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在一所学校，走着一条道路，圆了一个心愿
1981年，我从南京晓庄师范学院毕业，来到当时的江浦县建设乡五里村小学任教。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 20世纪80年代初，南京乡村小学提出的建设目标是“一无两有” ：“一无”是校校无危房， “两有”是班班有教室、人人有课桌凳。开学了，我发现还有6个孩子没来报到。我不放弃，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走村串户，终于把这些孩子全部拉进课堂。这就是我刚刚任教时的场景。
4年后，我们学校所在村的村民自发集资，兴建了新的校舍。同时，教育局将我们学校更名为“行知小学” ，这是江苏省第一所以陶行知先生的名字命名的乡村小学。当时，我们心底里有一个真诚的愿望，那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农民的孩子也能享受最好的教育。
40多年前，这所乡村学校只有几十个学生； 40多年后，我们的学校已经有2000多名学生。当年，农民建的四合院的校舍还在，有一条小路是我们带着学生一起捡废弃砖头铺成的，我们把它叫作行知路。今天，我们的学校已经发展成一个 300亩的大校园，幼儿园、小学、初中和社会实践基地融为一体，学校前面修通的大马路真的就叫行知路。
我已经60岁了，总结我这一辈子，总共做了三个“一” ：待在一所学校，走着一条道路，圆了一个心愿。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表达我们40多年时间做了什么，那就是6个字：走在“行知路”上。
一路走来，我们发现有两样东西最为可贵，就好比两条腿走路，哪条腿都不能缺。一个叫作教育情怀，我们教育工作者首先一定要有教育情怀。另一个叫作教育实验，哪怕是在落后的乡村小学，哪怕我们是普通的乡村教师，也一定要做教育实验。
教育实验，有人认为那是高大上的、很难的东西。其实在我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教育不断优化、不断改进，那就要进行探索，放弃不好的东西，坚持好的东西，这就是教育实验。陶行知先生一直大力倡导教育实验，我觉得我们作为基层教师，也要有这个追求，要有这样的行动。
2022年，我们学校的“大情怀育人，扎根乡村40年的行知教育实验”项目，获得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中国教育报》用一段诗意的话来描述这个项目： “乡村学校完全可以建构起一种自然的、健康的、和谐的教育文化，并留住乡村的味道、乡情的淳朴、乡音的美妙。”我想我们这个项目之所以得到认可，因为它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当代实践，它试图解决当代中国乡村学校育人的实际问题。乡村学校不仅要办下去，而且还要追求高质量发展，我们这个项目在这方面的探索，也许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
“傻瓜种瓜，种出傻瓜，惟有傻瓜，救得中华”
我毕业于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学院，我非常崇拜陶行知先生，所以毕业后，在进城和回乡之间，我主动选择了到乡村小学去教书。
工作不到两年，我突然又被调到团县委做副书记。但是， 4个月后，我又回去了。在从政和从教之间，我选择了从教。是乡村，是孩子们，是陶行知先生，让我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我清楚地记得， 1981年11月14日，陶行知先生的儿子、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陶城先生来到学校为我们鼓劲加油。在他的见证下，教育局将我教的一年级班级命名为“行知班” ，这是我在“行知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1984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南京召开一个研讨会，我们学校成为考察点，这直接促成了1985年1月10日我们学校被正式命名为行知小学、行知幼儿园。当时22岁的我也被赶鸭子上架，成了这所学校的校长。
对于一个乡村学校的校长来说，我最刻骨铭心的体会是留不住骨干教师。我一次次地开欢送会，把我们学校的骨干教师送出去，但无论如何，我还是选择了坚守。
有人说我太傻，可我有一首陶行知先生的诗作为我的护身符。陶先生写道： “傻瓜种瓜，种出傻瓜，惟有傻瓜，救得中华。”说实话，做乡村教育确实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有陶先生的
走在“行知路”上，最关键的是有大情怀，有一颗育人之心。学陶行知先生，走“行知路” ，永远没有终点。
— —杨瑞清这首诗指引我，我觉得我一定要走自己选择的这条人生道路。
