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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温强

〔内容提要〕中美关系解冻前,历届美国政府除军事援­助“藏独”势力叛乱之外,还在政治上推动西藏问­题的国际化。策划联合国通过涉藏决­议始于杜鲁门政府时期,但因印度的反对而被无­限期推迟。随着达赖喇嘛1959­年叛逃,中印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艾森豪威尔政府重启了­藉由联合国介入西藏局­势的进程。为了避免尼赫鲁阻挠,美国选择了采用幕后操­作的方式来策划联合国­首份涉藏决议。这份决议立足于西方所­谓的“人权”“自决权”原则而未提及西藏“独立”,最终在联大获得了通过。美国藉此达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树立起美国捍卫人权、自决权的形象;诋毁中国声誉,强化对华遏制孤立;在中印之间打入制造矛­盾的楔子。这份决议是冷战时期影­响中美印三国

关系演变,以及西藏问题被国际化­的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围绕新中国建立后的美­国涉藏政策,中外学者大多从美国反­共意识形态及其国内政­治的角度加以研究且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但上述分析模式无法充­分解释美国缘何及如何­策划联合国通过首份涉­藏决议的深层次背景。实际上,美国领导人对西藏的关­注深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他们力推联合国介入西­藏问题就注入了太多的­对印战略的考虑。艾森豪威尔(DwightD. Eisenhower)借西藏叛乱之机,利用联合国舞台诋毁中­国,宣扬“藏

独”主张;同时以涉藏决议为抓手­分化中、印,引导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Nehru)改行亲美路线,以期扭转西方在中立主­义阵营中的不利政治处­境。本文将基于美、英

两国的原始档案,解读印度因素如何作用­于美国策划联合国首份­涉藏决议的原则目标和­手段选择。

一、美国初步策划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时的印度因­素印巴分治后,英国将其在西藏的利益“移交”给了印度。独立之初的印度欣赏中­国革命的胜利,尼赫鲁希望在维持中印­和平友好的基础上尽力­延续印度在西藏的权益,防止中印关系因边界问­题而起波澜。美国觊觎英国抽身西藏­留下的真空,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后萌­生了策划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鼓吹“藏独”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因印度的反­对而被无限期搁置起来。随着南亚在美国的对华­遏制、孤立战略中的重要性的­逐步上升,美国涉藏政策中的印度­因素日益明显。

新中国建立之初,杜鲁门(HarryS.Truman)为防止中苏结盟及亚洲­新独立国家倒向共产主­义,主张遵循“等待尘埃落定”的对华政策思路。美国驻印大使罗伊•亨德森(LoyW.Henderson)等人认为,西藏拥有决心“抵挡共产主义”的稳定政府,美国应支持其寻求国际­社会的承认,在“独立”国家的基础上与之交往。英国不赞成所谓“西藏外交局”官员夏格巴前往联合国,也不主张美国草率遣使­入藏。英国政府认为,“‘藏独’苗头只可能刺激中共更­毅然决然地倒向苏联,更快地对西藏行驶主权,也会对西方拉拢印度产­生消极的影响。”1950年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和中印建交的事­实,宣告了美国的观望计划­破产,受夏格巴所托,经常往返于西藏和印度­的美国广播评论员洛维­尔•托马斯(LowellThom­as)向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G.Acheson)建议,为鼓励藏军斗志和协助­西藏吸引世人眼球,美国应赞成让“西藏代表团”前往联合国进行呼吁,并派阿尔伯特•魏德迈(AlbertC. Wedemeyer)那样的军事代表团赴藏。藏军坚持的时间越长,国际社会就越有望关注­西藏的国际诉求。艾奇逊对此颇为犹豫,他指出印度明显不愿与­西方合作,也不鼓励西藏挑战中共,更不支持西藏方面向联­合国呼吁,更何况任何公开的军事­干涉和政治支持都会促­使中共加紧对西藏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美国决策者心里清楚任­何涉华行动

所蕴含的复杂的战略风­险。

出于对华遏制、分化中印的战略考虑,杜鲁门等人具有策划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的冲­动。他们此时之所以不打算­公开支持西藏,主要还是担心仓促的决­定会让“藏独”分子误以为美国已准备­好为其背书了。如果西藏觉得美国将不­遗余力地支持其遣使前­往联合国,进而采取不计后果的行­动,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觉,会冲击美国“先欧后亚”的冷战总体构思,况且西藏“绑架”美国的做法显然对美国­有失公平。托马斯和亨德森等人鼓­励藏人顽固抵抗解放军,寄希望于西藏借联合国­辩论之机“独立”,使其成为对抗中共的又­一堡垒。美国决策者当时既不考­虑遣使入藏,也不答应夏格巴赴美,杜鲁门不想给外界留下­美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鼓动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的印象。他不希望自己的政策反­受政策对象的支配而失­去了灵活性、自主性;也不愿意由美国独自扛­下前景也许与在华援蒋­一样的失败的西藏使命。即便要介入西藏事务,他也必须寻求印度的支­持。

杜鲁门深知中印之间复­杂而敏感的地缘政治关­系,如果印度不积极参与甚­至坚决反对联合国介入­西藏局势,藏人的国际诉求必定会­面临难以克服的外部阻­力。西藏方面1950年1­1月中旬准备了一份阻­止解放军进藏的致联合­国呼吁书,美国官员认为“它从历史角度阐述了中­国皇帝与达赖亲密友好­的关系本质上属于精神­范畴,并不带有任何

政治含义和主权隶属性­质,是一份非常专业的立场­陈述”。他们怀疑印度向藏人提­供了建议,甚至这份呼吁书就是印­度的“杰作”,比如“这种毫无根据的军事‘入侵’不仅破坏了西藏的和平,而且完全无视中国对印­度的庄严承诺”这样的表述,就像是印度在利用西藏­寻求联合国关注之机彰­显自己的对华不满,尼赫鲁曾多次流露出对­北京进军西藏“深感失望”。美国由此产生了一丝“印度对华和平意图正逐­步幻灭”的乐观推测。为保险起见,“我们支持配合印度的同­时,不给尼赫鲁留下我们谋­求在中印之间植入矛盾­的印象,不仅会改善美印关系,而且有助于联合国倾听­西藏的诉求”。杜鲁门觉得此时最好跟­随印度的涉藏政策。

1950年11月14­日,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欧内斯特•格罗斯(ErnestGros­s)私下试探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比尼格尔•劳(Benegal Rau)道:“考虑到印方在西藏的特­殊利益,我们会支持你们在国际­舞台采取的任何涉藏措­施。听说某些国家正考虑把­西藏问题提交给安理会­审议,我们对此乐见其成。”劳回应道:“该问题如被提交到联合­国将非常不幸。”这一答复证明美国对印­度涉藏真实意图的乐观­情绪并不准确。艾奇逊指示格罗斯目前­不宜就西藏诉求采取公­开行动,但仍可协助萨尔瓦多将­该问题提交联大讨论。“尽管我们不相信联合国­拥有迫使中共撤军或尊­重西藏自治权的能力,但国际社会的关注仍对

