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是如何保护消费者权益的
制假、售假、缺斤短两、以次充好等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历来为人们所痛斥。古代虽没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消费者权益日”，但从一些法令条文、史籍及民间笔记中，仍然可以看出古人对消费者权益的重视和保护。
兵马司兼管“市司”欺行霸市“无帖”经营“杖一百”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设兵马司，兼管市司，并规定在外府州各兵马司“一体兼领市司”。永乐二年（ 1404年）北平（永乐十九年，即1421年改称北京）设城市兵马司， “兼领市司”。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分置五城兵马司，“职责颇繁”，其中“命在京兵马指挥司并管市司，每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稽考牙侩姓名，时其物价”。清朝定都北京后，基本沿袭了明朝的城市管理体系，《大清律例》中有“市廛”之款。“市廛”指交易之所，亦即市场，对其管理有明确规定。如对经营中的欺行霸市行为，雍正十三年（1735年）便规定： “京城一切无帖（龙帖，即营业执照）铺户，如有私分地界，不令旁人附近开张；及将地界议价若干，方许 承顶；至发卖酒斤等项货物，车户设立名牌，独自霸揽，不令他人揽运，违禁把持者，枷号（拘留）两个月，杖一百。”此后又增加了“霸市欺人，致伤致死者，从严而议，无以宽纵”的规定。据《北京商市》记载：清顺治年间，京西有个叫刘长龄的煤商，因独揽阜成门外的煤市，诨名“黑五爷”。他纠集一帮地痞、无赖，将门头沟一带“驼户”运来的煤炭强行低价收购，然后高价售出，不从者要么被轰走，要么遭打杀。他欺行霸市，无法无天，但一些官员还与其“投刺会饮”，从中得利。顺治九年（1652年）六月，都察院左都御史洪承畴将刘长龄的罪行上奏皇上。顺治皇帝大怒，命掌管内三院的皇叔郑亲王济尔哈朗督办此案。不久刘长龄被捉拿问罪，并被斩首于菜市口，其党羽数十人分别领刑。与此案有牵连的多名官员有的被革职，有的被充军，为其充当“保护伞”的兵科（衙署）给事中（正五品）李运长被斩首。
定期“校勘街市斛斗秤尺”缺斤短两要“撅秤杆儿”“杖六十”
坑害消费者利益最常见的行为是缺斤短两，为此，明清时期对度量衡严格管理。明朝规定，市场交易所
用的度量衡必须与官府定制的标准相符，且经官府核定烙印后方可使用。明洪熙元年(1425年)、正统元年(1436年)、景泰二年(1451年)、成化五年(1469年)、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等，朝廷都曾颁布过核校度量衡法令。制作和校定标准量器之事最初由司农司负责，后改为工部。“凡度量衡，（工部）谨其校勘而颁之，悬式于市，而罪其不中度者”。官府对秤的制作也有明确规定：“锤儿无捅移，杆干要正直，量数儿须匀密。世人个个讨便宜，赖你成平易。铺面营生，出入一例，好名头从此起。轻重在眼里，权衡在手里，切不可差毫厘”。清律中也规定私造度量衡器具违法： “凡私造斛、斗、秤、尺不平，在市行使，及将官降斛、斗、秤、尺作弊增减者，杖六十，工匠同罪。”清代对缺斤短两的惩处也极为严厉。乾隆年间，兵马司官员“二至三日一次，定期校勘街市斛斗秤尺”，一旦发现有作弊的，当即处置，最直接的方式是将斛、斗、秤、尺没收或当场销毁，俗称“撅秤杆儿”、“砸秤盘儿”。嘉庆年间，前门外廊坊二条有家油盐店，掌柜的私下里备了两杆样式相同的秤，其中一杆让伙计使用，遇有兵马司官员校勘斛斗、秤尺，以此秤应付。另一杆为掌柜自己所用，但已做了手脚，修改了秤的定盘星，原本一斤为十六两，变成了一斤十三两，也就是称重时少给买家三两。一日，兵马司正副指挥突然亲自校勘街市上的斛斗、秤尺，当时掌柜的正在给买主称盐，兵马司官员破门而入，使他措手不及，作了假的秤被查出，当即被撅了秤杆儿，随后被羁押，“杖六十”，店铺被封三个月。
制假售假“各笞五十”售卖变质猪肉致死“斩立决”
以次充好，制假售假也是市场上常见的，明律规定：“凡造器用之物，不牢固、真实，及绢布之属纰薄、短狭而卖者，各笞五十，其物入官”。货物“不牢固”，纺织品“纰薄”、“短狭”，均属次、劣商品；“不真实”，则是指冒牌、假伪或者以次充好者； “短狭”，也指尺寸不合格、数量不足的商品。据传，清康熙年间，南城兵马司曾要求出售玉器、