1991年，在陶行知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给我们学校发了一张奖状，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至 1993年，我们已经有8个“行知班”毕业了。我们开展了一些实验项目，对乡村教育进行探索。比如，为了提高小学教学质量，我们对幼儿园和小学的衔接非常重视，开展了幼小衔接的实验。比如，乡村学校条件差，但是找一块地让学生开展种植劳动，这很容易办到，所以我们有了劳动教育实验。还比如，当时留级问题特别严重，我们搞了“不留级”实验、良师成长实验、村级大教育实验、家长学习班。这些都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开展的。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论被概括为生活教育，我们学校当时的办学口号是“村校一体，生活育人” ，其实就是朝着生活教育的方向去努力。
从 1981年到 1993年，是我们走在“行知路”上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我自己最实在的收获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扎根”。我在乡村扎下了根，从此走上了爱乡村、爱教育、爱儿童的正道。我觉得，只有将根基牢牢地扎在乡土文化的土壤里，才能源源不断地吸收营养，才能化解乡村教育的各种困扰。
办教育看上去复杂，但大自然会给出答案
乡村学校的困扰很多，主要有三大困扰。
第一个就是乡村学校留不住好教师。
我在工作中发现，好教师不愿意留在乡村教育的岗位上，最主要的原因是觉得没有盼头，而且，在闭塞的乡村环境中，教师会逐渐变得麻木、封闭、落伍。于是，让教师学会成长，成了我们解决这一困扰、突破这个难题的一大策略。
乡村教师怎么成长呢？ “工于实践，勤于读书，善于交友，乐于动笔。”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是怎样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的道理大家都懂，但做起来很难，而做得最好的人毫无疑问是陶行知先生。陶先生原名叫陶文俊，在南京上大学的时候更名为陶知行，后来又改名叫陶行知。但是，他对这个名字似乎还不太满意，所以他签名的时候常常把“知”和“行”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新字，他说这个字读“干”。知行合一，还是要靠干。
在一路的探索中，我们终于找到了学校的办学精神，也找到了做一名平凡乡村教师的盼头：立大志，做小事；立大志，做实事；立大志，做新事。
我很看重“盼头”这两个字，它是引领一个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方向，每个人都要活出盼头来。那么，一个乡村教师的盼头是什么？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我们也许一辈子升不了官、发不了财、出不了名，但是，我们真正的盼头正是陶行知先生的那句话— —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我们的人生价值、我们的盼头要在“做人”上去找。要立足做良师，力争做名师，做新时代的“大先生”。陶行知先生一辈子没有受过一次表彰，没有领过一张奖状，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名伟大的教育家。
就这样，学校的老师们统一了思想，大家的腰杆挺直了，作为教师的尊严更有保障了。
第二个困扰是农村小学条件太差。长期以来，我们认为乡村学校条件艰苦，资源贫乏，很难办出高质量的教育。我们的对策是学会联合，不断促进村校联合、城乡联合，在改善学校条件、改善课程开发上整合资源，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早些年，我们在学校里栽了一片小树林，原来打算等树长大了，我们可以更新一批课桌凳。后来国家发展了，不用砍树做凳子了，这片小树林成了学校的一个景观，也成了一本活教材。不仅是劳动教育，德智体美都可以通过这个载体去呈现。后来，我们向村主任一口气要了8亩地种茶树，种茶、采茶、炒茶、品茶，这就是我们现成的校本课程。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学校东面又租了200亩地，邀请一个农民种了一片荷花田，品种齐全。这个农民是个高考落榜生，凭着这片荷花田，他居然每年收入二三百万元，还出了专著，成了荷花种植专家。于是我跟学生们讲：大家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但万一将来考不上大学，也可以回乡种荷花。当然，最关键是要终身学习、学以致用，这个农民就是活生生的榜样。
我们转换了思路，把乡村学校搞得有声有色。1994年，我们挂牌成立了行知基地，这是江苏省第一个社会实践基地。城里的学生纷纷走进我们的校园，来这里插秧苗、摘棉花、割麦子、访农户，体验乡村生活的乐趣。
办教育看上去复杂，但实际上也简单，大自然自会给出答案。
既赞美盛开的鲜花，又善待迟开的花苞
