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开展的移风易俗运动

ZHONG YANG SU QU SHIQIDANG LING DAO KAIZHAN DEYIFENG YI SU YUN DONG文/陈安 刘前华

Jishi - - 近代风云 -

破除封建迷信倡导科学文化

赣南闽西苏区属于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当地群众视野较狭窄,深受封建迷信的影响。封建习俗像一只无形的手,从吃穿住用行到婚丧嫁娶,从社会活动到精神信仰,渗透于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他们的所言所行,主要表现为:信神信鬼、求神拜佛、占卜堪舆、烧香磕头、还愿打蘸等现象在赣南闽西农村普遍存在;庙宇祠堂充斥乡间,僧道、巫神、风水先生等肆意诈骗百姓钱财;有的农民迷信天命,甘于贫困,不敢反抗;土豪劣绅、地主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则常常利用农民对迷信和神权的盲从进行反革命活动,对革命造成严重危害,影响苏区社会稳定。这些现象的普遍存在,既不利于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又极大地阻碍了群众参与 土地革命运动。

针对这些现象,党和苏维埃政府采取有力措施,严厉打击传播封建迷信和造谣传谣的行为。1934年春,瑞金部分地方疫病流行,有些反革命分子以壬田有“观音菩萨显灵”能“医治百病”(其实是壬田竹桐乡草鞋坪从一块崩裂岩石中流出的山泉水)为名,鼓动群众烧香拜佛。甚至连博生(今属宁都)、石城、会昌以及福建长汀等地群众以及部分区乡负责人,都纷纷前往进香祈福。为此,中央政府教育部派出专员到壬田指导开展破除封建迷信运动,国家政治保卫部同时开展调查,中央政府司法部准备“严厉打击那些向封建迷信投降的苏区乡工作人员”。同年3月9日,瑞金县裁判部对此案进行宣判,判处传播封建迷信和谣言首犯李永昌等3人死刑。苏区各地群众“从这一事件中更深刻地认识到反动分子的阴谋和封建迷信的罪恶,热烈开展了反封建迷信的斗争”。4月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以反革命为目的,利用宗教迷信,煽惑居民破坏苏维埃及其法令者处死刑。”苏维埃政府还出台相关规定,勒令看相、算命、堪舆的人改换职业,教士的、氏族的、庙宇的土地必须无条件交给农民。

在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和组织下,广大群众的思想得到启蒙和政治教育。他们纷纷推倒阎罗,烧掉菩萨,没收寺庙房屋。庙宇祠堂变成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场所或学

确。毛泽东高度称赞苏区婚姻制度:“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来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规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

在苏维埃政权之下,买卖婚姻、童养媳、重婚和蓄婢纳妾等做法是绝对不允许的,必须对封建迷信和守旧观念进行批判。这从根本严禁铺张浪费上肃清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男尊女倡导节俭戒奢卑、妇女要三从四德、守节守贞等为克服经济困难,支援反“围旧礼教观念,废除穿耳、缠足、裹剿”战争,中央苏区开展了一场声胸、蓄发等封建习俗。长冈乡群塘势浩大的反浪费运动。针对一些村共产党员、妇女主任李玉英成为封建习俗引发的铺张浪费现象,苏这场妇女解放运动的典型代表。她维埃政府倡导节俭戒奢,对大操大不仅成为中央苏区著名的劳动模办乔迁、婚礼等坚决予以曝光,并范,还受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严肃处理参与其中的苏维埃干部。央政府的嘉奖。为表彰和推动妇女《婚姻条例》也明确规定,男女结参加生产,1934年春,中华苏维埃婚“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共和国中央政府在瑞金叶坪召开了1932年4月6日,《红色中华》苏区妇女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当时曝光了石城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大参加会议的李坚真后来回忆:“奖操大办乔迁并收受群众财物的行品是一条围裙和一顶竹笠,围裙上径:“他家由县城对河搬到城里来绣了‘学犁耙能手’的字样,竹笠住,放了很多鞭炮,热闹得很,收上印有‘劳动模范妇产妇女’几个了群众的很多贺礼,有送几个毫洋大字。由于我当时也和妇女们一起的,有送一二块大洋的,据说收了学犁耙田,并做了示范表演,因此不少的花边。有人诘问他,为什么也得到奖状和奖品。”收群众的贺礼和花边?主席的回答