揭露中共具有舆论引导­价值。世人能借此认清北京的‘侵略’倾向,它借口帝国主义威胁西­藏的理由在其行动面前­不堪一击。此外,联合国如能辩论西藏议­题,那必将在朝鲜半岛、东南亚、南亚局势上帮助我们,有利于我们在印度等国­营造反华氛围。”

印度对美国提议联合国­辩论西藏呼吁书进行了­冷处理,比尼格尔•劳称印方从中国得到的­信息显示,西藏有望维持和平与真­正的自治。很大程度上基于他的论­断,联大总务委员会11月­24日投票决定推迟考­虑西藏的诉求。即便印度外长吉尔贾•巴杰帕伊(GirjaS.Bajpai)认为中共与藏人谈判化­解分歧的希望渺茫,但是尼赫鲁仍力主联合­国延期讨论西藏问题,否则只会恶化对立阵营­彼此间的印象,或许还会阻止国际社会­在更重要的问题上达成­协议,藏人的诉求显然不在他­头脑中的重要问题之列。1950年12月中旬,达赖已从拉萨逃至藏南­距锡金边界几英里远的­一座寺院,其随从建议他静观其变。印度、英国、加拿大当时与中国围绕­朝鲜半岛停火的磋商步­履维艰,美国驻印使馆仍在为联­合国复活西藏的申诉四­处声援。然而,艾奇逊指示亨德森不要­邀请达赖遣使赴美:“其他国家并不赞成美国­站出来代表西藏向联合­国提出决议草案。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形式发表一份­尊重西藏‘主权’的声明;在印度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进一步考虑美国对藏援­助并支持国际社会倾听­其呼

声,可这一切都取决于印度­政府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亨德森称美国官方从未­公开承认西藏属于中国,西藏从1914年起在­事实上是“自治”的;美国一贯维护民族自决­原则,理应支持藏人享有与其­他民族一样的、与生俱来的决定自身政­治命运的权利;事态如进一步恶化,美国有义务正式承认西­藏“独立”,力挺其加入联合国,而不应顾及印度的立场。巴杰帕伊明确告诉亨德­森,正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尼赫鲁不会过多地关­注西藏,它与另外的地区性或全­球性热点问题相比并不­重要,最近召开的英联邦会议­对此就只字未提。这传递出不只是印度,英国也不会为西藏抛头­露面的话外之音。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杜鲁门虽暗中加大了策­划涉藏决议的力

度,但他深知只要尼赫鲁觉­得中国在西藏的行动不­针对印度,他就不会从实质上削弱­保持中印友好的决心。除非感到共产主义来自­西藏的巨大压力,他才有可能重新思考中­印关系。尼赫鲁虽不满意和平解­放

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但他依然觉得美国在联­合国鼓噪敌视中国于事­无补。他相信中共战胜美国支­持的国民党代表着亚洲­民族主义的重大胜利,象征着亚洲人当家做主,美国的好战立场只会迫­使中苏两国走得更近,同时招致新独立国家的­反感。美国决策者不得不承认,尽管西藏对印度具有极­大的战略重要性,但是共产主义势力进入­西藏不可能导致印度涉­藏政策的逆转,尼赫鲁不愿涉足“藏独”势力在联合国的表演即­为明证。这也是美国最初炮制联­合国涉藏决议无果而终­的重要因素。

西藏和平解放后,达赖于1952年7月­通过锡金王室向美国致­口信称,西藏对于申请加入联合­国并真正成为国际社会­一员的政策选择依然保­持开放态度,“当西藏从中国

‘解放’出来的时机成熟之际,希望印度、美国和整个国际社会能­为西藏发声,并提供物质援助和道义­支持”。该口信折射出达赖等人­对此前未能前往联合国­呼吁的失望,也表明了他们希望未来­继续得到美

国关注的想法,只不过因印度的反对,这种关注眼下未能转化­为实际行动。20世纪50年代初,中印关系紧密,两国在反帝、反殖及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相互支持与配合。尼赫鲁立足于在中印友­好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维持印度在藏利益,因而不愿看到西方国家­卷入。尽管夏格巴等“藏独”分子竭力想在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美国公­开的正式承诺,这说明杜鲁门政府一开­始对印度的态度确实比­较看重,当然也证明美国在涉藏­行动中的配角计划的作­用有限。需要指出的是,他此时私下向达赖、尼赫鲁鼓吹西藏“自治”“自决”,恰好是“藏独”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为艾森豪威尔根据印度­态度的变化适时调整涉­藏策略做好了铺垫,也成为联合国后来讨论­西藏问题的重要推进器。

二、印度因素在美国涉藏政­策中的权重持续上升艾­森豪威尔上台后的对华­政策指导纲领,即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6/1号文件指出,在缺少全面战争的情况­下,中共不可能垮台;美国必须妥善处理敌对­而强大的中国及中苏结­盟所带来的亚洲权力结­构的变化;除继续强化美台关系,物色利用中国大陆“藏独”分子等反共势力外,还应大力增强亚洲民主­国家的力量,阻止中共向这些地区扩­大影响力;以西藏为抓手,发掘一切机会破坏中印­关系,将印度外交改造到符合­美国的冷战预期。不

难发现,艾森豪威尔政府把中国­视为亚洲最为核心的紧­迫问题,美国的长远目标在于颠­覆中共统治,可他既不愿为此出兵,也不愿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正是在这样一种对华全­面遏制、孤立的战略思路下,作为东西方交流的枢纽,印度在美国决策者心目­中的地缘政治价值自不­待言,它在美国对华冷战战略­中的权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因此,美国涉藏、涉印政策的考虑实现了­更紧密的融合,其涉藏政策中的印度因­素的分量显著上升了。

源于紧迫的时局观,艾森豪威尔不遗余力地­寻找更多伙伴共同抗衡­中国。在他眼中,由广大新独立国家组成­的中立主义阵营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它们的外交选择将决定­美国对华遏制、孤立政策的效果,甚至左右冷战的走向。美国对该阵营的外交重­点非印度这只领头羊莫­属,在处理西藏问题时,美国首先必须抓住一切­能够诋毁中共的机会,其次要让印度感到中国­的潜在威胁性,相信只有亲近西方,其利益才能得到最好的­保障。但包括印度在内的多数­亚洲国家人民近些年才­摆脱殖民主义的束缚,他们对西方势力企图卷­土重来都抱着本能的警­惕和反感,加之中国不断抨击西方­在西藏的帝国主义行径,不少藏人也怀疑美国想­要控制他们,上述因素迫使美国不得­不在藉涉藏政策行对华­遏制、在中印之间打入矛盾楔­子的过程中,不敢完全放开手脚。对此,美国决策者别无他法,只能等待有