乡村学校的第三个困扰是面对不够和谐的师生关系应该如何改善。
我们提出的目标是，要让学生在欢乐和入迷中学习，要让教师在激动和享受中教学。那么，这怎么变成现实呢？
还是那片荷花田给了我们启发。我们欣赏荷花的时候，心情是很舒畅的，觉得它们很美；可是，当我们回到教室，看到那些成绩落后的学生，心里好像又堵上了。你看，站在荷花池边赏花，没有人会埋怨那些花苞为什么迟迟不开；而那些考试成绩落后的孩子，其实就是一朵朵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啊。所以，我们开始倡导大家修炼“花苞心态” ，学会赏识。学会赏识就是既欣赏盛开的鲜花，又善待迟开的花苞。学会赏识就是学会爱，学会百分百尊重学生的人格。
用“花苞心态”来看待学生，学生只有两种。过去我们喜欢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喜欢排名次，其实，学生不是美丽的鲜花，就是可爱的花苞。我们需要耐心等待，你犯得着跟可爱的花苞天天发脾气、生闷气吗？所以说，教育是很有美感的一件事。
从 1994年到 2006年，我们学会成长、学会联合、学会赏识，走过了“行知路”上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学校建成了教学楼，周边的村小合并过来，我们又有28个“行知班”毕业了，我们还进行了一些新的教育实验项目。经过这十多年的努力，我们从“扎根”到实现了“突围” ，我们确信乡村学校不是没有出路，乡土文化其实是个宝藏，乡村教师也能创造独特的生命价值，享受美好的教育生活。
2006年，陶城教授第二次来到我们学校，对我们又是一次极大的鼓舞。那次见面的时候，陶城教授对我们说： “老夫子当年总是教导我们，人生的大道理要彻底想明白。”一直到今天，这句话在我心里都有着沉甸甸的分量。人生的大道理要彻底想明白，这样你才会坚定地朝着一个方向走下去。
我们不能止步，我们“还能更精彩”
2005年5月，行知基地来了一群新加坡学生，他们要在这里住上17天。怎么接待他们呢？经过研究，我们发现，在独特的乡土文化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融入南京文化、长江文化。原来，我们的课程资源这么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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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新加坡学生的来访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结果把新加坡的教育部长也给吸引来了。从那以后，我们学校走向了世界，成为国家汉语国际推广基地、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这也意味着学校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截至目前，行知基地共接待了来自100多个国家的 12000多名师生。基地为行知小学的孩子争取到了现代化、国际化的办学条件，但更大的意义在于，它为乡村孩子的成长打开了一扇城市之窗、国际之窗，打开了一道友谊之门。
从 2007年到 2014年，我们以国际交流为通道、以文化育人为目标，实现了在“行知路”上的进一步跨越。学校的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行知基地也启用了新宿舍楼，但始终不变的是，那条“行知路”一直都在。这是学校内在文化品质之路，是被教育家精神照亮的永恒之路。
我们学校的校训是“还能更精彩” ，这是一位91岁的老将军为我们题写的墨宝。“还能更精彩”的潜台词是，我们的乡村校长、乡村教师、乡村孩子已经很棒了，但是我们不能止步，我们还能更棒。
学校的吉祥物是由“行知班”的毕业生朱仁洲设计的。这个曾经顽皮的学生，如今在一所大学的艺术设计专业当老师，他主动请缨为母校设计形象标志。于是，我们学校有了一个象征着“手脑并用、知行合一”的吉祥物，那是两个脑袋长得像手掌似的娃娃，它把我们学校的文化活灵活现地表达出来。作为教师，我们逐渐明确了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那就是持续学习者、自觉教育者、积极创造者。
4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践行着行知教育实验。陶行知先生是行知教育实验的开创者，我们作为后来人，希望能够接过这个接力棒。如今，行知教育集团的教学理念被概括为：关怀生命、关心生长、关切生机、关心生态。
南京师范大学曾对行知小学 1986届— 2021届的2735名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校友对学校生活描述最多的词是“温暖” ，学校师生都表现出“不放弃、能坚守、爱劳动、会创造、有担当”等良好素养。温暖、坚持、创新、担当，这是教育的初衷，也是教育的答案。
最后我想说，走在“行知路”上，最关键的是有大情怀，有一颗育人之心。学陶行知先生，走“行知路” ，永远没有终点。