同年5月28日,《红色中华》‘这是他们自己愿意送我的,为什么对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情况进行了专不收?’”门报道:“在兴国,今年一月全1933年1月28日,《红色中华》县还只有三百三十六个妇女会犁以《新式的吹鼓手》为题,对瑞耙,到四月就有一千零八十多人金壬田“好阔气”迎亲进行批评:了。瑞金全县学习犁耙与莳田的妇“这娶老婆的,好阔气!首先有吹女,共有一千四百八十八名,学会洋号筒的,又有提尿泡灯的,扛方的已有三百四十八人。这里的比扇的,挑子孙桶的,抬花轿的。花

开展卫生防疫改善居住环境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深入持久地开展了卫生防疫运动,积极预防各种疾病,改变群众不讲卫生的习惯。由于文化落后、交通闭塞等原

服不洁的。文明戏中也唱了卫生运动。”正如长冈乡一样,广大群众热烈响应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号召,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卫生防疫运动。城市、乡村、机关、部队都建立了各级卫生运动委员会,委员会之下设立卫生小组,负责检查督促本小组卫生工作。家与家、组与组、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以至县与县,机关与机关,部队与部队之间,开展了热烈的卫生竞赛,优胜者奖旗登报上红榜,并给予物质奖品;落后者批评,限期改正。1934年3月,中央防疫委员会决定在疫区举行防疫运动周活动,活动内容涵盖疫区隔离、将疫病患者送隔离所等,强调活动的开展“要注意与防疫联系的几项工作:1、防范反革命分子利用落后群众的迷信观念,大造谣言,说什么‘天灾人涡’的流行,只有‘诚心拜佛’才得免却,以此破坏防疫工作…… 2、要广泛深入卫生运动与打破迷信的宣传,把卫生运动变成群众运动之一,并建立最低限度的经常卫生工作。”其中,活动中提出的“掩埋死尸,不要存枢”“吃井水,不吃塘水”等具体要求,就属于破旧俗立新风的举措。1933年秋,毛泽东亲自带领红军战士挖了一口井,解决了沙洲坝村群众的吃水问题,从而改变了村民长期饮用脏塘水的旧习惯。中央苏区的卫生防疫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向广大军民普及卫生健康知识,保障了他们的身 体健康,而且极大地改善了居住环境,密切了党群军民关系。

查禁“黄赌毒”树立社会新风

早在苏区创建之前,“黄赌毒”现象在赣南闽西盛行。赣南“各县民众性质特别刚强,最喜争斗,好吸鸦片”。“种鸦片都极多,即就兴国一县而言遍地都是罂粟花,每年为政府税收之大宗”。寻乌县城有妓院三四十家,色情和赌博从业人员多达400多人。瑞金壬田圩和日东圩也各有十多家妓院、赌场和烟馆,每圩吸引周边嫖客、赌徒和“瘾君子”成千上万。日东圩曾有“过了沿江桥,不赌即是嫖”的说法,嫖赌业盛极一时。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颁布法令,查禁吸食、栽种、贩运鸦片,禁止赌博、嫖娼和偷盗等等,领导军民开展了一场以禁绝“黄赌毒”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改造运动。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针对“黄赌毒”的法规条令。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案规定:“旧的基础厉行洗除。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 赌博等,屡戒不改的,无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不吃鸦片,不赌博”还被列为入党的5个必备条件之一。1930年2月,赣西南颁布的《土地法》规定:“雇农及农业游民愿意分田的,应该分与田地。但游民分田的,须戒绝鸦片、赌博等恶嗜好,否则苏维埃收回他的田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第二号训令《春耕计划》中强调:“要铲尽烟苗……一定要宣传发动群众立刻铲除干净。”“对于煽动群众种鸦片,有意破坏革命的富农,应当严密侦查,予以严厉之处罚。”在尊重科学和人性化的基础上,中央苏区一方面积极探索严禁与疏导同步推进、预防与根治并轨的综合治理方式,另一方面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手段。各地普遍设立专门的戒烟机构和过渡性的工农烟馆,使不少“烟民”折断已使用多年的烟枪,获得新生。比如,红四军采取“偷梁换柱”法在鸦片中掺入黄烟叶,逐渐取而代之。登贤县畚岭乡有一个吸食鸦片近十年的“烟民”谢克昌,在苏维埃政府的帮助下,不仅成功戒烟,而且成为禁烟运动的积极分子,通过自己