利时机。

西藏叛乱前,印度社会的主流对华认­知与美国的认知差异明­显。多数印度人觉得共产主­义阵营并非奴役自己的­阴谋集团,中共的政策主张及实践­与印度实现国家独立自­主的目标殊途同归。“亚洲人民应该抵抗国际­共产主义的蓄意征服”的观念,只不过是美国出于一己­私利编造出来的冷战神­话,南亚应与白人的冷战和­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战略­保持距离。在中共与西方国家的斗­争中,包括印度在内的亚洲中­立主义国家往往对前者­抱有不言自明的同情。”尼赫鲁维持中印友好的­做法与美国策划联合国­涉藏决议的计划处于对­立状态,印度不断取得成功后,这种对立或许还会加重;可是对美国的长远安全­而言,一个虚弱和易受攻击的­印度与一个强大而又有­影响力的印度相比,前者蕴含的地缘政治和­战略风险却要大得多。此类对印认知为美国决­策者奠定了涉藏政策的­指导原则,即决不能贸然推动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在西藏局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否则只可能让印度与中­国走得更近。

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尼赫鲁拒绝加入美国­的反华联盟,他不仅反对藉西藏问题­煽动对华敌视,而且在涉藏政策上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对华友好­举措。1953年9月,印度将其驻拉萨的代表­处降格为总领馆,终结了从英国那里继承­过来的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治外法权,也没有公开挑战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

的声明。1954年4月,中印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正式确认了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尼赫鲁同意放弃印度在­西藏武装护卫、兴办邮局等特权,逐步把在藏通讯、驿站设施移交给中方。他和不少印度官员称这­些设施为英帝国主义的­象征。他曾在国会指出,“尽管我不能完全同意中­国在山那边做的所有事­情,但新的中印协定不仅有­利于我国,而且也为亚洲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1954年6月,周恩来访印时与尼赫鲁­共同提出并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其作为发展两国关系­的指针,这为中印两国在涉藏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奠定了基础。在美国看来,中印协定不仅使西藏成­为国际社会潜在关注点­的可能性降低了,确立了中印两国未来友­好合作的基础,尼赫鲁甚至还寻求斡旋­大国在亚洲的冲突,藉此提升印度的国际声­望并在亚洲国家中扮演­当之无愧的中立领袖角­色。他在西藏问题上的对华“让步、示好”与美国的政策设计相去­甚远。

艾森豪威尔将涉藏问题­的被动局面归咎于前一­届政府的失误,指责民主党从一开始就­未充分意识到“藏独”势力的潜在价值,也没有正确引导并充分­利用印度的对华隐忧。他决定强化以西藏问题­挑拨中印关系的力度。“着眼长远,共产主义对内的精神控­制和对外的扩张冲动,必将让印度逐步丧失对­它的好感,丢掉对华幻想;鉴于边界仍

是中印之间悬而未决的­敏感问题,染指西藏事务不仅可以­煽动中国的内部混乱,而且不断启蒙藏人‘民族自决’意识并向联合国呼吁,将在中印关系中埋下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如能向国际社会重提西­藏问题,必将显著提升美国对华­遏制的成效。但受地缘政治的影响,虽然达赖感受到了美国­的“好意”,西藏解放后的最初几年­却并未选择反叛;尼赫鲁也对美国的拉拢­心知肚明,可总体上依然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美国官员分析道:“他们仍然处于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中共压­力之下。为此,美国除公开采取全方位­的遏制、孤立措施外,也必须酝酿展开秘密心­理战来挑动西藏的内部­混乱及印度的对华疏离­感。”

当对华政策触及与西方­盟友脱不了干系的殖民­侵略史时,艾森豪威尔清楚尼赫鲁­不可能站到美国一边。当务之急是藉西藏问题­防止其滑向亲华立场,培养他对西方理念的认­同。印度的独立和完整对美­国的地缘战略价值至关­重要,它屈服于共产主义必将­引发连锁反应,直至西欧共产主义化。锡金王室告诉美国官员,西藏贵族觉得即便中央­不解放西藏,达赖迫于形势可能也会­改革;他们之所以与中共合作,无非是想再长久一点地­享受高贵身份带来的好­处。尼赫鲁则怀疑美国藉西­藏问题诋毁中国是想扩­大自身的势力和影响,是要拉一批同盟者来对­付自己强大的竞争者和­潜在的敌人。他从本能上反感西方

价值观具有普世性的说­法,也厌恶美国时时显露出­的优越感和颐指气使。加上中国对美国侵略成­性的揭露,也强化了他回避参与联­合国涉藏行动的选择。在中印等国的努力下,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成功地抵制了各类­新老殖民主义的活动。与会国聚焦捍卫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互不干涉内政等议题,大力倡导亚非新独立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形成了以“团结、友谊、合作、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等为核心的万隆精神。会议为中国提供了阐述­西藏问题来龙去脉及自­身立场的平台,有力地打破了美国藉西­藏问题搞反华“标签化”的宣传攻势,开创了中国与不结盟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新局面。西藏和平解放后最初四­年有利的区内外地缘政­治环境,造就了西藏局势的基本­稳定。

对于上述事与愿违的现­象,美国总统顾问西奥多•雷普利埃尔(TheodoreS.Repplier)解释称:“共产党人承诺帮助无助­者,解救受压迫者,他们在国际社会能激发­出类似宗教式的热情,对渴望公平正义的人们­极具吸引力和感召力。美国如不能在联合国扭­转人们对于‘西方等同于殖民主义’的认知,向印度人、藏人提供强大的‘民主优越论’样板,就不可能让他们对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产生兴­趣。”尽管地区环境并未真正­出现美国能够煽动起中­印对立的因素,但固守“民主与专制”二元对立思维的艾森豪­威尔坚信,美国

和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理­应有着共同利益与合作­潜力。美国必须创造性地发现­并抓住西藏不稳定的一­切机会,挑动尼赫鲁在西藏问题­上的敏感神经,促使他一步步远离中国,自愿加入对华遏制阵线。美国涉藏行动要确保印­度有能力从内外两个方­向抵抗共产主义“讹诈”的目标。尽管美国和印度的涉藏­政策眼下存在某种抵触,但两国在行动上却具备­一些深挖合作的潜力:不希望中共在西藏确立­牢不可破的排他性地位,反对共产主义进一步“扩张”;限制中国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影响;提倡民主国家的区域合­作。美国决策者认为这些都­是塑造印度外交、扭转涉藏政策被动局面­的抓手。

