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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2月7日，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五位年轻的左翼作家，在密集的枪声中，倒在了位于龙华的上海警备司令部。自1月17日起，几天时间内上海滩几十名共产党员被抓，24名共产党员几乎不经审讯就被蒋介石下令枪杀，柔石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这一次大逮捕使共产党损失惨重，而其中有些谜团至今还没找到答案。
36名共产党人被抓，谁是告密者？
1931年1月17日，潮湿阴冷的上海难得出现了一个好天气，久违的阳光从浓浓的乌云里终于露出了一个脸。下午2点刚过，英租界工部局的几辆警车突然开到了上海三马路东方旅社（现汉口路613号），大批巡捕从车上跳了下来，直扑31号房间。不一会儿便从里面押出了柔石、冯铿、殷夫、胡也频、林育南、苏铁、李云卿、刘后春等8人。然后设下埋伏、留下卧底，将8人押上警车，呼啸而去。整个过程不过几分钟，巡捕们张着大网，不留痕迹，似乎这儿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东方旅社是一座始建于1923年的新型旅社，规模不大，但设施先进。上海人习惯将南京路称为大马路，与之平行的一条条马路朝南以此类推而各自得名。东方旅社地处三马路，闹中取静，因而生意兴隆。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筹备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
1930年5月初就开始长期租用其中的几个房间，31号房专供文艺界代表使用。柔石作为中共党员、著名作家，还是左翼作家联盟（即左联）的执行委员，是这里的常客。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队巡捕又来到离东方旅社不远的天津路上的中山旅社，从中抓捕了欧阳立安、蔡伯真、伍仲文、阿刚等4人。
从这一刻开始，一直到20日凌晨，巡捕们从东方旅社、中山旅社、华德路鸿云坊152号、武昌路650号等处陆续抓走了36人，全部是共产党员。其中孙云华与王青士
两人是下午三四点钟来到东方旅社被抓的；龙大道与黄理文也是在三四点钟来到中山旅社6号房间被抓；何孟雄是傍晚赶到中山旅社被抓的。而李求实更冤，他已经从林育南的妻子李林贞处得知林育南可能被捕，便在18号清晨先赶到地处五马路上的新东方旅社（现西藏路80号）31号房探听消息，见一片清寂平安无事。于是又赶到三马路上的东方旅社31号房，结果被捕。
在这些人中，社会影响最大的
是左翼作家五人，他们是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与冯铿。
1月17日上午，中共有关方面负责人分别在东方旅社、中山旅馆、华德路小学等处召开过会议，传达四中全会精神，会上拥护与反对王明一伙的党员干部争论激烈，但会议至中午结束，均平安无事。而下午并没开会，不过是反对王明一伙的人意犹未尽，继续相聚在地下党的各机关据点座谈。有的
完全是凑巧闯上门去的。比如胡也频，他当时与丁玲共同生活，而丁玲已经怀孕待生，于是他就去新新公司（今南京路上第一食品商店附近）买点东西，刚好碰到柔石与冯铿。冯铿想打听一下丁玲的近况，便叫胡也频到东方旅社去坐坐，聊聊天。三人一块儿到东方旅社31号房坐下，仅几分钟的时间就被闯上门来的巡捕抓走了。
那么又是谁告的密呢？据中共党史资料第17期上李沫英的回忆，说是一个名叫王掘夫（又名唐虞）的交通员告的密，他当时的另一个
身份是中共《红旗报》的记者。现在中共官方党史均采用这个说法。理由之一是红十四军干部汤士伦在狱中对难友们讲：“你们注意过我的手吗？”不等大家回答他又说： “我一上堂，他们对着一本簿册上我的名字，什么都不问就让我把手伸出来。”说着他伸出了手，大家这才注意到他一个手的手指少了半截。汤士伦接着讲：“我失去手指有个故事，是在战斗中负的伤。这次到上海我就告诉过一个人，他就
是《红旗报》的唐虞。”此刻何孟雄也十分懊恼地讲：“恽雨棠（时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刚从南京到上海，就在住地被捕了。他的住地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由于工作原因，我把地址仅告诉了一个人，就是《红旗报》的唐虞。”
唐虞是告密者，这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但一次性在多个地方抓了36个共产党员，其中包括10位中共各省市的书记、5位左翼作家、几
位中央委员、上海工会领导人，还有军队干部等，再加上审讯时，工部局还造好了花名册，一一核对。这样大的出卖，绝非区区一个交通员、一个记者所能做到的。那么出卖他们的究竟是谁呢？根据现有史料，仍无法确凿解开这个谜。
柔石，与鲁迅有着情同父子般的感情
其实柔石同胡也频一样，他在三马路东方旅社被抓，也有着非常大的偶然性。若不是因为那天在新新公司门口的巧遇，他也不会一起去东方旅社。
柔石虽然在1930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著作很多，在当时就很有影响，而且他与鲁迅先生有着情同父子般的友谊。