作为新中国核事业主要决策者和组织者之一,周恩来总理从筹备创建、规划发展、谈判引进、队伍组建、自主建设,直到每一次核试验,都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及精力。从1962年11月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到实施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周恩来主持召开了9次中央专委会议,研究解决了100多个问题,有效地推进了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特别是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前后,他的工作细致周密,不放过任何一个小问题。周恩来总理为国争光心切、情系人民安危的满腔热情与爱心尽现其中。

对整个试验过程的安保丝毫不放松

1964年,中国核爆试验在即,周恩来特别关心整个试验过程的安全保密、保卫工作。当时,中国与美国关系敌对,与苏联关系恶化,与印度又进行了一场战争,台湾蒋介石集团亦不断骚扰、蠢蠢欲动,派特务到大陆捣乱破坏。美国更是以“动态的”(间谍卫星、高空侦察机等)、“静态的”(在我国周边设立监听站、观测站等)多种手段搜集我国核试验情况,并不断发出打击我国核工厂、核基地的威胁。1964年8月底,美国情报部门根据侦察卫星图像显示,在一份评估报告中认为:几乎可以肯定,罗布泊附近的一处设施是核试验基地。但美国当时又认为中国还没有足够的 定我国第一次核爆炸时间应选在10月下半个月到11月的下旬。最好选在10月15日到10月20日之间,因为那时国庆节的迎送活动差不多就告一段落了。

会上,周恩来周密地部署核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指出:“为了防备敌人万一进行破坏,由总参谋部和空军研究,作出严密的防空部署;由刘杰负责组织关键技术资料、仪器设备的安全转移;由陈毅组织外交部进行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张爱萍和刘西尧赶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除我和贺龙、罗瑞卿亲自抓以外,刘杰在北京主持由二机部、国防科委组成的联合办公室,负责北京与试验场的联络;要规定一些暗语、密码。”他还郑重地叮嘱:“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专家,东西要转移保存下一部分。不是破釜沉舟,一锤子买卖。”

尽管进行了如此周到细致的准备,但仍然有相当的风险。万一试验失败,消息泄露,将造成不利影响。为了绝对保守原子弹试验的秘密,周恩来向与会人员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他说:“保密问题,不能假手许多人。我这次小病(指8月10日至20日因病住院做手术),传得很广。”“希望你们对家里人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邓颖超同志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不向她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前几天开会的人(指出席中央专委会第九次会议人员),不一定通知。”“我们决定这件事也只是常委、军委两位

恩来对此电话记录作了批示:刘杰同志并告成武同志:请以保密电话嘱张、刘,同意零时定为16日15时。周恩来10月15日12点半成武是杨成武,是代总参谋长;张是指张爱萍,刘是指刘西尧,当时分别任这次核试验的正、副总指挥。1964年10月16日,周恩来在北京全天都守候在电话旁,12时,周恩来给刘杰写了一封亲笔信:刘杰同志:在12时后,当张、刘回到指挥所时,请你与他们通一次保密电话,告如无特殊变化,不要再来往请示了,零时后,不论情况如何,请他们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周恩来10月16日12时16日凌晨,原子弹运到了铁塔架前。李旭阁密电北京:邱小姐在梳妆台,八点钟梳辫子。原子弹徐徐吊上塔架。李旭阁密电:邱小姐住上房。16日上午10时,试验程序进入清场阶段,大队人马被撤到60公里以外的白云岗观察所。大家既兴奋又紧张,不少人问邓稼先有把握没有,邓稼先光是笑,不回答,实在躲不过去了,就挤出一句话:反正能想到的问题全想到了。14时30分,总指挥张爱萍走进了白云岗观察所向周恩来电话报告: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一切正常。周恩来批准按时起爆。 接近15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科学家,陆续走进了观察所的掩体里,背对核爆心卧倒。李旭阁说,为了看蘑菇云,豁出去一只眼睛了。张爱萍说:“旭阁勇气可嘉,不可蛮干,通知所有人不许 面向爆心。”极度紧张揪心、万分激动人心的核爆零时,终于一分一秒地到了。9、8、7、6、5、4、3、2、1……