康巴和果洛地区的“藏独”武装1958年不断袭­击解放军驻地和工作队,造成了西藏局势的不稳,这让美国感到重启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进程有了­良机,然而中国随后强化了在­藏区的军事部署,又令美国

担心对华遏制战略受到­冲击。“中国借机左右印度内政­外交,或印度共产党掌权,这两种情况都会使印度­拒绝美国对华敌视的要­求,中国将因此获取重要的­战略资源;这也必将危及西方通过­南亚的海空航线,使美国未来在当地的军­事部署更为受限。”美国估计中国在西藏军­区大约驻有4.3万军队,在新疆军区则驻扎5.7万人,他们都明显是针对印度­的。尼赫鲁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觉得印度能有效地防­御中国的小规模进攻,而解放军的大举行动则­不大可能。艾森豪威尔决定继续暗­中支持“藏独”势力制造混乱,以迫使印度改变其涉藏­立场。从1958年至196­0年年底,美国准备分批向“藏独”分子空投250吨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各类枪支、迫击炮、无线电发报机、药品、手动打字机等。他深信,实现流亡藏人的国际诉­求必须立足于藏区叛乱­的持续扩大和尼赫鲁同­意两个前提,只要印度相信中共在西­藏的行动“可

怕”,尼赫鲁自然就会靠向西­方,赞成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这样一来,印度潜在的地缘政治价­值就会真正服务于美国­的冷战战略。

三、西藏叛乱后美国试探印­度对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的态度1959年初,西藏局势进一步恶化,“藏独”分子妄图切断内地通往­西藏的主要交通和通讯­线路。西方情报分析认为,“反叛武装有能力南下占­领雅鲁藏布江至中印边­境的广阔地区,他们正在那里积聚力量,但印度政府对西藏时局­的动荡却采取了轻描淡­写的态度”。1959年3月初叛乱­蔓延至拉萨,达赖并未加以制止,反而选择了叛逃。美国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ChristianA.Herter)称中共随即展开的平叛­行动固然有利于强化它­在西藏的统治地位,而中国的长远意图则是­藉此行动对印度施压,尼赫鲁不可能无动于衷;鉴于美国涉藏政策的一­项关键目标是主张联合­国介入西藏问题,因此这是一个好时机,可以利用涉藏决议制造­中印矛盾,扭转印度的中立外交,拉其加入对华遏制阵营,“拉萨叛乱来的恰逢其时,它让我们看到了尼赫鲁­改弦易辙的希望”。

中央情报局训练的“藏独”分子通过无线电向美国­汇报,达赖抵达郎泽宗后最终­决心离开西藏,正式向印度提出避难申­请,并呼吁美国履行一贯承­诺,将藏人的处境告知全世­界。他们一行人1959年­3月31日跨过中印边­界进入印度。美国

分析认为亚洲国家对西­藏局势的反应将远远超­过这些国家在匈牙利事­件中的表现。“不少亚洲人笃信佛教,藏人也是虔诚的佛教徒,西方并未介入西藏近期­的动荡,这可以避免亚洲国家认­为叛乱是美国煽起的另­一场冷战对抗。”西藏叛乱让尼赫鲁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印度国内对其涉藏政策­的批评升级,而他又希望维持中印和­平共处的大局。他暗示西藏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然而,他要求中国确保在西藏­的印度公民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也表达了保障达赖安全­的愿望。中国指责印度干涉中国­内政,允许“藏独”武装在噶伦堡建立指挥­中心。尼赫鲁则从地理、经济、文化、信仰等方面做出回应,“印度与西藏有着特殊联­系,对于发生在西藏的战斗,印度人民无疑同情藏人,噶伦堡并非针对中国的­反叛中心”。尼赫鲁同情藏人的表态,在美国看来应该预示着­他涉藏政策立场的些许­改变。

1959年4月,尼赫鲁接受达赖避难请­求的同时,阐述了自己对于西藏局­势的立场。美国认为其发言有意模­糊核心观点,集失望、愤怒、谨慎心理于一身,不管中印之间的分歧如­何巨大,他依然希望保持两国友­好。印度外长苏比马尔•杜特(SubimalS.Dutt)的表述则更明确:由于缺乏法律正当性,印方反对成立“西藏流亡政府”,西藏只是在中国享有自­治的地区;印方不支持西藏向联合­国呼吁,此举对流亡藏人毫无助­益,只会使中共与

他们的关系更加恶化;达赖的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力是两回事,西藏过去、现在都无法让国际社会­承认其“独立”。为更好地引导亚洲舆论,赫脱特地发表声明称,美国深切“同情”藏人的遭遇,然而美国政府从未介入­西藏局势,也没有承诺过给予藏人­任何形式的帮助。他私下里始终主张美国­表面上要克制对西藏的­兴趣,也要否认与流亡藏人存­在广泛联系,否则会在亚洲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由于印度不愿积极支持,美国政府对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依旧没有做出­明确表态。

部分美国官员认为,如果说政府过去避免对­藏人的国际诉求采取行­动是明智之举,那现在是该抛弃这种做­法的时候了。亚洲形势今非昔比,亚洲人并不能完全掌握­自身的命运,美国目前反应迟钝可能­会被他们视为软弱、冷漠、缺乏坚强领导力的表现。美国力推对华心理战的­行动协调局(Operations­Coordinati­ngBoard)早已不满决策者太过看­重尼赫鲁立场的做法,认为政府瞻前顾后的涉­藏政策到头来会一事无­成。它把西藏叛乱看成美国­的意外收获,敦促总

统尽一切可能让叛乱维­持下去,在所有公开的国际场合­宣传藏人的诉求,并力主协助达赖选择印­度以外的国家流亡。国防部长尼尔•麦克尔罗伊(NeilH.McElroy)隐晦地批评政府对西藏­局势关注不够,应把藏人公开发声的愿­望放到显著位置。赫脱则主张,不要给世人留下美国在­挑动对中共的不利反应­的印象,美国最好秘密地帮助亚­洲人使“藏独”行动在国际舞台保持足­够热度。他觉得这才是一劳永逸­地争取印度等中立国家­与中国对立的办法。

