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自然教育也有得天独厚的迷人之处
王放：我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围绕保护生物学的研究展开的，因为研究内容涉及自然保护地、物种保护等，我有幸参与了一些面向公众的自然教育活动，认识了不少以生态文明教育为志向的专业工作者朋友。
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近年来，城市居民探索自然的愿望是高涨的，城市家庭对自然教育的需求呈现井喷状态。这一方面得益于城市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城市野生动物回归趋势加快、与市民生活交织日益增多；另一方面，这也是市民文明素养和城市软实力持续提升、催生生态文明教育需求的结果。
尤其是“双减”政策出台后，很多中小学开始在课后服务板块，为生态文明教育内容、为增加孩子们接触自然的机会，留出更多时间和空间。这既让我们这些专业工作者备受鼓舞，也意识到了围绕不同的年龄层设计课程、编写教材、培训师资的紧迫性。
说到我的孩子，因为他才 岁半，我还真的没有带他参加自然教育机构举办的活动，更多是带着他在自家小区内部或周边随便走走，边走边看。光是在家门口随便走走，好像已经能够给我们彼此带来很多乐趣。
这个春天，我们在小区里发现了乌鸫的鸟巢。赶上樱桃成熟的时候，乌鸫会吃树上的果实。晚上，我们会定点去看蜻蜓孵化、羽化。我们还在小区里发现了蝴蝶的茧，每天都会去等着看蝴蝶破茧而出。一开始，我只是带着我的孩子做自然观察，后来，一个小女孩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再后来，扩充至四五人。我每天就像一个孩子王似的，带着他们在小区里“游荡”。
我家住在新江湾。给我和孩子们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一些绿地由于减少了人工养护，减少了除草剂、杀虫剂的使用，呈现出一股前所未有的蓬勃生命力。与此同时，新江湾生态廊道出现了一次萤火虫的小爆发。差不多在月份，每天晚上，生态廊道吸引很多居民来看萤火虫。孩子们在湿地边上惊叹、尖叫、奔跑，非常兴奋。
直到现在，小区里的小朋友见到我，还会问我翠鸟在哪儿，要求我带他们一块儿去小区里“探险”。看到孩子们内心深处对自然和探险的渴望被激发了出来，我自己也觉得十分开心。
解放周一：听了您刚才的这段经历，很多
王放：这可能就涉及自然教育的目的了，涉及我们到底希望孩子从自然教育里面获取什么。
就拿我来说，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我希望孩子从自然教育里得到的，是对生命的观察、对世界的好奇心和热爱。如果仅以这一点为目的，我觉得城市环境已经完全可以满足。
如果我们希望孩子得到的是一次科学思维能力的训练，甚至能够掌握一些科学的思考方法，有提问，有推理，有数据搜集，还有数据分析，那么，这在城市的自然环境条件下也完全可以满足。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让孩子更坚强、勇敢、健壮，想让他去体验自然的宏阔和美好，那么，到荒野环境里去可能就更合适一些。
所以，在我看来，自然教育的实现与落地方式与我们的目标紧密相关。而这种种目标之间并不全然互相排斥，它们彼此之间是可以兼容的。
解放周一：近几年，关于“城市里的自然
王放：在过去一两年间，我所在的研究组曾受邀协助辅导上海一些区的中小学生参加科创比赛，还得过一些奖项，但孩子们研究的对象其实一点都不高大上，大都是“身边的小事”。
他们有的在自己所居住的小区做野生动植物物候观察，有的在身边的河道岸线观察、记录入侵物种……这些已然是非常好的科学训练，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他们过去没有掌握的科学研究方法的空白，完成“观察—归纳—猜想—证明”这样的科学研究链条。
有一次，我们带中学生去上海出现貉最多的小区进行访谈，并进行一些实地的观察。他们观察小区里的猫粮投放情况、湿垃圾堆放情况，分析上述情况对貉生存环境和活动方式的影响，完成了自己的报告。
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仅切身体会到了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如何与野生动物建立互动关系，城市的变化、生态环境的变化如何跟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有了具体的切入点，去感受自己可以履行的社会责任。
我们作为专业的科研团队，在指导孩子们展开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共享一部分既有的研究数据，供孩子们学习利用历史数据来做分析的方法。这个过程既是一个科研团队对市民、对公共教育活动的回馈，也推动了专业科学研究与公众科学教育之间的深度互动。我们甚至可以说，类似教学目标的达成，在城市里比在荒郊野外，具有更好的条件。解放周一：如何理解您所说的“更好的条件”？王放：因为接触这些研究对象不需要跋