在比基尼亚岛的核爆炸试验对我国南海渔场的污染的监测材料和苏联进行核试验后对我国新疆北部人民和羊群影响的监测材料,并且提出这次试验的吨位和尘埃飘过的时间可能与美苏进行试验后的情况相似。周恩来听后马上指出:“这两份调查材料很有参考价值。”大家进行了一番认真的讨论。随后,周恩来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并且分析了可能出现的水源和蔬菜的污染,态度坚定地强调说:“尽管如此,为了保证试验区附近人民群众的安全,我们必须采取严格的防范措施。”在场的同志肯定地告诉周恩来说:“已经通知有关地区的群众做好了准备。”最后,周恩来请秘书将会议讨论的情况和提出的一些具体措施迅速通知甘肃省和有关部门,做好预防工作。待会议结束时,第三颗原子弹爆炸的试验已经迫在眉睫了。但与会者都从周恩来当时的态度意识到:如果大家认为这次核试验会影响到群众的安全,他会毫不犹豫地决定停止进行试验。因为人民的安危,在周恩来的心中高于一切。1970年4月24日晚,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在此之前的4月20日,周恩来又通过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罗舜初发出指示:第一颗卫星的发射要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在卫星准备 发射期间,周恩来还要求参加此项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要认真地、仔细地、一丝不苟、一个螺丝钉都不放过地进行发射前的准备工作。进入晚年的周恩来,是以惊人的毅力忍着癌症的病痛领导中国的尖端科技事业的。1970年,周恩来又在一次专委会上明确我国的核电站建设应该遵循“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并把“安全”放在首位。1974年3月31日和4月12日。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主要讨论的是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核电站工程问题。这时,他即将进入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在3月31日的中央专委会会议上,周恩来听取了“728秦山核电站工程”技术情况的汇报。周恩来最为担心的是核电站的安全问题。他提出:“必须注意核电站的安全问题。”“核电站的设计建设,必须绝对安全可靠,特别对放射性废水、废气、废物的处理,必须从长远考虑。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对这项工程来说,掌握核电技术的目的大于发电。”周恩来深思了一会儿,叮嘱与会人员说:“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要想到21、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他还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选派优秀设计人员支援该项工程建设,以此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 在4月12日周恩来主持的审查另一工程项目的中央专委会会议上,他详细听取了这一工程的设计方案,询问了其中的问题后对原设计方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你们没有把钻探、水文、地质的情况搞清楚就要定点,这是很不正确的,也是很危险的,你们要搞‘洞里洞外连成一片’的设计方案是不对的,是严重的失误。”周恩来停了一下又说:“今后在基本建设中,一定要注意用水的水量问题,不能没有控制地向地下抽水,地下水抽得过量,会导致地面下沉,不注意这些就会带来大问题,产生后患……”周恩来在会议快结束时,用满怀深情和希望的眼神看着与会人员,叮咛大家说:“一定要牢记,我国的尖端事业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一定要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这是自1962年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以来,周恩来最后一次主持会议。不久,他住进医院,再也没能回到中央专门委员会的会议桌上。一生情系中华民族腾飞的周恩来,与病魔顽强斗争两年后,于1976年1月8日驾鹤西去。