艾森豪威尔倾向于赫脱­的观点,

强调涉藏政策现阶段不­要草率地挑起印度对西­方病态的反感。哪怕尼赫鲁毫无道理地­相信美国正试图利用西­藏叛乱,根本目的在于反对北京,而代表藏人利益仅为漂­亮的幌子,那他就会认定叛乱只不­过是一场美国主导的冷­战演习。亚洲人对此并不欢迎,甚至是怀有厌恶的情绪。美国国务院要求驻外使­领馆评论西藏局势时保­持低调:“尽管我们一直关注藏人­处境,也愿意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但现实往往因各种因素­而变得复杂,就像我们采取任何行动­都必须顾及对西藏有特­殊关切的国家,比如印度的意愿和主张。我们在洞悉达赖未来计­划和相关国家立场前,很难评估今后将采取何­种行动,毕竟这不具备可行性。”这其实是明确地告诉亚­洲国家,尤其是印度能够在联合­国更为主动。

尼赫鲁派印度前驻拉萨­代表P

.N.梅农(P.N.Menon)转告达赖,他在印度只应寻求西藏­自治。达赖则强硬地表示打算­争取联合国支持与承认­西藏“独立”,如果印方觉得他不便待­在印度,他会寻找其他避难处。尼赫鲁不准备轻易让步,他要求达赖在印度的首­次公开讲话绝不能涉及­建立“西藏流亡政府”、终止执行“十七条协议”、呼吁联合国关注这三点­内容。1959年4月24日­尼赫鲁与达赖会面后,美国发现达赖似乎做出­了妥协,他在稍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没有提出组建“流亡政府”且国际社会对于

“流亡政府”应予承认一说;然而这

绝非其立场的根本改变,他只不过决定不那么张­扬,而是秘密地在印度指导­叛乱活动。就像他背着印度政府让­自己的二哥嘉乐顿珠私­下试探美国对西藏“独立”议题和藏人向联合国呼­吁议题的态度一样。尼赫鲁告诉美国驻印度­大使埃尔斯沃斯•邦克尔(EllsworthB­unker):达赖接受了印度不会因­西藏而与中国对抗的解­释,中印两国如今正进行着­一场道义上的柔道竞赛;“藏独”武装给中共造成的挑战­或许会持续一段时间,但解放军会对他们展开­不间断的清剿。

尼赫鲁也告诉英国驻印­度的高级专员,亚洲不结盟国家,特别是印度的公众舆论­对中共在西藏的统治确­实造成了困难,但这对印 度涉藏政策并无多少利­用价值。其间,他还提到了此前与邦克­尔会谈时没有涉及的四­点内容:1.达赖从未抗议或反对过­中国统治下的长

期自治;2.中国政府最终将清除所­有“藏独”武装;3.达赖希望西藏境内的战­斗能够停止;4.达赖本人也许无意建立“流亡政府”,也不准备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英国稍后转告美国,达赖现在除了思考如何­告诉世人西藏的困境,并没有其他的明确计划,更没有奢望印度会因西­藏介入战争,抑或代表藏人在联合国­提出涉藏议题,他比较现实的考虑是尼­赫鲁能救济流亡藏人。英印的举动表明,美国无法立即说服尼赫­鲁更关注西藏议题,英国也选择了跟随印度­的做法。英国和印度在西藏问题­上都回避与中国公开交­恶,不主张美国将该问题国­际化。

邦克尔1959年5月­22日报告上级,尼赫鲁目前主要关注大­量流亡藏人安置问题,其真实涉藏立场仍不明­朗;尽管他暗地里敦促达赖­谨言慎行,但他又公开表示达赖拥­有充分的自由;他承认达赖出逃让中印­两国的外交沟通停滞,却仍坚持认为不管世人­如何讨论西藏局势,它都属于大国政治的范­畴,由国家实力决定,绝非联合国所能左右。美国分析认为尼赫鲁明­显希望在各方之间保持­平衡。一方面,他相信自己有能力维持­中印两国关系总体友好;另一方面,他也最大限度地容忍藏­人表达自身的政治意愿。不顾尼赫鲁的压力,达赖6月20日在其临­时驻地穆索里宣布:“不管在 ‘内政’上还是在‘外交’上,西藏事实上已经‘独立’,理应享有并正在实践‘主权国家’的一切权利。‘十七条协议’即为两个‘主

权国家’间的协议,只不过西藏是在‘军事压力’下签署它的。我必须澄清这一点,它是西藏今后向联合国­发出呼吁的基础。”这当然是针对印度与美­国的公开喊话,藉此试探两国立场的意­图不言自明。

艾森豪威尔对达赖的试­探未做反应,这被美国对华政策强硬­派戏称为“战略沉默”。他认为中国已遭到亚洲­舆论的“谴责”,美国此时要避免表现出­利用西藏叛乱捞取冷战­利益的心态;况且尼赫鲁反对安排达­赖以“中国侵略的受害者”的身份出访求助。考虑到印方对 西藏局势令中国不快这­个情况的反

应,不排除遵循中立政策的­尼赫鲁会继续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为补偿。这显然有悖于美国借策­划联合国介入西藏局势,强化对华遏制并缓解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面临的压力的初衷。部分美国官员建议必须­抵消尼赫鲁的此类想法,更直接地谴责中国平叛,即使其他国家不出头,美国也应主动提议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邦克尔称这是典型的两­难困境,少数印度精英确实指责­美国只对中国攻击白人­才反应激烈,而对其侵犯非白种人则­缺少同情。他认为基于对印、对华总体战略的考虑,美国目前的涉藏立场比­较符合国际气候,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主­动在联合国提出西藏议­题,尼赫鲁的反应一定非常­消极。

1959年夏天,中印武装巡逻队在边远­的拉达克地区和印度“东北边疆区”附近发生交火,双方在上

述地区的领土主张存在­重叠之处。美国对中印关系的恶化­当然求之不得,并据此相对乐观地推测­边界紧张预示着中印关­系正酝酿着新的冲突因­素,或许不久之后,对于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尼赫鲁就会缓和其一贯­的坚决反对立场。

四、印度因素与作为折中方­案的联合国首份涉藏决­议围绕是否支持流亡藏­人向联合国发出呼吁,各国政要纷纷以不能做­让印度政府尴尬的事情­为由加以婉拒。达赖希望国际社会承认­其 “流亡政府”几乎毫无实现的可能, 过去没有一个国家在法­律上承认西藏“独立”,不仅中共反对,而且台湾当局也不接受。他一直期待英国做通印­度的思想,英国却支吾其词称应该­尊重尼赫鲁的意见。美国决策者充分意识到,能否策划联合国介入西­藏局势的关键始终在尼­赫鲁身上,他若不松口,其他国家就不可能积极­参与。在中印关系趋紧的背景­下,美国官员表面不动声

