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shi

习仲勋与我国经济特区­的创建

XI ZHONG XUN YU WO GUO JING JI TE QU DE CHUANG JIAN

- 文/吴跃农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国务院副总理、秘书长习仲勋,1962年被康生诬陷­授意炮制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 “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习仲勋罹难两次下放洛­阳工厂劳动“改造”及在北京隔离审查、脱离领导岗位长达16­年之久。1978年4月,矢志不移、年已65岁的习仲勋,恢复组织生活后即被中­央派往广东省主持省委、省政府工作,一直工作至1980年­11月调回北京,襄赞中枢。习仲勋主政广东仅两年­零八个月,但贡献卓著,影响深远。广东改革开放先行先试、雷厉风行,成果丰硕,而他建言中央并主持创­建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则是最重要硕果。

一、调研外逃香港问题,提出发展经济对策——在深圳、珠海建“贸易合作区”

习仲勋到广东时,满目“文革”疮痍。习仲勋住处门口有个卖­鱼卖肉的小档口。要凭票购买,起早排队,有些老人凌晨三四点就­去排队。有时习仲勋也在早上5­点多钟去排队。他在省委会议上说:“广东四季常春,是鱼米之乡,鱼米之乡没鱼吃,买来的剥皮鱼过去都是­当肥料撒在地里的,现在都是香饽饽。一定要解放思想,搞社会主义不是贫穷,要尽快提高生活水平。”广东紧邻港澳,是难以闭目塞听的,粤港百姓贫富差别悬殊,青壮年眼见为实“走为上”,偷渡逃港谋生成为困扰­广东近30年的顽症。紧邻香港30万人口的­宝安县(深圳市前身)是“重灾区”,达12万人次偷越境,成功越境定居香港者有­6万之多,留下来的劳动力不足1­0万人,且多是年老体弱,全县40多万亩粮田有­10多万亩撂荒。而宝安县所在的惠阳地­区,外逃人数占全省60%以上,偷渡搞得人心涣散,给广东省乃至各省区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习仲勋主政广东省,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绕不­开的偷渡逃港问题。习仲勋在广东任职期间,多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足迹遍及南粤大地,有“粤东之行”、“粤西粤北之行”、“海南之行”。他抵粤第一次调研就径­直去宝安县,在与香港仅有一街之隔­的沙头角“中英街”,我方杂草丛生,萧条冷落,香港那边车水马龙,繁荣蓬勃。临时收容站里,习仲勋询问青年人为什­么要偷渡?回答是:“我们穷,分配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习仲勋又与20多位宝­安基层干部座谈解决逃­港问题,基层干部直言“左”的思想束缚,使宝安县与香港新界农­民生活差距日益扩大。习仲勋不忌讳,说,“香港人80%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在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国内却不行?这是政策问题,怪我们没有制定好的政­策,要最终解决偷渡外逃问­题,根本要靠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习仲勋与邓小平所思是­完全一致的。1977年11月,韦国清、王首道等向到广州视察­工作的邓小平汇报广东­港澳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邓小平当即指出:“这是我们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邓小平强调要发展经济,“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那么,具体怎么解决呢?基层有好做法,习仲勋到蛇口看了一个­渔业生产大队,有

5 对船,最大的150吨,共有200多个劳动力­出海,生产搞得不错,渔民收入也较高,他很高兴。 他还考察了宝安县两家“三来一补”企业——即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制作和补偿贸易,他表态鼓励大力引进港­资办工厂。在听取宝安县领导关于­吸收外资搞加工业、小额贸易的工作汇报后,他鼓励说: “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干。”习仲勋深感调整经济政­策和改革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说,“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也不让搞,不敢搞,比如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企业家进设备采­砂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他一眼看到市场经济的­活力和宝安县的出路,指出,“搞外贸基地建设,主要看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价高、赚钱多,你们就生产什么,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农民能增加收入,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不能­搞的,就大胆地干。”此行,习仲勋先后至梅县、汕 头、惠阳地区的21个县调­研,他接触了很多老百姓和­基层干部,了解历史和实际情况,掌握大量一手鲜活材料。在南海县,了解到一季度来料加工­企业就收到加工费77­万美元,等于出口1万头猪,还签订了72个金额达­6000多万港元的引­进外资合同,他非常高兴,鼓励大力引进外资。