金银首饰等贵重商品的店铺在销售商品时，要与购买者立有合约，即承诺买回后五天内发现问题的，可以找卖方退货；卖方不退的，可以向官府“投诉”，由官府强令卖方退换。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逢乾隆皇帝的母亲孝圣皇太后60大寿，满朝文武大臣便到处搜寻奇珍异宝以做寿礼。有位大臣从琉璃厂西口的“景德轩”瓷器店买了一个宣德年间的如意宝瓶，准备进贡给老太后。可巧当晚有位玩老瓷的朋友到访，于是请他给刚买的宝瓶掌掌眼。来人仔细看过之后断言，以此物之款识、器型、纹饰、胎釉及彩料而辨，绝非300年前宣德年所造，时不过五年，实为赝品。大臣闻之，怒气顿生，第二天便找到卖家。掌柜的自知理屈，退了钱款，但买者不饶，要问他的罪。掌柜的一个劲求饶，付了一张一千两的银票，算是赔罪，而那宝瓶也让买主给砸了，以免再去坑人。明清时期对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均施以“重典”。《明代市场管理》载：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规定： “发卖猪羊肉灌水，及米麦等插（掺）和沙土货卖者，比依客商将官盐插和沙土货卖者，杖八十。”意思是说，凡是出售“注水肉”，以及为了增加重量，故意在粮食和食盐里掺沙土的，打八十大板。清代除了将此规定编入《大清律例•比引律条》外，乾隆年间又规定：“凡售以质变禽畜之肉，致人或亡或残者，施以重刑，不以宽饶。”清代猪市（民国称猪市大街，今称东四西大街）以东四为中心，分散着数十家猪店和猪肉杠（也称肉铺），每天连夜将当天收购来的生猪宰杀，第二天出 售。有的商户见利忘义，竟将已变质的猪肉出售。据传道光年间曾发生过因出售变质猪肉而出了命案。猪市东口有王氏猪肉杠，一年三伏天，从乡下收购一只病死的猪，连夜大卸八块，天亮后低价叫卖。不想当天下午便有多人找上门来，说吃过早上在这里买的猪肉后上吐下泻，有的已不省人事。此事很快报到兵马指挥司，因人命关天，兵马司立即上呈顺天府。当日王老板被捉拿，不久被判“斩立决”。
商品须明码标价每月“取勘诸物时估”卖物以贱为贵“杖八十”
明初已由官方确定物价，实行每隔二三日“时其物价”，并规定“务要每月初旬取勘诸物时估，逐一核实，依期开报，毋致高抬少估，亏官损民”。民间市肆买卖一应货物的价格，“须从州县亲民衙门，按月从实申报合于上司”。宣德元年（1426年），朝廷颁令，凡“藏匿货物、高增价值”的商户，“以钞罚之”。《大明律》市廛门“把持行市”条规定：“凡诸物行人评估物价，或贵或贱，合价不平者，计所增减之价坐赃论。一两以下笞二十，犯止杖一百，徒三年，入己者准窃盗论” ；“凡买卖诸物，两不和同，而把持行市，专取其利，及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为奸计，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者，杖八十”； “若见人有所买卖，在傍高下比价，以相惑乱而取利者，笞四十。”据《前门大栅栏史话》记载：清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京城大雪，多日不止，漕运及陆运均受阻，多家米庄、米面行、陆陈行（经营玉米、小米、小豆等杂粮）几近断货，为此一些商户哄抬粮价，“日涨三次”，于是有人到兵马司“投诉”。随即兵马司派人对前门大栅栏粮食夹道（今称粮食店街）等巡查，不到半日就查出二十多家粮店私涨粮价，有的粮价甚至比平日高出近一倍，随即上报。第二天，这些粮店、米庄有的被罚银，有的被封门。其中一家名为“宝成号”的米庄，私下里囤积大米百余石（约一万二千斤），以高价出售，被查出后全部充公，掌柜的被杖八十。
车运动联合会关于举办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的决定，法方的照会中称：“拟自中国京城经过东三省、西伯利亚等处至巴黎城赛行自行机车（即汽车），大约于西历六月中旬由京起程，嘱托转请中国政府于华境内垂情相助。”法方还在照会中提出，依据国际通例对非留住中国境内的赛车“概行免费”的要求。照会中最后说：“本大臣查如此兴试，攸关世益，殊堪注意。除俟接有详细续音，再行达知外相，应先行照会贵爵查照施行可也。”