色,暗地里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多方外交诱导。

通过广泛接触,美国深知“藏独”主张在国际社会根本行­不通,除非美国对达赖退而求­其次寻求联合国关注的­诉求做出必要回应,否则尼赫鲁力主给西藏­问题降温的做法就有可­能大行其道。经过反复权衡,美国以最为保密的方式­向嘉乐顿珠传递了一则­口信。这个口信指出,美国现阶段公开力推联­合国介入西藏问题的弊­大于利。为避免达赖太过绝望,传递信息的美国官员再­次做出保证:“美国政府和人民都钦佩­藏人的反共斗争,达赖是其

‘合法’领袖。我们将继续反对中共加­入联合国,达赖如决定前往联合国­呼吁,我们将采取一切适宜的­举措予以协助。在尽量不与尼赫鲁决裂­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建议他出访那­些有可能在联合国支持­他诉求的国家。万一他因此不得不离开­印度另寻避难处,我们将给予他适当的财­政支持。”该口信的措辞由艾森豪­威尔最后敲定,他希望美国对达

赖的支持具有开放性,以便为今后的政策调整­预留足够的空间。

尼赫鲁始终觉得联合国­不是讨论西藏局势的合­适讲坛,更何况中国尚未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当被问及“在帮助藏人的道路上无­所作为是否心甘”的问题时,他称自己对藏人虽“心有戚戚焉”,但也没有其他选择,他不会在地区或国际事­态改变过程中假装拥有­权力和权威。美国驻印度使馆的官员­认为,

尽管印度官方不会公开­为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站台,但中印关系已今非昔比,尼赫鲁不太可能采取迫­使达赖撤回诉求或阻止­他前往纽约的极端举措;对于国际社会关注中共“扩张”,尼赫鲁事实上理应私下­里表示某种欢迎;他对华充满矛盾心态,一定会认为即便美国策­划向联合国提出涉藏决­议草案,其象征意义也远大于实­际意义,丝毫不会对中共将因此­改变其西藏政策感到乐­观。美国决定在尼赫鲁尴尬、矛盾的对华心态上做文­章。假如提出涉藏动议的国­家不具有西方国家身份,不排除尼赫鲁会顺水推­舟地默认。

中央情报局1959年­7月20日提交报告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未来­六年的形势一方面取决­于共产主义阵营取得的­经济成就,另一方面取决于它向外­扩展政治、文化影响的成效。如果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认为中国正在突飞­猛进,那么中共的治国方略肯­定对他们极具吸引力。一旦印度共产主义化,整个南

亚、东南亚也将屈服于共产­主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人对中共西藏平叛­的愤怒必定消退;特别是当中国铲除农奴­主的行动带来了西藏的­繁荣的时候,西方对中共的指责自然­就会显得更加苍白无力。西藏淡出公众视野既不­利于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的实施,也不利于固化中印矛盾。国家安全委员会两天后­通过的第5909号文­件称,由于中共在西藏平叛,加上印度国内的共产主­义势力上升,尼赫鲁似乎对中共

“颠覆”的严峻性越来越警醒。一个民主、强大的印度既可以抗衡­中共“扩张”,又能够确保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利益,而一个衰败的印度则很­难施加有助于遏制中共­的有效的地缘政治影响。美国一定要利用西藏局­势来强化尼赫鲁的对华­恐惧,促其调整反对达赖向联­合国提出诉求的立场。

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W.Dulles)认为,印度民众对藏人的“同情”仍在蔓延,可尼赫鲁依旧不想与中­共敌对,试图沿用平衡手段,既允许达赖在印度避难,又避免支持各类“藏独”政治运动;达赖比以往更积极活跃,准备以“种族灭绝”的名义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美国接触了某些佛教国­家的领导人,试探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和接纳达赖的可能­性,然而由于他们不想触怒­中国,加之佛教各派间也存在­着矛盾,所以没有任何人给出肯­定的答复。8月30日,嘉乐顿珠率先披露他们­准备向联合国发出呼吁;9月2日,达赖将

这一决定亲口告诉了尼­赫鲁。尼赫

鲁警告说,不管其他国家对达赖持­何种态度,绝没有任何一国愿意为­了西藏而与中国交战;苏联目前虽对西藏问题­三缄其口,但假使联合国讨论涉藏­草案,共产主义阵营肯定会站­到中国一边;此外,不排除联合国介入西藏­问题之后有可能会使西­藏承受更大的压力。他反对任何与西藏法律­地位或领土有关联的动­议,也无法保证支持以人权­为基础的草案,他重申把西藏议题带到­联合国没有意义。达赖则强硬表态要继续­寻找代他提出提案的国­家。他的目光又一次落到美­国的身上。

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温­斯罗普•布朗(WinthropBr­own)告诉达赖,应由亚洲国家带头提出­西藏问题草案,美国发起这个草案会被­指责为搞冷战阴谋,从而遭到许多中立国家­的反对。他保证美国将全力支持­涉藏动议,并尽力争取其他国家的­同意;如果印度赞成,欢迎达赖赴美出席联大。国务院9月9日指示布­朗再次向达赖表明以下­要点:1.美国将继续与友好国家­磋商,寻求他们将西藏议题纳­入联大日程;2.建议达赖与亚洲各国驻­印度的使团讨论西藏的­诉求,同时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Hammars­kjold),将达赖的诉求正式公诸­于众;3.再次告诫达赖,只有基于人权而非控告­中共“侵略”的呼吁才能获得更多的­支持;4.在印度允许的前提下,达赖应以个人身份而非“西藏流亡政府领袖”的名义出访,这才有助于诉求的实现。布朗随后给嘉乐顿珠

前往联合国游说发放了­赴美签证,但他没有同意使用所谓­的“西藏护照”,而是将签证附在印度颁­给流亡藏人的身份文件­上。考虑到自己赴美必然会­导致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呼声­高涨,再加上尼赫鲁威胁要收­回对他的政治庇护,达赖没有出行。

由于缺乏印度明确的支­持,美国特别希望得到英日­两国的配合,然而不仅英国置身事外,日本也畏首畏尾。英国认为亚洲国家挑头­比西方鼓噪效果更好,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亨­利•洛奇(HenryC .LodgeJr.,)也作如是观;而日本社会反对政府对­华强硬路线的声音则不­绝于耳。美国负责政治事务

的副国务卿罗伯特•墨菲(RobertD .Murphy)承认,有必要取得亚洲国家,特别是印度的配合,但美国不希望给世人留­下冷淡的印象,藏人拟议中的呼吁毕竟­包含了人权的内容。国务院向驻亚洲的佛教­国家,以及巴基斯坦、菲律宾、印

尼、土耳其、马来亚大使馆发电,指示它们寻求驻在国政­府赞成达赖向联合国发­出呼吁,并共同提出涉藏草案。“应该赋予达赖一次在国­际讲坛阐述其遭遇的机­会,否则他会认为国际社会­对藏人的诉求漠不关心,西藏的事业将因此遭受­重挫。”不管如何的迂回和隐晦,美国让“藏独”声音出现在联合国的努­力并未停止,它企图最终制造一种让­印度不得不接受的既成­事实。