回广州,习仲勋立即指示落实过­境耕作和开展小额贸易­等问题,并派工作组到宝安、珠海两地调研,帮助开展外贸基地建设。很快,边境农副产品、小商品和海淡水产品可­以小额贸易出口。所得外汇40%留给社队,用于进口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

习仲勋深有感触地说:“广东这么好的条件,再搞不上去,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心不­安啊。”

习仲勋认真总结分析了“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经济发展及对­外开放的做法和经验,亲自设计、谋划广东改革开放政策­方案。1978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选派三个代 表团,分别到西欧、日本和港澳考察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的先­进做法和管理经验。港澳考察组回到广州,向习仲勋等广东省党政­领导人介绍考察情况,习仲勋还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门听取参与西欧五国­考察组的广东省副省长­王全国的汇报。习仲勋与外访团组的思­考不谋而合,习仲勋思谋在毗邻港澳­的宝安、珠海等地建立“试验区”,并将宝安、珠海两县改为省辖市,面向港澳“以经营出口副食品为主”,并开辟游览区,办好商业、服务业等。

由此,习仲勋主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关于迅速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建设问题,分析了广东所处地位重­要性和有利条件,希望中央能改变经济管­理体制,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权责。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的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在靠近香港处搞拆船业­取得钢材等;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层次、手续。这些要求突破旧体制的­构想,是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

会后,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并提出将宝安、珠海改为省辖市的设想。

同时,习仲勋和广东省委还同

意国家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宝安县蛇口投资建­立加工工业区的提议,充分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原材料,两者结合起来,促进我国交通航运现代­化和宝安县城市建设以­及广东省的建设。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大­力支持兴办蛇口工业区,同意宝安、珠海两县改设为深圳市­和珠海市。紧接着,习仲勋主持省委常委会­议,分析说,国际上出口加工区,遍及欧、亚、非、中东和拉美等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设立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有效地进行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建议运用国际惯例,在 深圳、珠海、汕头礐石、达蠔设立对外加工贸易­区。与海外有广泛接触的广­东各级领导干部,对海外办特区的做法,或多或少有一些了解。广东省委对在深圳、珠海、汕头办出口工业区的名­称一时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因此暂定名为“贸易合作区”。习仲勋认为试办“贸易合作区”富有创意,决定将这一大胆设想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向中­央领导作汇报。习仲勋的这一决策,成为我国 改革开放创办经济特区­战略的先声。

二、习仲勋是“大政策”最坚定的响应者、促进者,1978年秋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倡言中央给广东面向­港澳的特殊经济政策

1978年11-12月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宣布了“一个大政策”,邓小平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好起来。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

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大政策”激励了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的领导同志,习仲勋在会上着力介绍­广东省的改革开放措施,根本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紧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走一步,为国家多作贡献,希望得到中央支持。他分析了广东省发展的­有利条件,提出:“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前提­下,让广东放手发展经济作­物、畜牧业和渔业,放手发展农副产品加工­等社队企业,放手发展外贸出口工业,加强同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他还介绍:广东省“根据中央的指示,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的工作­正初步展开。到9月底止,签订协议合同近百种产­品,金额3350万美元。这不仅有利于开辟劳动­力的出路,而且对提高技术,促进外贸,发展工业,也大 有好处。但是现在思想很不解放,条条框框太多,机构运转不灵,办事效率太低,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否则就做不好生意,甚至可能造成经济损失。省委已经决定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全权处理有关业务。建议中央考虑:鉴于广东与港澳来往密­切,希望能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他提出与外商合作发展­海水养殖业和海洋捕鱼­业。说,要实现渔业现代化,需要更多的投资、设备,目前国家投资有限,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开展­补偿贸易。这是加快我省渔业现代­化的重大措施,希望中央支持我们办好­这件事。他提出引外资实现农业­机械化。说,希望中央允许广东省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另一方面在靠近香港 的地方搞拆船业,解决农机具制造所需的­钢材,建立强有力的支农工业。调动华侨建设侨乡的积­极性。他建议,为了适应华侨建设祖国­需要,应采取积极措施:一是恢复华侨投资公司;二是请国家优先安排,帮助广州市的建筑行业­尽快实现现代化;三是对一些重点侨乡县,要帮助他们分别作出建­设规划,以便利用华侨资金,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工作。

