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U SHAO QI DUI QIN SHU HE ZI NV CONG BU GAO TE SHU 刘少奇对亲属和子女 从不搞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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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批评姐姐的错误思想

解放初期,刘少奇写给七姐刘少怡的一封信,曾在家乡人民中传为佳话。刘少怡是刘少奇的亲姐姐,从小对刘少奇照顾得很周到,感情较深。土改时,刘少怡家的成分被定为地主。刘少怡听说弟弟在京城作了“大官”,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流露出对土改减租退押政策的不满,不愿在家务农,希望能随他到城里去生活。

刘少奇在给刘少怡的回信中,严肃批评了姐姐的错误思想,鼓励他们自食其力,并表明了自己这样一种荣辱观:“你们不要来我这里,因我不能养活你们。我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如果我当了副主席,你们还在乡下收租吃饭,或是不劳而获,那才是我的耻辱。你们过去收租吃饭,已给了我这个作你老弟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以耻辱。你现在自己提水做饭给别人吃,那就是给了我们以光荣。”

刘少怡听从刘少奇的规劝,一直在家乡务农。刘少奇1961年回乡调查时,还曾特意去看望了她。

不让小汽车接送孩子

刘少奇对每个子女都倾注着深沉的父爱,但这份父爱绝不表现为娇惯孩子,而是特别注意在生活上给孩子们降低水准,从不让他们搞特殊。

刘少奇的子女刘平平、刘源、刘亭亭都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就读过。他的警卫员看到个别首长的孩子上学下学都有小汽车接送后,也就接送过孩子们几次。

这件事刘少奇知道后,对王光美和警卫员们说:“不要让小汽车接送孩子,可以坐公共汽车嘛!”吃饭时,他又对孩子们进行了教育。以后,宁肯小车闲着,也不让孩子们乘坐。

尽管学校离家不算很远,但为了培养孩子们独立生活的能力,刘少奇后来还要求他们在学校食宿。每逢周六下午,由一位老师傅骑着木板包厢的三轮车,把刘家的三个孩子及其他人家的孩子一起接回中南海。同车的还有住中南海西门对面灵境胡同的陈赓大将的两个孩子。这位老师傅

每周一早晨再把这一

群孩子送回学校上课。

当刘源上到三年级后,刘少奇提出:“孩子大了,应该让他们锻炼自己乘车上学。”朱德、谭震林都认为刘少奇的这项提议很好,大家便决定停了三轮车,给孩子们买了公交车月票。从此,孩子们就自己到中南海西门偏南的车站,先乘14路,然后再转乘10路公共汽车上学了。

在学校里面,同学们都不知道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等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他们所有档案里的父母一栏都填的是化名。刘少奇和王光美不许孩子们讲出来,子女们也就不敢讲出半个字。有一次,在音乐课上,刘源没带课本,音乐老师就给他的妈妈打了一个电话,说:“你把课本送来。”王光美二话没说,赶紧骑上自行车从中南海赶过来送课本。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国家粮食紧张,城市人口的口粮定量都很低,副食品更缺乏,全国人民都在挨饿。刘少奇的子女们也都住在学校里,吃不饱饭。刘亭亭在学校里饿得晕倒了两次,当时她同学的妈妈就给刘亭亭妈妈打了一个电话,说:“你心太狠了,你女儿在学校里已经晕倒过两次了,你还不接回家去。”王光美正准备要接刘亭亭回家时,刘少奇说:“现在,整个人民都在受苦,我希望他们从小知道要跟人民同甘苦,将来长大了,为人民做事的时候,他就不会让人民再受苦。”于是,子女们就继续住在学校里。

不享受供给制

1960年,中央办公厅发了一个文件,重新规定了干部住房收费标准。

刘少奇怕管理部门有顾虑而进行照顾,就专门督促身边的工作人员如实地丈量了一遍自家的面积,认真地核对了一番水电费数字。重新测算后,刘家每个月要付60余元的房租水电费,比原先多了20元左右。

对此,刘少奇表态说:“已经定了工资制度,就要彻底执行,高级干部要带好头,不能再享受供给

制了。”

刘少奇每月去理发,都要身边的工作人员专人负责给他记账,到月底从他的工资里扣除,绝不占国家一点便宜。

刘少奇和王光美夫妇每月交党费25元,刘少奇买烟、茶和其他生活用品100元,全家人的伙食费150元,给保育员付工资40元,每月的房租、水电等费用最初是40多元。再除掉孩子们的生活费、住在中南海家中的外婆的零用钱,就所剩无几了。可刘少奇还要用之接济有困难的亲朋好友。

1949年,刘少奇访问苏联期间在莫斯科宾馆的办公室里。

1949年,刘少奇与夫人王光美在北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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