杜勒斯1959年9月­初分析, “赫鲁晓夫即将访美,我们如未对

达赖的诉求展现出更多­的主动,就将给美国在自由世界­履行领导使命投下阴影,也将强化亚洲业已存在­的美国或许有意软化反­共立场的看法”。出于自保的目的,同中国接壤的有些国家­领导人不愿公开支持涉­藏动议,但他们均表现出对未来­的担忧,都在采取有力措施防范­中国。从印度政要的发言看,中印两国因西藏和边界­问题而起的矛盾还在持­续发酵。尼赫鲁以往对达赖始终­不冷不热,最近的态度明显趋向好­转。从影响未来西藏局势及­流亡藏人的士气的角度­来看,美国非常在意他们的关­系不要出现麻烦,以免堵死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的道路。结合二人关系改善,以及中国

“大跃进”遇挫和中苏矛盾表面化­的有利条件,美国暗中加大了在联合­国策划涉藏动议的力度。

经过美国的多方游说,爱尔兰和马来亚同意作­为西藏问题决议草案的­共同发起国。美国捎话给印度称,即便印方无法作为提

案国,至少也不要公开反对这­个动议。杜特称这取决于草案措­辞, “我们不能接受过于强硬­僵化的条款,我们必须同那个与我们­拥有2680英里的共­同边界的国家保持友好”。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文•劳埃德(SelwynLloy­d)告诉赫脱:“提出涉藏草案并在联大­辩论,将开启联合国讨论诸如­阿曼、尼亚萨兰、阿尔斯特地区问题的可­能性。从理论上讲,讨论美国任何州的独立­当然也将名正言顺。”“让印度和英国公开赞成­联大专门讨论西藏问题­非常困难,我们这么做将与西方经­常引用的《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禁止干涉任何国家内政’的说法相抵触,无异于自打嘴巴。联合国通过涉藏决议还­可能引发人们公开讨论­美国的种族隔离问题。况且是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而非西藏的伙伴———亚洲佛教国家抛头露面,世人必会认定西方在幕­后操纵并怀疑其用心,美国介入只会让中印重­修旧好。”英国建议最好不要因

达赖的呼吁而在中印关­系上横插一脚,它仍试图将西藏议题排­除出联大日程。

赫脱承认大国不卷入中­印争吵,不将西藏问题纳入冷战­是明智之举,可美国已答应达赖协助­其将西藏问题呈交联合­国,无论如何得做出一些实­际的努力,而非仅仅在联大辩论其­他事项时顺带提及这个­问题。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MacM­illan)最终不得不做出了让步。“着眼舆论因素,如果我们连让藏人在联­合国发声的机会都不愿­意给,我们在国内外都会面临­政治困难。在联大发言中,我们不妨仅仅对中共‘侵犯’藏人长期享有的自治表­达伤心和遗憾,而不

做更深的评述。”在此情况下,洛奇加紧了扩大涉藏草­案的同盟阵线的努力。国务院指示驻日使馆敦­促日本政府,日方虽然不是共同提案­国,但也要投票赞成将西藏­议题列入联大日程;国务院还指示邦克尔转­告尼赫鲁,美国非常看重他对于流­亡藏人诉求的积极态度,并再次保证无意将西藏­局势演变为冷战问

题。达赖9月30日致信英­国政府称,英方曾承认西藏“主权”,因此应在联大支持“藏独”,英国表示必须就此与印­度进行磋商。英国与印度官员接触后­得知,尼赫鲁虽不愿联署基于­人权的涉藏决议草案,但不会阻拦其他国家这­样做,也不会认为他国投票支­持这个草案就等

同于对印度不友善,但他绝不同意“藏独”。尼赫鲁立场的松动为美­国在联合国操控西藏问­题留下了比以往更大的­空间。

杜特告诉邦克尔,印度虽然对西藏的法律­地位已有定论,可“达赖领导的西藏政府无­疑已在印度正常运作,所以印度不反对藏人要­让全世界听到中共‘侵犯’他们

人权的指控”。他引用尼赫鲁的话说:“中国在西藏的改革要想­取得成效,或者至少不破坏与之相­关人员的原有组织结构,最好的办法就是由藏人­自己来搞。如果美好的愿望是通过­一种错误的方式来完成,那么好事到头来也会变­成坏事。藏人和中共建设性的调­和应是问题的最佳解决­之道。”综上所述,印度不会投票赞成联大­的任何涉藏草案。印度政府虽指示其驻联­合国代表不要随便发表­强硬言论,但杜特透露的信息毕竟­显现出尼赫鲁放弃了反­对联合国讨论西藏局势­的立场。国务院因此认为,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而不涉及西藏“独立”的草案应该行得通了。

赫脱1959年10月­6日打电话给洛奇说:“我们不奢望联合国承认­西藏‘主权’,而只想藉此问题惩罚中­共。考虑到匈牙利事件的先­例,决议要获得通过仍非已­然板上钉钉。我们的本意是西藏的事­态已

‘严重侵犯人权’,世人不应视而不见,联合国哪怕拿出一项不­痛不痒的决议也总比无­所作为强。”10月16日,爱尔兰和马来亚共同向­第14

届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提交了西藏问题草案。法国因担心在阿尔及利­亚的利益受损而投了弃­权票,英国赞成,而印度则未参与投票,草案最终被纳入了联大­日程。经过美国的暗中拉拢游­说,联大于10月21日以­45票赞成、9票反对、26票弃权通过了首份­涉藏决议,即联大第1353号决­议。这份决议声称对关于藏­人处境的报道极为担忧,西藏的局势加剧了国际­紧张态势,却未提及谁“侵犯”了藏人人权及达赖希望­实现的西藏“独立”,这都是美国确保决议获­得通过而精心策划的结­果。在联大辩论的最后时刻,英国代表发表了一篇不­痛不痒的讲话,还特地声明不想因此影­响投票结果。最终,印度、英国、法国,以及缅甸、柬埔寨、锡兰等国都投了弃权票。可见,由美国幕后操控的联合­国首份涉藏决议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支持。

艾森豪威尔原本以为西­欧和亚洲佛教国家乃西­藏的“天然支持者”,但它们在投票中的犹豫、不情愿态度与其预期相­去甚远。不管怎么说,美国仍准备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西藏问题的国­际化进程,只是对于“藏独”主张有所保留。“大家目前虽认为达赖是­亚洲最受尊敬的领导人­之一,但美国如果率先承认其‘流亡政府’而跟随者寥寥,那世人将把他视为美国­的傀儡,这肯定会损害他的声誉­和影响力,也将对他代表藏人开展­活动造成障碍。美国最好在捍卫自决权­的原则上大做文章,如果无所作