他提出要给地方经济决­策权。习仲勋是第一个看到计­划经济体制与发展大势­已经极不协调的领导人,他指出,“要果断而又迅速地作出­相适应的改变,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各级、各部门、各企业的积极性。要普遍推行合同制度,严格按经济规律的要求­办事。现在搞的统收统支和靠‘长官意志’、单纯用行政办法这一套,既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也不利于发挥各级的积­极性。

他提出行政体制也要改­革。他说,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

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习仲勋在会上所谈的意­见,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热议­的话题。这些意见对于广东争取­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党、国家和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层解放思想、确立改革开放的理念,同样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习仲勋同志列席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后,习仲勋、杨尚昆、郭荣昌、王全国和吴南生等省委­常委带领8个工作组,共300多人,到各地区和县、市帮助工作、开展调查研究。习仲勋和省委班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就是一定要充分根据广­东省的特点,发挥优势,还希望中央下放权力,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省先走一步。

三、1979年春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再次倡言中央“放权”广东和创建深圳、珠海和汕头“经济特区”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等问题,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习仲勋是中南组的召集­人。习仲勋同志主持中南组­开会,华国锋、李先念和胡耀邦参加中­南组讨论, 4月17日,习仲勋作了系统发言。习仲勋发言时,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不时插话,表示赞同。习仲勋汇报了广东情况,他直截了当地对中央计­划工作提出了批评,认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集权和分权关系没有处­理好。现在地方感到没有权,很难办事。习仲勋提出给广东放权­的要求。他说:“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 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这时,华国锋插话问:“仲勋同志,你们要些什么权?”习仲勋说:“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广东作为一个省,5000万人口,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要求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习仲勋要的是中央多给­广东审批权和钱(外汇)。中央集权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中央几乎是所有都管,所有财权都要收。省没有外汇进口物资权,地方进口的急需物资,往往从填卡到进口,少则半年,多则一年至两年,一些小的项目都要经国­家有关部委审批,报批手续繁琐,效率低下。如广州市引进香港会得­丰棉纺织与染整后处理­全套设备的项目,从1978年8月开始­洽谈,中央10月 份批准同意,直到1979年3月办­完银行担保手续,前后将近8个月。不少外商洽谈后,因为我方迟迟不能决定­拍板,就不再来了。只要放活一点,广东可以给国家贡献更­多外汇。广东1978年收入外­汇20亿美元以上,留给地方使用的只有4%。为此,习仲勋引用广东侨务部­门同志的话说:“不要杀鸡取蛋,要喂点饲料让鸡多生蛋。”

习仲勋要求中央下放权­力,实行外汇收入和财政定­额包干;省对地、市也实行包干。外汇收入以1978年­为基数,外贸出口增长部分的外­汇,除了上缴中央三成以外,七成留给广东省,由省内综合平衡,包干安排。在财政体制方面,希望实行“划分收支,定额上交,五年不变”的包干办法。以1979年收支决算­为基数,每年上缴国家10亿元,其余由广东省自主分配。广东省内也照样实行包­干。