柔石，原名赵平福，浙江宁海人，与同为浙江人的鲁迅是大同乡。1928年6月柔石抵达上海，在朋友王方仁的引荐下拜访了鲁迅先生。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柔石还将自己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给先生审阅。当鲁迅先生得知他还居无定所时，就亲自担当保人，介绍他们租下了与自己住所不远的景云里23号，开始了一段不寻常的深厚情谊。
据统计，从1928年6月至1931年1月，两年半的时间，仅在鲁迅先生的日记里，记录下与柔石见面就有100次，或谈话，或商议工作，或一块儿外出买书等等，但更多的是请柔石等人上门吃饭。如有人带
来些家乡菜等物品，鲁迅一定邀请柔石上门分享。交往如此频繁，这在鲁迅先生的朋友与学生中是仅见的，当时柔石二十六七岁，鲁迅五十岁，充分表现了先生与柔石亲人般的关系。
鲁迅先生深感当时出版界的寂寞，便与柔石等商议，组织“朝花社”，筹办并出版了《朝花》期刊；同时还出版了《艺坛朝花》美
术丛刊，这些均由先生指导，交由柔石具体经办。鲁迅喜爱版画，柔石也同样喜欢，于是“朝花社”不断输入外国版画，给当时颓靡的上海文坛吹来了一股刚健质朴的风，后来鲁迅又将《语丝》也交给柔石负责编辑出版。
1930年3月，以鲁迅为首的
“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柔石协助鲁迅先生筹办的第二件大事。柔石工作虽然繁忙，但才思敏捷，创作更加丰硕，不久他的代表作《为奴隶的母亲》出版，深刻揭露在闭塞愚昧的农村，一个妇女被典当租借到地主家里当作生育工具的悲惨命运，轰动一时。柔石短短一生，发表作品竟达40余万字，是左翼作家中很有
影响力的一个。
1930年，柔石回到自己的家，去探望母亲。此刻，他的母亲已双目失明。母亲见游子归来非常开心，终日依偎着他，舍不得他离开。为此他在乡下多住了一些日子。但是谁都不曾想到，此时距离柔石被捕杀害，只剩不多日子
了……
鲁迅悲愤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
柔石等被捕后，当时中共党内党外、上海社会各界大多数人对被捕者的境遇还是乐观的，因为是政治犯，绝无扰乱租界社会治安等问题。依照惯例，有孙夫人宋庆龄这样有身份的人委托“互济会”作保，只要花点钱，大多数人都可以被保释出来。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情况突变。作家林淡秋1947年在《忆柔石》一文中写道：
大概二天或者三天后的下午，我坐在“英租界”法庭的旁听席上。几个案子审过了，于是眼前突然一阵纷乱，五个青年作家被押到法庭上来了，个个蓬头垢面，有的穿西装，有的穿长袍。殷夫穿的是长袍，柔石是穿西装的，近视眼镜不知哪里去了。大家脸上都有些浮肿，浮肿得最厉害的是冯铿。审问开始了，一刹那功夫，真正一刹那功夫呀，我简直还没听清楚什么，审问就结束了，判决是“引渡”（引渡给中国当局，这是“死刑”的同义语）。十个紧握的拳头一齐举起，五张嘴巴高声嚷起来：“我们不服判决！”“我们没有罪！”“我们抗议！”但立刻被法警们七手八脚拖开去，引渡到公安局去了。我们当天托人到公安局去查问，公安局根本否认有这么五个人。据那个朋友的估计，他们大概由公安局接到警备司令部去了。
1月23日中午，数辆警车押着
这次被抓的36名囚犯，开进了地处上海市郊的龙华古刹边上的上海警备司令部。车停在院子里近一个小时，不见任何动静。据中央党史研究员李海文女士披露：这些囚徒原本接到南京方面的命令是统统枪毙，但中共秘密领导的互济会买通了警备司令熊式辉的小老婆。当敌人请示熊式辉何时执行时，他的小老婆讲：这么多人总得审一下有个说法吧！于是熊式辉下令将他们全都押入了囚房。
于是36人分两组钉上脚镣，直至傍晚才处置结束。冯铿等7名女囚被押往女牢；其余29名男囚分别被关在川字形牢房的三排囚室里。何孟雄、柔石、胡也频等被关在第一排，汤士伦、李除梨、黄理文等被关在第三排弄堂里。开头大家都还比较乐观，相信党组织会积极营救，自己也作好了被长期关押的准
备。柔石还从牢中托人带出字条，《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上撰
说他们在水门汀地上很冷，要外面朋友送被子和衣服去，自己也准备开始向同牢房的殷夫学习德文。胡也频甚至积极收集素材，准备坐牢期间写一部长篇小说。
2月3日，互济会的黄浩通过关系送来了钱和一些日用品。大家便讨论怎样用这些钱。有人主张存起来，有人主张添些衣服过冬。但年纪最轻、当时还不满20岁的欧阳立安却从敌人处偷听到了他们必将被处死的消息，便说：我们都是将死的人，不如用这些钱吃一顿饭，唱国际歌也有精神。而柔石更是千方百计托人带出纸条，让自己的战友
们无论如何要瞒着在乡下已经瞎了眼的母亲，万一自己牺牲，决不能让母亲知道这个消息……以后，鲁迅与他的朋友们做到了，一直替柔石赡养他的老母，她到去世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早已给国民党杀害了。
2月7日夜里，敌人借口转狱，一一点名，从牢房里提出了24个人（一说23人——笔者注）。其中有3名女囚。他们排成两行，刚过院中的小桥，还没走到刑场，突然枪声就响起了，枪声密集，不知是机枪还是步枪，枪声夹杂着口号声，一阵又一阵，很久很久才归于静寂。以后人们清点遗体，发现每一个烈士的身上都中了七八颗子弹……他们中有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五位左翼作家。
鲁迅，这位长着一副刀刻斧凿般冷峻面孔的小个子作家，不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