观察
均本报资料图片
山涉水，就在大家的身边，这更有利于观察者反复去看、去调查，反复设计方案、调整方案，进而开展比较长期深入的研究，而不是点到为止，不是做一点比较浅层的了解和调查就离开了。从这个角度而言，城市自然教育也有得天独厚的迷人之处，我们不应该视而不见。
我个人一直觉得，自然教育还有一种特别美好的形式，或者说，是一个值得大家努力的方向。那就是，孩子们，包括成年人，可以尝试通过自然教育的过程，去进行一些对自然的改造和助力。比如，在城市绿地，我们可以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可选的物种清单或者直接提供一些种子，鼓励他们把一小块绿地改造成为一块小小的湿地；在幼儿园里，我们可以设计一些课包，方便老师带着孩子们，营造一处吸引蝴蝶来吸食花蜜的小花园；在社区，我们可以做一些教学设计，方便家长带着孩子在家门口营造一个可以亲近自然的小花园。
让孩子们一边学习，一边在自己身边推动一些小小的改造。也许几年之后，当他们再回到这儿，就会发现自己撒下的一些草籽、做过的一些小改造，已然有了结果。由此带来的成就感，会是他们成长过程中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
所以，与其抱怨城市环境不够野、不那么生态，不如实实在在地去推动一些力所能及的改变。这更多考验的是自然教育工作者对自然教育的理解和自然教育活动设计的深度。从这个角度而言，小而有特点的自然教育机构的作用就很大，家长们可以根据家庭和孩子的具体需求因材施教。这不仅能避免自然教育活动的同质化，还有利于开展一些投入度高又需要较真的自然探索。
说到“既投入又较真”，我这几年还有一个感受。那就是，过去大家好像总是默认缺少自然教育的是孩子，但其实，成年人对这方面的需求一点都不比孩子少。
公众热议大象北迁可能是最鲜活的自然教育
解放周一：您对成年人这块是怎样一番观察？王放：我在日常生活中亲历过几个场景。这些场景促使我思考，到底怎样一种状态，对于城市里的自然教育而言是比较理想的。
一个场景是，每次我们去上海自然博物馆交流，就发现成人的热情甚至比孩子的还要高涨。一些成人观众在听闻一些自己可以参与的自然观察活动之后非常激动，表达出参与其中的强烈愿望。相比之下，倒是孩子们的反应更淡定一些。今夏，我们推动公众参与“貉口普查”活动，最终吸引到的志愿者也是以成年人为主。有的志愿者会带上孩子一起参加，更多的志愿者是已经工作多年的职员，出于兴趣和好奇心，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他们觉得参加这样的项目很有趣，还抱怨平时为他们设计的项目太少了。
另一个场景是，我的孩子还在上幼儿园，同学家长经常会三三两两约好，周末带上孩子到一个自然的环境里去玩，但到了目的地以后，整个环境很漂亮，爸爸妈妈们在给孩子作讲解时常常就捉襟见肘。很多家长最多指着一只蜻蜓或者一只青蛙叫孩子看，对其他的内容要么不熟悉，要么没有办法给孩子讲，有点不知所措。
对于以上场景，我的解读是，当下的成年人对自然充满了了解和探索的渴望，但是，如果大家希望从自然探索中汲取更多的知识、能量或者智慧，这可能是一个特别长期的事，需要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自然教育、环境教育来实现。比如，我们需要更多收集上海的城市自然故事、各种关于上海城市生态变迁的信息，让这些内容切切实实地进入中小学课堂，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在成长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了解和接触。这样，等到他们长大了，看到有关上海自然生态的一切，就不再陌生。
目前，我们围绕国内自然生态展开讲述和阐释的文化产品还是少了。我们国家有这么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果有一天，说到秦岭，说到横断山，说到祁连山，说到喜马拉雅山，大家都能有耳熟能详的绘画作品、文学作品、电影、纪录片，并且把这些关于自然的记录、描绘、讲述，作为自己的骄傲和荣耀，到那时，我相信，国人对于自然的认知、参与和热爱都能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曾经，云南野象群集体北迁并返回引发媒体和公众关注。大家在各种公开或私人场合，包括在微信朋友圈或在微博平台上，热议大象搬家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人说，“是因为环境变好了”，另一个马上说，“快别扯了，我听专家的说法不是这样”。在我看来，这种发生在当下、不带一点刻意的热议，恐怕就是最好也是最鲜活的自然教育。
大家因为觉得一件事好玩而去讨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在各种不经意的场合收集到的信息，甚至是一些前后不一致的争论，拿出来回味、咀嚼。这样的过程本身，对于全民科学精神和生态文明素养的提升，具有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