工作,好多次都是领

。” 21导强行熄灯,大家才不得不离开。

“当时的口号是‘下定决心,坚持到底’‘技术上精益求精,安全上万无一失’,大家团结奋斗,没有一个人叫苦,努力做到‘保质、保进度、保安全,一次成功’。”这些口号,陶瑞滨记得清清楚楚。

年 月 日, 陶瑞滨作为公安人员随­着国家参试队伍离开草­原,登上一级专列,直开新疆大河沿终点站。戈壁

1964 7 30

滩中午气温超过 40℃,可夜间还要穿棉袄、盖棉被。他记得,那里没有新鲜蔬菜,“张爱萍副总参谋长从北­京带来了青辣椒慰问大­家,我们觉得这是最大的关­怀。”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采取的是塔爆方式。10月 日,原子弹吊装上 米的高塔后,起爆线从塔上一直延伸­到控

14制站,足有 公里,保护这长长的起爆线不­出故障,就是陶

102瑞滨他们工作的­重点。他记得:“有的地方岩石坚硬,起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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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不到地下去,就用沙土盖着 我们放不下心,就采取责任制,每人签字各负责一段,一天几次巡视,确保起爆线不出

故障。”

因为完成了护送中子源­的任务,陶瑞滨被人表扬:“上海来的小伙子不怕放­射性嘛!”他回:“考虑危险和放射性,这工作就不能干了。”这个代号 的原件放射性很微弱,但在往后经年累月的工­作中,他身上还是留下了很多­褪不掉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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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辐射斑点。

年 月 日,关键的日子来了。在场的老人回忆,当天 时 分,沙漠中突然闪过强烈的­电光,头顶滚过雷

1964 10 16声般的巨响。“轰隆”声过后,指挥部的喇叭告诉大家“可以看

15 30了”,人群就欢呼着跑上山坡,远处地平线上火球跃起,慢慢地升上高空,不断向外膨胀,变成了拔地而起的蘑菇­云。云柱翻腾,人群雀跃,声出云霄。这颗以苏联撕毁协议时­间为代号的“596”原子弹爆炸,标志着我国成为了“有核”国家。

可离“核”最近的这些人并没有停­歇,“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研制原子弹的同时,氢弹方案早已开始探索。1967年首次氢弹试­验,当弹体随降落伞从万米­高空下落,在预定高度起爆后,陶瑞滨记得那真是“只有 个太阳,才能与其争辉”。当时,他执行完安全保障任务,正坐在离去的飞机

1000上,那个瞬间,一道强光掠过,窗外成了一片雪白的海­洋。

红柳情,朝霞晚霞一样多彩

年 月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 个部门联合发文宣布 厂退役, 上万名职工陆续离开。“国营 厂”和

1987 6 24 12 “青海省人民政府矿区办­事处”这两块牌子从办公楼摘­下后,

221 221在场的职工神情­严肃。拍合影时,陈栋标心里有着难以言­表的滋味,这一走,再回来就不知何日了。

陶瑞滨最后一批离开,他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核设施退役处理。为了将蓝天白云还给海­北州人民,他们需要掩埋全厂的核­废料,使用过的燃料、工作服、甚至连二分厂的墙皮也­统统刮下来埋入填埋坑,周边修建排水群,底层和侧面用黏土夯实,足足填了 层从“两弹”诞生的地方回到党的诞­生地,他们的党组织关

25 。系转入浦东新区上钢新­村街道,当年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也被他­们带了回来。2005 年,他们成立了“两弹一星”党支部,被居民亲切地称为“蘑菇云”党支部。

为了讲好“两弹一星”故事,他们办起了教育基地,自发捐赠了自己珍藏多­年的照片、 证书和奖章。 在街道的支持下, 基地从一间 平方米的房间开始, 现在已经成为平方米的­展览室,老人们细心地排好班,轮流担任讲解,还

14 100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了新的情景党­课, 来感染和教育参观者。他们还走进部队、机关、学校、企业进行宣讲,听众超过 万余人次。“我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初中毕业被保送到复旦­读预15科,后来直升化学系深造,我是靠着助学金和老师­同学们的帮助才顺利完­成学业的,所以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听到党的召唤,我没有犹豫,主动要求去青海工作……”支部书记陈福良讲到自­身经历,有青年人问,在那样异常艰苦的环境­中,他们是怎么坚守几十年­的?

这个问题所有老党员都­被问到过,他们总会说出“一生情系两弹,死后魂归草原,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誓言,并表示:青春留在那里,不后悔;晚年奉献社会,更有劲。来参观的学生感叹:“爱国主义其实就是这些­活生生的老党员,并没有那么遥远和抽象。”

陶瑞滨觉得,年轻人专注的眼神和掌­声,是对他们极大的鼓励。“虽然现在已经退休了 但我们有责任把‘两弹一星’精神传给年轻一代。”

,当问起老人们,“你们眼中的 两弹一星’精神是什么?”他们的答案很不 教科书”———核心技术是第一 必须

‘原创,必须团队合作,必须甘于奉献;干群关系融洽是第二,

“,领导主动担责、冲在最前,还要有服务精神,工作才能良性循环。

展馆里有一本名为《红柳》的书,这是老人们记载下来的­当年经历。红柳是厂区外最常见的­植物,陶瑞滨说:“红柳开花早,花期很长,开花时远看是一片绯色­的云,沙漠和草地上有了红柳,就有了姿彩根系发达的­红柳,能从十几米深的地下吸­取水分,就像

。”他们的故事,也有长长的根,深深扎根祖国大地,给每个时代提供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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