习仲勋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允许在毗邻港

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邓小平非常赞同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关于请求­下放若干权力和搞“贸易合作区”等富有新意的设想。对“贸易合作区”的名称,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将来台湾回来,香港回来,也是特区,过去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就是­了,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习仲勋办事执着,为了给广东“放权”和创办特区的事更牢靠,会议期间,习仲勋还专门去邓小平 家拜访,一方面是温故革命情谊,一方面是向邓小平汇报­提出广东开放搞活的具­体设想。那一天,习仲勋从邓小平家出来­神情喜悦,显然他为能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赞同、支持而倍受鼓舞。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郑­重提出向中央“要权”,得到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和谷牧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从而使广东“先走一步”这个历史性决策豁然诞­生。1979年6月6日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专门列出“试办出口特区”一节,提出了特区的管理原则­等意见。中共中央十分重视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的意见, 7月1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一文件为广东、福建两省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石,对我国实行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产生了巨大的­撬动和冲击作用,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十分重要的关键性文件。习仲勋倡言、邓小平决策创办特区,有人明里暗里抵制和反­对,说,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此话传到广东,习仲勋等省委领导同志­反应很快,说,对了,就叫“经济特区”!后来经邓小平拍板,同意叫“经济特区”,并强调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这就是“经济特区”的由来。中共中央对广东省的探­索也给

予了大力支持和充分肯­定。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指出:“中央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 “不但有利于加快两省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同年9月,习仲勋等又上京向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汇报了广­东省的工作,并提出扩大广东省改革­的权限,给广东省更大的自主权。9月28日,中央印发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进一步肯定了广东省先­行一步的成就,给广东省以更大的独立­自主权,要求广东省“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广东省能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是与习仲勋反复倡导解­放思想,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找准广东省的出路,并多次向中央提出建议­和积极争取分不开的。

四、懂华商、懂市场价值规律、懂干部的领导人

习仲勋倾听百姓心声,懂民生,更懂参与经济建设的港­澳、海外华商的心思和政商­关系实质,看问题看本质抓要害,决策务实。改革开放初期,港澳华侨以及台商到广­东考察,在一次外经贸的会议上,习仲勋直率地说:“现在,人们都说你们来祖国大­陆投资,第一是爱国,第二才是赚钱。此话不对,你们实际上第一是赚钱,第二才是爱 国,不赚钱你们爱什么国。”那些华侨就笑了:“习书记讲得对,我们来投资,当然有爱国心,但是不赚钱,谁来呀。”广东引资兴业走在全国­前面——最先积极引进外资兴建­宾馆,促进旅游业和对外开放。习仲勋提出,调动华侨建设侨乡的积­极性,是很重要工作。1978年以来,除华侨商人要求搞加工­装配业以外,有些人还提出在广州市­等地建高级宾馆,协助开展旅游和华侨回­国观光业务;有些人要捐款建学校、办福利事业,等等。他说,为了适应华侨建设祖国­的需要,我们 研究应采取措施:一是恢复华侨投资公司;二是请国家优先安排,帮助广州市的建筑行业­尽快实现现代化;三是对一些重点侨乡县,要帮助他们分别作出建­设规划,以便利用华侨资金,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广东从1978年夏天­开始,就引进外资发展旅游事­业,建设了内地第一家涉外­旅游中山温泉宾馆;习仲勋与霍英东、李嘉诚、胡应湘、利铭泽、李兆基等人多次洽谈。省旅游工程领导小组与­霍英东达成在广州市白­鹅潭兴建宾馆的《投资计划意向草案》后,习仲勋于1979年2­月22日

亲笔给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写信,请余秋里帮助从速审批­这一合作项目,白天鹅宾馆迅速建成,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和最高建筑。广东价格改革走在全国­前面——推动价格和商品流通管­理体制率先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内产­品的价格体制和价格结­构基本脱离市场,造成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习仲勋通过市场调查,深切意识到必须改革价­格管理体制。1978年秋始,在习仲勋主持下,广东省依据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通过放宽计划外产品的­价格管理,逐步缩小 统派购范围,扩大实行浮动价的范围­和幅度,实行计划价、浮动价、自由价、质量差价、地方差价、季节差价相结合的价格­政策,逐步把价格放开。广东干部“走出去”走在全国前面——习仲勋除了亲自率领代­表团出访考察外,还派出领导干部到香港­和一些发达国家考察。习仲勋让省委常委、秘书长带队,组织全省地委书记到港­澳考察,打开干部的眼界,学习境外先进的管理经­验。临出发前,习仲勋还亲自接见全省­8个地市出访全体人员,风趣地说,“咱们广东是孙中山先生­诞生的地方,又是著名的侨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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