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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中国近代革命中，苏联曾多次扮演武器提供者的角色。

从1917年发动护法运动到1920年代初期，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依然只能靠到处联络军阀来实现自己的政治图谋，尽管他振臂一呼，即能争取到几万几十万的人马来其麾下，但这些临时归附来的军队多不是真心实意，一遇挫折，就逡巡观望，推三阻四，连他一手培植起来的陈炯明，在羽翼丰满以后，也不惜与他反目成仇，分道扬镳。

此时此刻，假如不是苏联方面

雪中送炭，向国民党、向孙中山及时提供大批军火及其他支援，黄埔军校恐怕建不起来也办不下去，国民党的党军更难以在两年之后就形成规模。

孙中山建立自己的党军，第一步是创建黄埔军校，但军校创办初期，武器奇缺，只有粤造七九毛瑟枪30支，多亏苏联及时运来军火，黄埔军校才得以站稳脚跟。军校首任教育长王柏龄在《黄埔军校创始之回忆》提到：“第一批苏联军火就有长枪八千支，小手枪十支。八千支俄式步枪均配有刺刀，每枪

有五百发子弹。学员们个个欢天喜地，说：‘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

以黄埔学生为基干组成的党军，尽管人数尚少，但在东征陈炯明，平定滇、桂军阀及商团叛乱时，每每能以寡击众、屡战屡胜，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士气高昂，训练有素，但武器装备上的优势也应该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除援助黄埔军校之外，苏联还向广东革命政府多次提供军火援助，计有步枪51000支，子弹57400万发，机枪1090挺，这些武器无疑使国共合作期间的广东政府如虎添翼。1926年，从两广出发的北伐军一改以往数次北伐均止步于湘赣两省的局面，顺利挺进至长江流域，苏制武器的援助与苏联顾问的建议，均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黄埔建校之初，苏联就向广州方面派出一批军事教官，最多时达到30多人。广州革命政府东征讨伐陈炯明，布留赫尔（即加伦将军）率 20名苏联顾问参与作战指挥；第二次东征时，更多苏联顾问参与其中；1926年，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作为顾问的加伦等苏联军人对北伐军的作战计划、战场指挥都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建议。与此同时，北方冯玉祥国民军也从苏联方面获得军火及其他援助，假如没有这些援助，冯玉祥所部恐怕会在1926年便被张作霖、吴佩孚联合剿杀，如此一来，北伐的成功也许至少还要再等两年以上的时间。

从这个角度而言，苏联的支援

在客观上推进了中国的统一。但苏联方面真正中意的政治力量毕竟是更加志同道合的中国共产党，当1927年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后，苏联即转而决定向中共提供大笔军火，扶持中共以革命的武装来反击国民党的背叛。

对中共的军火援助有据可查的至少有三次。

第一次是1927年，中共控制的武装在南昌举行起义后，苏联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立即决定拨出1.5万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2000发炮弹，紧急派船海运到广州附近援助在南昌起义的中共军队。

有人不了解这一情况，一味指责南昌起义后部队为什么不在江西就地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什么不学秋收起义的部队向国民党力量薄弱的乡村地区转移，而是非要舍近求远，千里迢迢开往广东，以便再度从广东起兵北伐。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接收这笔数额巨大的军火，这批军火大概能够装备三万人的部队，起义军一旦得到这批武器弹药，立即就能让海陆丰等地的农军更换装备，并可迅速扩张到五六万左右的规模。那样一来，我党重占广东，几乎指日可待。

然而，由于途中遭遇国民党军队的剿杀，起义军终究没能控制海口，也不曾接收到这笔宝贵的军火。

第二次是1936年10月，徐向前、陈昌浩奉中央命令，率西路军远征河西，战役目标是要打通国际

交通线，以便接收苏联已运到新疆附近的大批军火。

1936年12月8日，陈云、滕代远从莫斯科前往阿拉木图，在靠近新疆的霍尔果斯，他们亲眼看到了苏联当局准备提供给西路军的坦克、大炮与其他武器、弹药。

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及西路军问题，以为：“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3个月后，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西路军问题：“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

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

一旦骁勇善战的西路军获得这笔现代化水平颇高的军火，红军在装备上不仅将超过西北各地军阀，甚至有可能与中央军最精锐部队的装备大体持平，那样一来，西北红军的战斗力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实现倍增。不过，由于途中遭遇西北马家军的围攻，人生地不熟的西路军未能打出河西即已损失殆尽，他们和南昌起义的部队一样，都没能真正接收到苏联方面提供的军火。

第三次是1945年8月，苏联对

日宣战，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从关东军手里缴获了足以武装百万大军的武器弹药。由于远在西南的国民政府鞭长莫及，华北地区的中共武装捷足先登，得到了这笔数目可观的武器，东北人民解放军也因此才有出关11万，入关100万的飞速发展。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里写道： “由于日本战败，其关东军放下武器，留给我们一大批战利品。大部分战利品，特别是作战装备，都移交给中国共产党人了。关于这类武器，我们与盟国有协议在先，即我们无权把它们交给中国境内各个交战集团的任一方。因此在向毛泽东移交这些武器时不要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在违背自己的承诺。于是我们就把武器运到了一个什么地方，而中共的人则把它‘偷走，用以武装自己的军队。那时他们已经建立了一支很大的用缴获的日本武器装备起来的队伍。”

赫鲁晓夫并非当事人，但他所描述的过程基本还是符合实际的，关于这笔武器的具体数字，中苏各执一词，但这笔武器足以装备数十万军队，彼此都还是认账的。

苏联在东北地区提供的军火，不仅武装了数十万东北人民解放军，保障人民解放军击败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于1948年11月即解放东北全境，而且通过海路、陆路，输送给华东与晋冀鲁豫的解放军，使关内解放军越战越勇，终于在1947年转入反攻，1948年在战略决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