收到照会后，清朝外务部对这次比赛颇为忌惮。在某些清朝官员看来，要去巴黎的话，明明还有更为快捷和安全可靠的旅行手段，为什么洋人还要把汽车开到中国来？那些驾驶汽车的洋人究竟想做什么？外务部的最高长官庆王爷就倾向于认为这是洋人期望能找到一条与中国来往的最佳汽车路线，以便能挤垮中国人出资、正在建设中的京张铁路。要知道庆王爷就是建造京张铁路的大股东，利益攸关，自然是分外谨慎。所以，比赛一开始就遭到了清政府外务部的抵制。外务部官员拒绝向参赛者颁发任何护照，并且作出了一项令人不可思议的决定：不准汽车上街，除非 用驴子拖着。经过反复斡旋沟通和外交照会，3月27日，清政府外务部同意赛事进行，但强调：参赛之车以八辆为定数，在中国境内不论发生何等危险，中国政府一概不担责任，汽车经过各处，如有伤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之处，应由巴黎汽车联合会负责赔偿。于是，中国终于成为此次赛事活动的承办方之一。拉力赛的行程路线，经过多次论证，也由原来的从东北三省驶往西伯利亚，改为北京—张家口—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鄂木斯克—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喀山—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华沙—柏林—科隆—布鲁塞尔—巴黎。鉴于汽车拉力赛的道路状况十分复杂，规定每一特殊路段为一个赛程，例如一个赛程全是曲折蜿蜒的山路，一个赛程则是阴暗森林中的泥路。每一辆赛车在不同阶段都由裁判员记录下所需时间，总时间最短的便是胜利者。
2 补给燃油由骆驼运送
尽管之前有25个车队参加了报名，但由于比赛充满了困难、艰险和未知，车手们首先就要面对如何把汽车运到北京的问题，这不但需要巨大的开销，而且时间漫长。1907年4月14日，选手和赛车从法国海港马赛出发向东，乘船奔赴上海、天津，5月份陆续到北京。最终，只有5支车队抵达了北京，共11名车手和5辆汽车。先期抵达的荷兰车队和3支法国车队，赛车都是由船运到大沽，再乘火车到达北京。最后抵达的意大利车队，赛车先由船运到汉口，再乘火车到北京。参加比赛的既有博盖塞亲王这样的贵族，也有法国马戏团的普通工人加达德。他们都是能干并且名气在外的汽车司机，是从司机和机械师中百里挑一选出来的。意大利选手博盖塞亲王出生于一个古老的贵族世家，在报名比赛之前，博盖塞亲王刚刚当选意大利国会下议院的议员，他当机立断地向国会递交了辞呈。在赛前，博盖塞亲王对赛程路线做了周密的调查。他用6天时间，不辞辛苦地骑马跑了几百英里，仔细查看了从北京到张家口的全部路程。他用一根相当于汽车宽度的木棍实际测量了路程中最狭窄的地段，并
详细标明和记录了赛程上的每一条岔路。为了防止意外，博盖塞亲王还特地从北京的一家老字号驿站雇了几名脚夫，以确保汽车能够顺利到达张家口。其他四辆车的选手也都精心做了准备。在当时的条件下，车队的后勤工作很难满足需求，因此比赛路线是大体沿着新建的北京-库伦（今乌兰巴托）电报线规划的，以便媒体报道和车手求援。燃油则由骆驼提前运至比赛路线上各点，如果车辆发生故障，要么看选手的本事，要么听天由命。在比赛开始前的1907年6月9日，为了保证汽车拉力赛的行车安全，清朝外务部致函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和顺天府府尹：“该洋人车队等均于明日早晨起行，所有汽车经过地方，应妥为照料，留意弹压。并晓谕沿途居民人等，勿在汽车路线行走，免致受险滋事。” 1907年6月10日，汽车运动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开始了。这一天，中国的报纸只有天津的《大公报》在一个不太显眼的位置刊登了拉力赛举行的消息：“北京赛跑电车至巴黎一节，中国政府恐生交涉，故告知：赛车人等车开以后，若被马贼劫掠及受他项损伤，中国政府不担此责任。在车经之路，损毁华人牲畜禾稼，量为补云。”早晨，北京城内人群密集，争睹奇观。虽然天有点阴，但出发仪式上的气氛却是空前的热烈，场面比1901年慈禧太后回銮还要壮观。一大早，5辆参赛汽车就齐聚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的法国瓦隆兵营。墙上装扮着胜利的旗帜，旗帜旁边的常青树张灯结彩。“一路平安！旅途愉快！”的道别声响彻街头巷尾。一个年幼的声音喊道：“再见！”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车队驶出了使馆区，出城的街道两旁站立着维护秩序的清朝士兵，北京的百姓们沉默地聚集在他们身后。此时的大街只有5辆赛车风驰电掣地互相追赶，汽车的速度之快，使百姓们大开眼界。车队从东交民巷东口上崇文门大街，往北经东单、东四，最后从德胜门出城。车队驶出京城，做了短暂的停留后，大家一致推举博盖塞亲王领先行驶，踏上万里征程，此时时针正指向9点3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