河川退去。“诸州县报所残掠人畜二百万”,史称“庚戌之变”。石匣城正处在俺答汗进出的必经之路上。经此之变,明朝廷认识到石匣土城“累土为之,易于圯啮剥蚀,则非可恃以为固”。石匣不守,密云难存,京师内地更难以安枕。因此嘉靖四十五年,石匣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增改扩建。其最主要的工程即是将石匣城由土城改建为砖石结构的“石城”。改建后的石匣城垣为方形, “周四里二百六十四步三尺”,每面一里左右(明清每里约合576米),各面正中设一门,东门“来曦”,西门“昭远”,南门“昊瞻”,北门“朔镇”。北门城楼上建有一座真武庙,庙前有钟鼓楼。门洞上方悬石匾一块,上刻“玄天锁钥”四个大字。各门建瓮城。石匣城的东、南、北城门与瓮城的门不直通,只有西瓮城门与城门直通。城的四角各建小瓮城,上建角楼;城门瓮城与角瓮城之间再建八 座小瓮城。密密麻麻的瓮城、角楼显示出石匣城鲜明的军事色彩,成为城市形态最显著的标志。城内随门设街,因而形成十字街道,分别称为东、西、南、北大街。另有城隍庙街、顺城道等主要街道。胡同有草场胡同、后仓胡同、西头条胡同、西二条胡同、西三条胡同、西四条胡同、大东胡同、小东胡同、丁家胡同等。作为区域性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城内还有县丞署、守备署、游击署、营房、文庙等建筑。城门外有护城河石桥一座。北门外有一座小山名曰“北山”,小山顶上建一座“镇夷楼”,登楼可以俯瞰全城,因此又叫“看花楼”。新扩建的石匣城,工程浩大,构思精巧,建筑奇伟,风格独特,可谓风水宝地。康熙六十年、乾隆十年、同治十年石匣城又经历了数次重修。

戚继光曾驻扎石匣营

石匣城扼守南北交通要道,是 北方政治势力南下的必经之路,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当古北之要冲,九边协镇,屏神京之锁钥”。为护卫北京的安全,明代不断调整充实石匣营的指挥力量,先后设协守西路副总兵、副总兵参将、督标左营游击、东营游击等官职。其中戚继光就是驻扎石匣营时间最长的一名高级指挥官。隆庆三年,戚继光亲赴石匣营坐镇指挥,训练将士统领兵卒,督建古北口长城沿线的军事设施。随后,戚继光还在石匣城内建起了帅府,并把驻扎在石匣营的分守参将提升为西路协守副总兵,专门防御曹家路、古北口、石塘岭(路)、墙子岭(路)、白马关五处关隘,以防蒙古铁骑南侵。

明隆庆五年,为巩固石匣营周边各关口的军事防御,戚继光把石匣营确立为指挥中心,这样石匣营一可作为保卫密云的前沿;二可作为边镇古北口的后方。为此戚继光再次调整,在石匣营设副总兵一员、把总十二员,兵额3291名,另

居里夫人(1867—1934)系波兰裔法籍科学家,两度获得诺贝尔奖,被誉为“镭的母亲”和“科学之母”。1921年3月8日,蔡元培在塞纳河畔的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拜访了这位伟大的女性,因为此前双方有个“中国之约”……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西文化发生剧烈碰撞之后,中国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以洞开的心灵和宽广的学术胸襟,广纳中西文化的精华。1920年11月至1921年9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受北洋政府委派率团访问欧美,主要是考察欧 美诸国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机构状况,并拟请欧美诸国教授名流到中国任教或讲学。

向蔡元培推荐居里夫人的是班乐卫(1863—1933)。班乐卫是法国前总理、数学家、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院长,也是蔡元培的老朋友了。他曾于1920年6月22日至9月11日率团在华访问,7月1日应蔡元培之邀参观北大并作演讲,8月31日,蔡元培又亲自主持仪式,授予班乐卫为北大“理学名誉博士”学位,首开国内大学授予外国学者荣誉博士称号的先河。

蔡元培于1920年12月下旬抵达法国,在考察教育科研机构的同时,更多的是遍访当地名流。1921年1月19日礼节性拜会班乐卫后,蔡元培又于2月26日再次拜访,请他推荐几名法国学者到中国访问。班乐卫向蔡元培推荐了四位学者,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居里夫人,其他三位是算学及机械学家哈德玛、物理学家沛霖和龙任闻。

一听到居里夫人的名字,蔡元培就肃然起敬。居里夫人因发现镭和钋两种天然放射性元素,1903年和1911年分别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和诺贝尔化学奖,一个人两次在两个不同领域里获此殊荣,这在世界科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渴望科技的中国,多么希望这样一位伟人的造访啊!当时,居里夫人正在巴黎大学继任丈夫比埃尔•居里的课程,并指导实验室工作。蔡元培当即决定约时间去拜访。

在1921年3月8日的日记中,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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