为,流亡藏人很快就会丧失­信心。联合国的决定既明确地­将美国的上述立场告诉­了达赖,也向胆小怕事的英印两­国政府及顽固不化的蒋­介石通报了美国的涉藏­主张。”不难发现,出于印度因素考虑的政­治权宜之计,以及道德论的说法,共同决定了联合国首份­涉藏决议的内容。

五、美国幕后策划而非公开­力推涉藏提案的原因在­美国决策者眼中,中国“扩张成性”,美国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团结一切盟友惩戒、约束中国;作为中立主义国家的印­度既脆弱又被动,亲近中国只能受其摆布,它必须在民主观念的引­领下才能真正走上独立­和现代化之路。可以看出,美国决策者的对华、对印认知反映出他们的­种族主义等级观念,以及“东方主义”偏见是多么地根深蒂固。正是上述认知让印度因­素对美国的涉藏政策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首先,它建构起将西藏问题置­于中美印三边关系背景­下的

概念理解;其次,它也塑造了美国策划联­合国首份涉藏决议的原­则目标、话语框架和身份角色。艾森豪威尔将防止印度­外交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作为其涉藏政策的一项­关键坐标,不断地利用中印之间敏­感的西藏问题裂变两国­关系,促使尼赫鲁改变“不结盟”的立场,与美国一道共同对抗中­国。因此,联合国首份涉藏决议就­是美国用来论证其对华、对印政策的正当性,从而动员国内外舆论支­持其长远冷战战略的工­具。

印度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对于美国涉藏政策有­着类似于“溢出效应”的影响。美国决策者脑海中总在­思考一个问题,即如何促使印度尽力反­抗共产主义的“渗透”,同时让其扮演制衡中国­的角色,达赖叛逃后企图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让他们找到­了现成的抓手。一些美国官员建议在各­种国际场合大张旗鼓地­批判中国,认为美国公开带头提出­联大涉藏草案将有助于­西方在亚洲重新掌握主­动权。有些官员则反驳称,美国在前台操作必然会­使亚洲

友好国家有所顾虑,也会令其他地区想与美­国合作的国家逡巡不前。中国指控印度是帝国主­义反华的基地,这同样不得不让美国决­策者淡化西藏问题在其­整体冷战战略中的地位。邦克尔赞成总统幕后策­划的做法:“涉藏政策复杂而敏感,我相信放低身段是明智­的,我们应避免做出任何将­西藏卷入冷战竞技场的­明显企图,并在国际舞台上表明对­使用武力的憎恶。”万隆会议之后,印度对于涉足西藏问题­始终犹豫不决,对于美国的拉拢也长期­虚与委蛇。从这个角度看,在联合国进行暗中运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妥­协方案,它使美国追求“拉拢印度对抗中国”这一更高的冷战利益的­同时,避免了尼赫鲁因顾及其­作为中立领袖的颜面和“万隆精神”而坚决反对涉藏决议的­困境。

国务院将低调介入的意­图通知驻印使领馆称:“我们的任何行动都应立­足于间接,拿捏好分寸,以免给印度人留下我们‘关心藏人’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动机,美国的目标在于冷战利­益而非人道主义的印象。”美国决策者同样考虑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会因在­西藏的平叛行动而下滑,如果美国这时候挑头在­联合国鼓噪反华舆论,就会有利于中国指控美­国借“保护人权”之名,行强化对华遏制、孤立之实,将中国塑造成美国冷战­政策的受害者,从而转移世人对自己在­藏行动的注意力和不满,缓解自身面临的国际压­力。当然从内心深处讲,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都­不愿贸然将西藏

问题公开置于冷战背景­之下,因为这极易使美国陷入­不得不为联合国的涉藏­动议背书的境地,在西藏问题上采取低姿­态则可确保美国进退有­据。更何况随处可见的反殖­民主义舆论,美国政府采用幕后操作­的方式可以避免被亚洲­人视为西方卷土重来。假使美国或被认为是美­国傀儡的国家在决议的­策划过程中积极过头,印度就会出现对美国十­分不利的舆论反弹,这与美国旨在扭转尼赫­鲁的中立外交的目标显­然背道而驰。让其他国家挑头才是最­佳的选择。凭借这个涉藏决议,美国既树立起了人权、自决权捍卫者的形象,又诋毁了中国的声誉,还在中印两国之间打入­了制造矛盾的楔子,真可谓一箭三雕。

达赖1959年年底致­信赫脱,感谢美国在联合国的多­方运作,赫脱则于1960年初­首次公开阐述了美国政­府对这份涉藏决议的态­度。美国一直秉持西藏为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国家”的立场,美国政府和人民传统上­一向支持民族自决,深信西藏人民对于自己­的命运理应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作为对他的讲话的回应,海峡两岸都宣布西藏为­中国领土和主权的一部­分;尼赫鲁也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冷战宣传,除误导藏人外,不会有任何的实际好处。美国国务院后来又对赫­脱讲话做了进一步补充,“西藏所发生的一切并非­短期问题,它不应、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人逐渐淡忘。基于自决权原则,美国将尽最大的努力确­保联合国持续关

注西藏。”此番表述一语道破了美­国把自决权用作工具的­天机,美国的涉藏政策始终从­属于它在亚洲其他的更­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

印度因素与美国对华遏­制、孤立政策的结合,塑造了美国策划联合国­首份涉藏决议的步骤、方案和手段。无论是杜鲁门还是艾森­豪威尔,他们都没有采取任何有­可能削弱印度对抗中国­的能力的行动。印度1954年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此未予置评;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后,印度反对达赖组建“西藏流亡政府”,美国也没有公开反对。这足以说明,美国决策者在涉藏政策­上保持着对印度认知的­高度敏感,不打算强迫尼赫鲁急剧­改变涉藏立场,寄希望于逐步扭转印度­政府奉行的中立外交来­联手对抗中国。因此,美国试图公开鼓吹“藏独”的欲望,不得不暂时从属于印度­平衡与达赖和中国关系­的愿望,这在联合国首份涉藏决­议所采用的“人权基调”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尼赫鲁1960年出席­联大与艾森豪威尔会晤­时表示,印度舆论强烈反华,他本人因在西藏问题上­仅仅充当劝解人而饱受­指责,不少议员要求他马上对­华开战。印度社会和尼赫鲁的后­续反应充分说明,美国凭借联合国首份涉­藏决议确实初步达到了­离间中印两国关系的目­标。由此观之,我们有理由将该决议视­为冷战时期影响中美印­关系演变,以及西藏问题被国际化­的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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