以下是财经评论家叶檀近日在第六届北京大学清明论坛上发表的演讲，内容有删减。
叶檀
我以前是学经济学的，后来做财经、金融，恨不得抓紧每一分钟时间赚钱，但突然间，有一种外力让我停了下来。
2022年6月，我被确诊为乳腺癌晚期。当我嗅到死亡气息的时候，我的想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我身体还健康的时候，我曾经想过：要是有一天我得了不治之症，就不治了，我要体面地离世。但是，当我真的倒在床上、一步都不能动弹的时候，一种求生的欲望突破了我的理智。我深深地感到，活着的每一天都是那么有意义。
得病后最难受的是，我不得不躺在床上。日复一日，我看着窗外的树叶，早上从东边闪闪发光，到中午太阳照到树顶，傍晚时西边这一侧又变得金黄。更可怕的是癌痛，那是一种身体上的真正的痛苦。我当时已经有骨转移，看我靠在床上坐着，医生就感到很紧张，因为如果脊椎压力太大，他们担心我会出现病理性骨折。
我突然发现，我的眼前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我需要坐轮椅，需要坐着洗澡，抽水马桶和浴室边的墙上需要装上扶手，我每一步都要扶着走路，我还需要成人尿不湿。我终于体会到失能老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而且，时间长了以后，我在心理上也发生了变异，既焦躁又抑郁，还常常对身边的人发脾气：我是一个病人，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待我呢？
很多人可能认为，我之所以现在身体恢复了健康，是因为我得到了特殊的治疗，医生给我用了最好的药。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一开始住的是普通的病房，七人一间，我是听着病友的呼噜声睡觉的。我接受的也是标准化的癌症治疗。所以，我特别感恩，感恩好运气，感恩科技，以及感恩那些为我提供帮助的人。
我从2022年7月开始化疗，一直到12月。当时我的头发掉得很厉害，有一天，我买了一把电推子，让我家阿姨干脆给我理了一个大光头，我觉得光头造型也不错。到化疗停止的这一天，我对自己说：我要每天走一万步。
只有我自己知道，从寸步难行，到每天走一万步，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奇迹。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享受美食、享受阳光，可以自己走路，可以自己思考，这是多么理所当然。但是，当我大病一场之后，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来之不易的，每一天都是生命的奇迹。
在“消失”了近9个月之后， 2023年4月24日，我发布了一个视频，宣布我得了乳腺癌。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做这个视频，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生病后发现，很多患病的姐妹都有病耻感，她们羞于说出自己的病情。但疾病就是疾病，作为一种身体上的不幸，我希望能将这种羞耻感从我们的身上剥离。
第二个原因，乳腺癌作为一种激素依赖性肿瘤，治疗手段包括切除乳房、进行激素治疗等，这导致女性在乳腺癌全切之后的离婚率高达40%。所以，我想站出来，希望能够唤起更多的关爱。
最近一段时间，我主要做两件事情， 50%还是做财经，还有 50%的时间做心理疏导。现在有很多人给我写信，包括病友，他们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比如婚姻问题、家庭问题，会写信问我怎么办。我每周都会花时间亲笔给他们回信。我很感谢他们让我有机会发挥一点点作用，这不仅仅是我帮助了他们，其实他们也给了我机会，让我更加了解我自己，让我有更多的触角和他们拥抱在一起，也使我自己获得了新生。
上一次住院检查的时候，医生向我宣布：你可以回归社会了，不要再把自己锁起来了。所以，我正在逐步回归社会。我现在的心情是，能做一点是一点，能服务一点是一点，能快乐一点是一点。
我感觉自己生病之后，在两个方面改进很大。第一，我变得更勇敢了。我现在知道，在有限的生命里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很多事情我不做了，很多应酬也不参加了，以前觉得这怎么行啊，现在才发现有些事一点也不重要。第二，我愿意享受当下每一刻。以前有一段时间我睡不好，吃很多安眠药，吃得越多越睡不着。现在我根本不内耗，也不再谴责自己，能睡着比什么都重要。今天睡得好，就好好表扬一下自己，心情好，睡得就更香。我也有不高兴的时候，有时候会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人和事，但是它们对我的影响很有限，往往只过了5分钟，我就想通了。
就这样，在身患癌症之后，我一步一步逐渐走出黑暗期，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
（本报记者徐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